“合二而一”乃和谐共赢之道
——纪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
饶春球
老实说，作为长期工作在
一、特色“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同属于唯物辩证法思维科学的范畴。综观古今外的理论的、形象的、直觉的人类思维，其中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莫过于悟性思维。中国儒家讲求“内省”，道家提倡“悟道”，政治家提倡“觉悟”，《西游记》中的唐僧，给三个徒弟取名“悟空”、“悟净”、“悟能”……都是积极推崇悟性思维的。这种思维和理论思维比较，一个是看到相同事物之间的差别，不断追求一种“确定性”及其完美的表达式；一个是看到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之处，追求一种“辩证性”或曰“不确定性”及其所包蕴的阳光与月光、绿野与荒原、风暴与雷霆、躯体与灵魂等等的圆整表达式。前者多被称为理性思维，它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代表事物运动的方向，谓之“发展”；后者被称为悟性思维，它从复杂到简单，从高级到低级根本的转变，代表事物运动变化的终极，谓之“超越”。理性思维瘦骨嶙峋，其骨骼是逻辑和条理；悟性思维是珠圆玉润，其灵光是无碍与圆融；理性思维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与自己以外的所有观点对立；悟性思维海纳百川，包融一切，与所有观点共存。
从简单到复杂，理性思维越思考越多，借《易》学之语，谓之“益之又益”［1］；悟性思维从有入无，越参悟越少，用《易》学之语，谓之“损之又损”［1］；理性思维从无入有，从化外进入时空，讲求“分”，追求“精确”，有较强的时空性，境迁物异，易于成为过去式；悟性思维从有（复杂、高级）入无（简单、低级）、超越于时空之外，讲求“合”，追求“穿透”，所以总是现在时。中国教育家总是要求学生“把书读簿”，“学以致用”，也是强调“穿透”之旨趣。《资本论》可谓理性思维的代表作，数百万字写一个“资本”，还没有写完；《道德经》可谓我国悟性思维的样板，五千言说大千世界，已淋漓尽致。前者成书于100多年前，发行量业已下降；后者杀青于2000多年前，今购阅者依然踊跃。
从思维的角度审视毛泽东和杨献珍这两位经典作家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文字表述：“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二者均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宗因用果，同属于中国式话语体系，且为领先时人的创造性论说，故均为中国特色思维类的结晶。尽管它们语言结构及其顺序有些差别：前者由“一”到“二”，后者由“二”到“一”；前者以“一”字开头，后者将“合”字踞首，且有“分”、“合”二字之别，但由于这两位作家都是喝中国水、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成长的，他们的身体和血液里漂染和积淀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基因，故均依国教和先贤理论，启正智，求正解，破迷开悟。二者字数相同，“一”与“二”含义相通。虽义理蕴渊有别、然均言约意丰，同为辨析正误的开发型智慧。但是，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从运思的方向标上分析，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更多地展露出以知识、理性为动力的意志力动作反映，其思维指向是从根本爬向枝节，从简单爬向复杂，具有理性思维特点，是一种工巧型智慧，姑谓之中国特色的理性思维；而
二、根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中国特色的思维，最根本的，还在于它们都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创造性地运用了儒、道、法、佛多家文化融合的结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通常，人们把自己所认识的自然规律称为“天道”，把社会规律称为“人道”，《周易》及其《传》就是一部对天道、人道进行综合考察的经典著作。它用象征、格言、暗喻和隐语的方式，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进行了深刻揭示。我们可以对《周易》作多方面的解释：神秘的、宿命的、体悟的、思辨的等等，然朱熹的《周易本义》应当是最具思辨价值，特别是他的《上下篇经篇义》，可谓突现其精思功力的代表。在朱氏看来，《周易》上篇研究的是“天道”，是“体”；下篇研究的是“人道”，是“用”。“天道之体以否泰为主”，无否泰无易；“人道之用以损益为主”，无损益无易。朱子等于是说社会规律的核心是分合规律。朱熹的这一见解或许是一种“大胆”，但绝非狂妄，其分合规律是从中国哲学本体论中自然引伸出来的。其阳动阴静、五行生克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彼此消长的损益过程。如果说阴阳五行学说属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范畴，那么，损益学说则属于实践范畴［3］。可见，“分”、“合”源自“损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同属于实践辩证法的范畴，是中国哲学之树上绽放的两朵奇葩。
中国哲学是华夏古圣先贤观星望月、法天象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上下求索的一种体悟性结晶。博大精深又珠圆玉润，具有世界上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包容力、和协力和穿透力。现代哲学中，诸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内因与外因、量变与质变，科学与哲学，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等诸多原理、原则，在中国哲学中只不过是极简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25个字所要阐明的义理：道产生统一的事物，统一的事物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两个方面产生第三者，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万物内涵着阴阳，阴阳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这是一幅“共有中存在”的殊像。这种殊像，是说人生宇宙是一个处处关联着的关系网。如生长在花园里的一棵树，要靠种子、水分、土壤种种因素，才能够生长存在。而种子、水、土等因素，本身还要靠别的因素，别的因素又要靠别的因素，推而广之，可达“万物”。反过来说，这棵树可以培植风景，长大后木材可以砍来做家具，而家具又可以供人应用。由因素所生的树，又可以关联到万物，就是这种相互关联的“共有中存在”的殊像。又如一个人的生存，小时候要靠父母养育，长大了要受学校的教育，还要靠朋友的帮助；衣、食、住一切生活物资，要靠农民、工人、商人的供给，生活的保障要靠国家政府的组织、军警的护卫，必须要有这种种因素，一个人才能够生存。同时，一个人也必然要尽他的知识、能力，去替社会做事，给别人作“因素”。你种田，我织布，他盖房屋给人住。人类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是群体分工合作的组合，它的相依共存关系、因素，是更明白的，也是一种互相关联的“共有中存在”的殊像［4］。这种殊像，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单一的，而是“负阴抱阳”的矛盾统一体，阴阳的结合体，存在于物质发展变化过程的始终。阴阳既相互联系——“合二而一”，又相互作用——“一分为二”，既统一又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合二而一”，就没有“一分为二”；反过来说，没有“一分为二”，也就没有“合二而一”，二者互相联系，互为补充。事物的构成、事物发展的每一阶段也存在阴阳两性的对立和统一，其发展变化也是阴阳对立的矛盾体：一个新事物的产生，是阴阳交合的结果，是“合二而一”；一个旧事物的消亡，是阴阳的离决，是“一分为二”。此二者乃称之为“冲气以为和”，即“以合求和”、“以分求和”。由此不难想见，“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深厚中国哲学的根基。
三、价值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体悟和精思，培育了一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常青之树，谱写了一曲千古留芳、美妙动人的东方乐歌。然而，它以平静的语调，明智地、不动声色地告诉世人的世间万物是一种“伙伴”关系的理智，却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中国近代内战、外患不断，人为阶级斗争升级，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存在，当是见证。而在这方面，反映冷静、理智，甚或堪称知音和导师的，当推“合二而一”思想的提出者
（一）“合”、“分”的社会总能量东方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说，一个国王教育儿子，先将一支箭让儿子折，儿子轻轻松松将其折断了。然后又将10支箭捆在一起，让儿子折，儿子使出全力，也未将其折断。他告诫儿子，这10支箭，好比你们10个兄弟，你们同心、合作，劲往一处使，别人就无法战胜；如果一人一条心，彼此孤军作战，就会被轻易击倒。就是说，10支箭的合力，大于1支箭的分力。无独有偶，西方的克雷洛夫也有一则相似的寓言：天鹅、梭子鱼和虾各拉一辆车，天鹅往天上拉；梭子鱼往池塘里拽；虾往后拖。它们都拉得满头大汗，车却一动也不动。这就是说，它们的合力等于“零”。如果朝同一方向用力是合，朝相反的方向用力是分，设定一个方向为正，反方向为负，则：当合大于分，合力为正时，车就会朝正方向移动；当分大于合，合力为负时，车会朝反方向移动；分合相等时，则合力为“零”，车就原地不动。
假如一个社会是“10支箭”，是一辆车，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合作多于竞争，团结多于战斗，相爱多于互恨时，社会就前进；相反，社会就衰退；二者相等，社会就停滞。
假如我们把一个社会的合作，团结和相爱总和称为合法总量，把竞争、仇退和战斗的总和称为分法总量，我们亦可以推出：合法总量超过分法总量的社会是正和社会；分法总量超过合法总量的社会，是负和社会；二者相等的社会是“零”和社会。毫无疑问，我们理想的社会是“正和社会”，是和谐、平等、发展的盛世。我们反对的是乌眼鸡、窝里斗的负和社会和耗散的“零和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你死我活的争斗中，而没有投入创造和相爱中。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如果他要花去60%以上的精力，用于算计别人或防备别人算计，并且每个成员都是如此，那么，这个社会和组织显然就是负和的。
负和社会大抵有三种形态，一是战争时期的社会。战争几乎把全部的国民财富和最年轻的生命都投入屠杀，收获的却是一片废墟。就连胜利者，虽因战胜而能掠夺敌方的某些财富，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财富只是减少不会增加，在战争中毁灭的不仅有如花的生命，还有前辈留给后代的辉煌；二是团体冲突剧烈的社会，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是其主要形式；三是个人之间不能合作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成员，浑身像长满刺的刺猬，彼此间找不到结合键，相互保持安全距离。这种国民性的形式，可能与分法谋略的滥用有关，特别是36计的普及和好斗精神的灌输，诱使一些人把诡计诈谋当作人生的必读，培养出来的当然是乌眼鸡。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我们民族始终难以摆脱负和社会的命运有关。内战和反抗外族入侵战争连续不断，人为阶级冲突不断升级，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也在发展，我们曾经是三种形态的负和社会的综合体。尽管结束外战和内战之后，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期，团体冲突缓解、个人冲突被宏伟理想所压抑，可阶级斗争的狂风却吹落了这种稀疏的繁荣……结束“文革”，结束大规模的团体冲突，在全社会推行发展经济的最大合法，出现较为持久的繁荣，是近代以来少有的。但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依然存在：政治冲突性质的阶级斗争在嘘声中谢幕，个人经济利益的格斗又已经粉墨登场……［6］
要实现一个持久的正和社会，就要造就带“合”字号的国民，要使我们的国民像兼容机一样，能和任何软件、硬件兼容。这就要普及合法、学习合法，大力倡导继承和发扬
（二）“合”、“分”的人生哲学1、为道与为学。《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48章）。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为道”和“为学”所作的区别，但并未述及其联系。其实，“为道”就是“修道”；“为学”就是“求知”。所谓“为道”、“修道”，就是要使自我成为道的载体，成为道的自我意识，成为道的人格化。
众所周知，“道”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有”界诞生前的状态，是“无”界或“有无”界状态的一种描述。要使自己成为道的人格化，自然要使自己归于“无”，趋脱“有”界进入“无”界或“有无”界。
自我是“有”，归于“无”，就是一个从有到无的“损”、“分”过程，就是一点点放弃从生活中获得的社会性自我，而一步步返归于道的自我（本我）的过程，即“为道者日损”。当代道家太极文化大
苦修派道士或僧人，以为远离尘世，过“无”的苦修生活，就能成道成佛，恐怕是一种误解，“身空来必心空，心空则四大皆空”。因此，没有必要把为道和为学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完善人格产生于为道与为学的结“合”，出世与入世的结“合”。为道出世，为学入世。我国儒家对为道、为学，出世、入世的内涵作了延伸，更是认为二者密不可分。儒家认为，道在万物之中。《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等于在说，柴米油盐皆有道。由此可见，儒家所求之道，是万物生成的道和万物变化的道，这道是热闹中的门道。热闹是表象，门道是本质。求道对于认识事物来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做事来说，是寻求做一件事最理想的方式，也就是符合事物本质的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求道，很像科学研究中的抽象过程［6］。
抽象是损，是分，是析，把无关的表象、假象剥去，露出事物的内核和本质。人们常说的“把书读簿”，就是析去无关紧要的情节和叙述，抓住书中本质的东西的意思。
这样的道，不仅与求学不矛盾，而且只有很好地为学，才能很好地为道，只有先多（益、致知），才能后少（损，得道）。
2、为己为人。二者之对立，是小农经济社会的一个特点。要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要么“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二者之中似乎没有中间的选择。
小农经济自食其力，万事不求人，不需要通过造福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别人也不需要通过造福于你来获利，这是小农国家人人奉行的民间哲学。而要贡献国家和他人的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自然成了小农国家的官方哲学。
真正把利己和利人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犯罪，不先利于别人而直接获取自己利益的事是很难找到的。在这种条件下，想要更多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必须更多地造福于别人，利人成为利己的唯一通道。所以，要想利己的人，必须通过利人之门。
在这种条件下，为人为己的问题变成了：为人以获利，为己以修身。为人用“合法”，你为别人做的事越多，你获得的利益就越大；为己用“分”法，你越少地在有害的欲望和无谓的小事上耗费时间、精力和感情，你的身心就越健康。
3、成圣成王。“内圣外王”是新儒家明确提出的人格理想。它的模式是：“格物致知，修身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是“为学”，修身是“为道”，为道是“成圣”，为学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成王”。“成圣”是为己，“成王”是“为人”。
应当说，这种人格模式，不独属于儒家，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最高构造。
所谓“内圣”，是说要有圣人的伟大高远的精神境界，这只有通过损欲望、倒空心灵垃圾才能做到。所谓“外王”是说，创立不世功名，造福天下人，这只有通过增“益”才干和不断进取才能做到。
在我国哲学流派中，早期的道家、佛教，强调的是“成圣”的一面，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他对成王不感兴趣。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亦似示此趣；法家强调的是“成王”的一面，韩非只看重“法术势”，对“成圣”没有欲望；儒家，特别是新儒家，综合了道、佛、法三家之长，锤炼出“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可谓儒、道、法、佛四大文化的结晶，并教导出了像王守仁、曾国藩式的理想人格典型［6］。
上述合分人生哲学思维虽未对人生的模式进行修订，但却提出了解读传统人生模式的课题和途径，不乏生机、智慧和启迪。
（三）“合”、“分”的道德哲学迄今为止，大部分道德哲学，都是价值的道德哲学，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好坏问题，诸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义的善等等。至于道德是干什么的问题，其回答是功能道德哲学的任务。
道德的功能，是赏善罚恶。赏善是褒扬，罚恶是批评，这种功能可以由社会承担，也可以由个人自己承担。社会承担它的手段是“舆论”，个人承担的途径是“自律”。
舆论的褒扬是社会赞美，舆论的批评是社会谴责；自律的褒扬是自我激励，自律的批评是自我谴责，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我批评。
社会的即时赞美和谴责，是新闻的功能；社会滞后的赞美和谴责是历史的功能。孔子作《春秋》，就是让历史承担道德功能的代表。
社会舆论和个人自律相比，前者比后者重要。个人道德自律的产生，是社会舆论作用下个人选择的结果。受自己激励的行为，首先是受社会赞美的行为，被自己谴责的行为，首先是被社会谴责的行为。社会赞美带来名誉和欢乐，社会谴责带来损害和痛苦。通过内省，个人心理规避受舆论谴责的行为，努力去做受舆论赞美的行为。不过，舆论的颠倒也会带来自律的颠倒。现在社会舆论曾一度高看小人行为，于是“真小人”、“伪小人”也就公开宣布自己是“小人”……［6］
假如有人把褒扬称为道德的“合”的功能，把批评称为道德的“分”的功能，然后来看看一个社会或个人，只有道德的“合”功能，没有道德的“分”功能，或者相反，只有分的功能，没有合的功能，所产生的道德功能“跛足”的后果。
如果“合”是道德功能的右足，“分”是道德功能的左足，右脚跛，则这个社会只让人看到它的黑暗面，看它的千疮百孔；左脚跛，这个社会只会让人看到它的光明面，看它的莺歌燕舞。只有批评，没有表扬，将没有人做好事，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则人人都可以干坏事。因此，“合”、“分”两种功能的结合，是个最理想的模式。
不过，就社会健康来说，在道德的两种功能中，“分”的功能却要比“合”的功能更加重要，在一个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譬如：如果“合”是装饰房间，“分”是清除垃圾，房间不装饰尚可居住，但垃圾不清除则无法生存；如果“合”是进补品，“分”是治疗疾病，补品缓进，尚无性命之忧，疾病不治，则苟延残喘无日；如果“合”是改进空姐的服务态度，“分”是消除飞机隐患，态度不改进不可平安着陆，隐患不消除，可能将随风而去；如果“合”是培养新品种，“分”是消除病虫害，新品种不培育，庄稼还在；病虫害不除，将可能颗粒无收……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现象，就是道德与法的“分”的功能萎缩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有权人的舆论监督和谴责的缺如，使得以权谋私者屡屡以身试法，不至“入局”，不头撞铁墙，不会悔不当初……［6］
不错，我们高兴地看到党中央惩治腐败的信心和力量，也曾看到树立了不少像孔繁森那样的好榜样，其效果不言而喻，令人鼓舞。然而，扬善如春园育草，半月寸许，纵恶却如秋原失火，一日千里，二者相去甚远，可谓路漫漫兮，其修远矣。
我国古代杰出著作家韩非子对惩恶重要性的认识十分深刻。他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他是说，治理国家，不能靠培养出七、八个孔繁森，而要靠所有的人都没有可能成为王宝森。道德中“分”的功能，就是道德中的法。西方政治家把舆论称为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所指的就是它的监督功能，也就是道德的“分”法功能［6］。
借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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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未文．佛学入门［M］．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
会，2002．
［5］黎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吴稼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7．
［7］黄忏华．佛教各宗大意［M］．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2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1BZX007）［作者简介］饶春球（1949－），男，湖北浠水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编辑、文学、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