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汽车企业如何急切期望放松限购政策，由于多种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在大城市，汽车限购政策不会放松，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开征拥堵费、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提高牌照费等新的限制性措施出台也只是时间问题。

　　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城市交通体系优化发展的要求。从“羊城无处不堵车”到“京城无处不堵车”，再到“神州无处不堵车”，交通堵塞正在神州大地上日益蔓延和加剧，为此付出的经济社会代价正在持续挑战人们的承受能力极限；而从珠三角到北京，来自汽车尾气的雾霾也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以至于“PM2.5”之类专业术语居然陡然之间就在大众媒介上走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一个具备行动能力的政府，就不能不对私车增长采取一定限制措施。

　　假如又想避免交通堵塞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又想避免限制居民购买私车的自由，在理论上还有几项选择：减少公车；推广限行措施；工作日禁止或减少私车出行，休息日放松限制……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选择要么不可行，要么作用不大。

　　首先看颇能引得一些人追捧喝彩的减少公车思路。假如将“公车”严格定义为党政机关及其部分直属事业单位购置使用的车辆，企业购置使用的车辆不算（尽管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也常常被归于“公车”类别）；那么，尽管我不否认存在超标准购置使用的情况，但要想通过减少公车来避免交通堵塞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这条思路只不过是幼稚而已。毕竟，在我们这个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位居全世界大国后列的国家，私家车早已占据了全社会车辆保有量的压倒性多数。

　　再看推广限行措施。无论是在国外的墨西哥城等城市，还是在国内的北京等地，这种措施都实施了相当一段时间，虽然不能说完全无效，但在实践中，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富裕居民和机构增加购买车辆，照样每天开车上路，只不过是不同的车，导致其减少每日车流量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还额外增加了不少浪费性的消费支出。

　　至于工作日禁止或减少私车出行，休息日放松限制；这样的做法应该是具有较好效果，可以寄希望于较为长远的未来，却无法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实施。其实，好几年前私车潮刚刚兴起之时，北京市人大内部就有人提出了这一思路，但立马遭到强力狙击而胎死腹中，反对者义正词严地指责：“老百姓好不容易买辆车，怎么能限制他们用车呢？这不公平！”但这种貌似“正义”主张后果是北京没过几年就获得了“首堵”称号。2000年我博士毕业来到北京，那时候下午五点下班高峰时间打车也能在二环上高速飞驰，现在即使到了晚上七八点，三环上仍旧时常堵车。即使在现在北京已经沦为“首堵”的情况下，实施这一措施也注定难度巨大，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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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面对这样的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汽车企业还是不要对放松限购措施期望太高。而在实施限购政策并不断提高私车使用成本的环境里，至少就大城市市场而言，消费者非理性的汽车消费狂热将会逐步减轻，收入水平不高却要勉强跻身有车族的比例可望趋向降低，汽车企业需要更多地集中于满足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者的需求，更不用说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消费者对消费品质量档次的要求会全面水涨船高了。为此，我们的汽车厂商们，加把劲提升产品升级力度吧！自主品牌车商尤其需要努力发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