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弱者呼与喊
▲廖进中
书桌上摆着两张奖状、两本书：一是2006年为中共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献计献策”，并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张春贤、谢康生批示而编入《献策湖南》一书的建议；一是今年为第十次省党代会“三问”活动的，并偕同省委组织部原部长、现省纪检委黄建国书记批示而编入《凝智聚力》一书的文章。前者，替农民工呐喊，后者，为老弱者呼唤。
曾有至爱亲朋挖苦我：“你这得的是什么性质的大奖啊？”他们的话中之话、弦外之音我明白：此奖既不能考核“计工分”，也不能晋级“评职称”，虽堂堂地盖有宣传部的大印，但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比不上一个小学会奖的分量！
证书上不是明明写着是“献计献策”奖吗？但我也总在想：我一介毫无城府的教书匠，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哪有什么“计”？能出什么“策”？反来复去地寻思，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那“问需于民”的“需”，倒是蛮确切的，我也是一个与农民工，与老弱者有同样需求的“民”！
一直记得，大概是1994年前后，在一位来自深圳公共事务管理局的MBA学员论文答辩会上，当他介绍完清理“三无人员”的深圳经验后，我立即发问：什么叫“三无人员”？还不就是农民工！当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时，你们为什么不清理“三无人员”？好啦，现在的深圳，高楼大厦立起来了，柏油马路修起来了，你们就清理“三无人员”了，这是什么理论？这是什么经验？
质而言之，我想表达的是：如果实在要粘上“献计献策”之名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说：“适民之需便是计，顺民之意即为策”？而且，能将“为弱者呼与喊”的声音，转化为省委书记们“在党代会报告中有所表述，希望有关政府部门作专题研究”的批示，难道不是我这个近四十年党龄老党员的最大荣誉和意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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