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建立了现代央行制度、财政赤字不能由央行印刷货币来支付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周期现象

　　通货膨胀对社会的伤害，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次，恶性通胀之后紧跟着战争、革命、混乱。面对通胀，民众的心理感受，用凯恩斯的名言来表述是：“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量财富。”这种财富剥夺尤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不可接受。

　　什么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呢？流行的意见包括“货币说”、“需求说”以及“成本说”，其中，尤其以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的货币说流传最广。本文将要提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试图证明，在建立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价格传递的周期性现象。

　　通货膨胀与货币内生性

　　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简洁有力，让许多不求甚解的人获得批判央行的武器；不幸的是，这句引语省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修饰语——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弗里德曼的原话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历史上，恶性通货膨胀都导源于货币滥发，但在建立了防止财政透支的现代财政金融体系中，通胀不是央行的错。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当前经济的运行方式至关重要。

　　有两类通货膨胀。一类是恶性通货膨胀，另一类是一般性通货膨胀。两类通胀的发生机制与环境完全不同，必须予以区分。

　　恶性通货膨胀唯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中是共识，没有分歧。这类通货膨胀的根源，基本上都是由于货币滥发。在硬通货时代，政府滥发货币不太容易，弗里德曼写道：“多数早期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没有成为恶性通货膨胀，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只要货币是由硬币组成（无论是黄金、白银、铜、铁或锡），通货膨胀的产生要不就是由于新发现了贵金属，要不就是技术创新降低了提炼金属的成本，要不就是降低了货币的成色——即用‘贱’金属替代了‘贵’金属。……在降低成色的条件下，不管金属有多贱，仍然要耗费某种东西进行生产，这一成本就是对货币数量的一个限制。”因此，在硬通货时代，恶性通货膨胀不太容易出现。但纸币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点。

　　在法币时代，当政府机构面临巨额财政赤字的时候，可以透支央行账户、直接命令央行印刷货币供财政部使用，支付各类支出，由此，导致每单位货币价值的摊薄。政府若不是透过收税或者发债来取得收入、而是直接印刷货币来使用，“纸币的数量可以按可忽略不计的成本无限增长”（弗里德曼语）。新创生的货币将直接进入流通，透过金融体系的放大效应，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之间螺旋般相互推升的效应，其结果，往往体现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前几年的津巴布韦等，都是这一机制的范例。

　　正是由于认识到滥发纸币的危害，“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不仅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同样如此。这种独立性表现在股权结构、治理形式、政治独立性、经济独立性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各国都规定了中央银行不得直接给政府透支发行货币。

　　这样的纪律一旦建立，通货膨胀得到立竿见影的遏制。以中国为例，在1995年中央银行法通过之前，屡有财政部透支中央银行事例发生。1982年至1995年通货膨胀均值高达10.5％。1995年之后，财政部不能透支央行账户，从1996年至2010年，通货膨胀均值快速降低到2.1％。

　　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遭遇三位数恶性通货膨胀，也是受益于中央银行纪律的建立，它们的通货膨胀率大幅降低到个位数。

　　如果说纪律约束下的中央银行并非通货膨胀的根源，那么，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是什么关系呢？在非恶性通货膨胀环境中，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货币供应量决定了通货膨胀，而是反过来，通货膨胀决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一观点虽然在现代经济学里貌似异端，却是古典经济学的经典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1章、第3章明确指出：“流通手段的量，很简单的被商品价格所决定。所以不是货币流通量的增减引起价格涨落，而是由于价格涨落导致货币流通量的增减。”马克思称之为“最重要的经济法则之一，大概也是李嘉图之后英国经济学唯一的功绩”。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逻辑体系并不正确，关于货币的认识却显露了马克思作为一位杰出观察家的洞察力。如果说需要修正的话，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信贷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决定货币流通量的增减，而物价与货币供应量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经济运行整体逻辑中被同时决定。

　　也就是说，虽然央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量的数量，但基础货币量不等于货币供应总量，后者的变化是在金融银行体系满足经济体信贷请求的过程中决定的，因而是内生性的。因此，央行决定基础货币量，但难以外在地、唯一性地决定货币总量。这一点的理论分析稍复杂，此不赘。从数据角度讲，一个典型例子是，美联储在2008年之前的100多年时间中，发行了约8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而2009年、2010年短短两年时间，将其基础货币量扩大三倍至2.6万亿美元。即使如此，美国货币供应总量增长幅度十分有限：两年时间仅仅增长了约7％。再以中国为例，至2009年，中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量为14.3万亿元，而流通中货币（用M2度量）却高达72.6万亿元。在基础货币之上的新增创造部分，非央行单方可控。同时，中国央行货币发行并非为财政部透支开支，主要体现为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91％），本质上是等价值的流动性置换，并没有摊薄单位货币价值。

　　作为周期现象的通货膨胀

　　按照理论模型分析，在一个建立了现代央行制度、财政赤字不能由央行印刷货币来支付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周期现象。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做一些理论分析。

　　假设经济体中存在如下三个部门：消费品、投资品以及政府。其关系如图1所示：

　　假设各个部门中的工资收入在减去储蓄后，正好令消费品市场出清；各个部门的利润加上储蓄，正好令投资品市场出清。数学推导显示，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工薪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之比，政府赤字、贸易顺差以及外源融资。

　　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而言，商品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者工薪成本。因此，决定消费物价长期（以及短期）增幅的主要因素，是工薪增速与劳动生产率之比。两个因素中，如果前者高，则商品价格更容易上升；而如果后者高，则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力成本下降，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1995年之后，中国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大约为2.1％），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扬抵消了劳动成本的上扬。

　　投资与盈利之差可以视为内源性融资不足以支撑的投资数量，暗示外源式融资需求。该指标上升，意味着企业受到鼓励，放大杠杆率，追求更大的投资。该指标与物价同方向变动。与此同时，政府赤字将会推升消费物价水平。贸易顺差对物价降低是有利的。这是因为部分国外收入购买了国内产品，从而对国内价格做出贡献。需要注意的是，影响当年价格涨幅的，是以上四个变量的增量而不是水平本身。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为解释通货膨胀的周期性变化，必须具体分析这四个变量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动态变化规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投资建设阶段与产能释放阶段。在投资建设阶段，政府赤字与外源融资往往较高，推动通胀压力在投资建设阶段积累。而随着各个投资项目投入使用，投资建设阶段逐渐转换为产能释放阶段。这个阶段，随着产能释放，各行业内的竞争加剧，在侵蚀企业利润的同时，阻碍企业提价行为的出现与传染。相应地，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减轻。这一模式很好地解释了1995年之后中国通货膨胀的五轮周期性变化。

　　本轮通货膨胀特点与前景

　　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点来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影响。以下具体分析本轮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推动力量：农产品价格与大宗商品价格。

　　在投资建设阶段，全社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分行业来看，如果某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则劳动力成本的上扬可以被相应抵消，该行业并不会遭受很大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但在农产品行业情况有异。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十分有限，在劳动力成本随其他行业而大幅提升的同时，缓慢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无法起到在其他行业能够起到的抵消作用，该行业因此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劳动力成本上扬的直接影响。这一问题的严厉程度随着中国日益接近刘易斯拐点而加重。因此，每当经济处于投资建设、劳动力成本上扬速度最快的阶段，都会看到农产品价格升幅与一般商品价格升幅拉出差距，并都对应着通货膨胀的阶段性高扬。

　　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机制与农产品略有不同。它更多地反映了投资建设阶段重工业增速高于轻工业增速而对大宗商品提出了更加旺盛的需求。旺盛的需求与较低的产出弹性令商品价格飞速上扬。经过多年的工业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源类商品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石油、铁矿石、铜、铝等大宗商品，中国已经成为最大进口国。如此，中国因素本身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其实是“出口转内销”。

　　因此，在投资建设周期，通货膨胀压力会十分自然地积累，一如目前的状况。

　　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与通货膨胀关系更密切的是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宽松财政政策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刺激重工业发展，刺激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抬升了劳动力成本。在上述经济逻辑中，这些因素直接推升了通货膨胀水平。比较而言，收紧货币政策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且升高的利息支出还起到相反作用。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收紧财政政策远比收紧货币政策有效。

　　那么，未来通胀形势将会如何发展？详细的数据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周期正在转向产能释放阶段，与2004年具有最大的可比性。来看图3的数据：

　　公司盈利增速已经在2010年9月见顶回落；重工业增速与轻工业增速之差近期由于“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影响略有反弹，但其最高点已经在2010年年初出现，未来将平稳回落；信贷总额增速早在2009年12月已经见顶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近期反弹，主要反映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影响，目前也出现回落。历史上，这些指标的先后见顶回落都引导通货膨胀水平随后下滑。与本次经济周期目前最具有可比性的时点为2004年8月，当年，通货膨胀在7月达到最高点5.3％，随后持续走低，到2005年9月下滑至0.9％。

　　这一次的经济逻辑不会例外。本轮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应该已经出现，随后将逐步下滑。

　　即使如此，2011年整年通货膨胀率仍将突破政府制定的4％目标。为控制长期通货膨胀，政府需要执行更加谨慎的财政政策、鼓励创新、对能源价格体系进行改革、改革过分鼓励地方政府扩张行为的财政制度、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并设法降低国际贸易顺差。这个过程，将不得不付出经济增速放缓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