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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中国社会科学院
为这样一本书写推荐文章，真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因为
《道德经》是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500年。《道德经》到底是什么？我想谈谈一些个人的观点。
《道德经》首先是方法论。它早在人类文明的幼儿时期，就阐述了一种伟大的辩证法思维和悖论思想。很大程度上，“思想是由思想方法决定的”，比如，东方的整体论和直觉领悟为主的思维方式诞生出了东方文化，而西方的还原论和理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诞生出了西方文化。相比较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道德经》有着更强烈和深刻的哲学思辨的意味。《道德经》的思想方法，如能在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将更多地包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您认为犹太民族最可贵的品格是什么？”，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这样回答：“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同时，这也是他拒绝出任以色列复国后的首任总统的一大理由。然而，古代中国的情形是，自汉初开始的“罢黜百度，独尊儒术”的一元论思想专制，让儒家之外的所有各家几乎都夭折殆尽！——从观点上，我并不反对孔子，但我强烈反对后世强加在孔子衣冠上的“独尊式”的专制思想。更为痛心的是，2000多年前汉朝初年的“罢黜百家”，到了近1000年前的宋儒手中，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居然都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1]的道统和法统。宋儒们更规定了完全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教条”的“四书五经”[2]，这成为了当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钦定思想和言论，“读书做官”也成为了读书人唯一正确的人生出路！
《道德经》也是世界观。用今天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来说，《道德经》涉及了世界观的方方面面，有社会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等等，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汪洋恣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讨论，《道德经》蕴涵着中华民族幼年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比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又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再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道德经》强调对长期价值（“道”）的践行。孔子自己都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而后世只尊“儒术（儒器）”、不尊“儒道”的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导致了人们只注重眼前功利，不谋社会长远福祉。翻遍《二十四史》，为公共利益而奉献的人真可谓少之又少！[3]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是《道德经》描述的不同人对于“道”的不同态度，强调的是对“道”的实践；其实，孔子有更强烈的追求，《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然而，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董仲舒之流为自身利益而献计的“儒家帝王术”，和帝王们的专制诉求一拍即合，禁锢了中华思想近两千年！
《道德经》还是什么？近期，厦门大学社会科学部主
对《道德经》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有不少人是历代名家。以上只是笔者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不能穷尽各种角度，但我的观念是，“无论大狗小狗，都有权利发出声音”；而且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责任在前人基础上贡献出自己的创新思想。“人既使脆弱如芦苇，也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4]，后世之人如果不贡献和创新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果只能以儒家的思想为思想，那么这2000多年的后世之人岂不是都白活了？
文化始于语言，文化在语言之中
自先秦以降2500多年，除了唐代创新印度佛学为中国禅宗、及明代王阳明从“心学”出发的“格物致知”之外，中国文化鲜有创新，这和我们的权威迷信大有关系。所有重要典籍都被尊奉为了“经书”，可以注解，不可逾越，创新更无从谈起；而且，即使为经书做注解也被少有几位成为官方权威的人所垄断，比如被尊为孔子的孔丘、被尊为朱子的朱熹。这些注解作品被称为“传”。传书只是解释，没有也不可以有“离经叛道”的讨论，更谈不上创新性或者批判性争论。
但近代150年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涌现出一大批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和近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林则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胡适、鲁迅……烂若星辰，这是自先秦“百家争鸣”2500年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评价这些伟人，当代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
这就是语言的巨大力量和巨大价值！——“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道德经32章》：The Way is always nameless and of simple quality. Though small and invisible, nothing under heaven can make it subservient. ）——这是
更多例证。——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没有欠发达社会，只有欠管理社会”……那么，政治也罢、经济也罢、管理也罢，最后的根基其实都是文化；而文化的载体就是语言，文化因此不能脱离语言而独存。就像“鱼只有到了岸上，才感觉到水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对“文史哲”不作区分的一个充分理由。——比如，《道德经》中所说“反者道之动”；中文中一个“反”字，可以有多重内涵：相反-opposite；循环（通“返”）- cyclic；重复- repetitive；相对-relative……等等，涉及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另一个文化世界时，就徒然生出了许多的困难和意趣……从解释学角度看，文化的理解高度依赖于语境(context)的呈现，因此，除了“经文”的翻译，“传书”的翻译，以及各类讨论、批评的互译，就显得尤为重要。
结语：大幕刚刚拉开……
公元前6世纪，佛陀有云：“今天的思想，就是明天的世界”，而我们在思想创造之前，需要依赖的是语言；20世纪的美国“构造主义”哲学家们也坚称：“世界是被构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7]，那么，如何构造呢？还是通过思想和语言！……
《道德经》等经典及其当代评述的译作，对中国、对世界，都意义深远！——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进而文化融合，乃至文化创新；另一方面，“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8]，这也使我们看到了
[1] 就社会治理而言，“国家意识形态”是否是必须的？或者，政府依法行政就很好？
[2]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同理，我并不反对“四书五经”，但我极端反对一个泱泱大国的国民，被规定只能以这九本书为正统思想。
[3]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为公共利益而谋，是个复杂问题。既涉及个人道德，也涉及国家制度，不只是本文所谈及的原因。另文讨论。
[4] 《思想录》，[法国] 帕斯卡尔，1670年
[5]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6] 《失控》，美国《连线》杂志总编辑，凯文-凯利
[7] 《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美国]纳尔逊-古德曼，上海译文出版社
[8] 王守仁（1472-1529），字阳明，明代思想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