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国际金融市场一时间阴云密布、风雨飘摇，特别是部分持有较多美国国债的银行，股票价格出现大幅震荡。受此影响，国内股市也在恐慌之中遭遇了“黑色星期一”。

　　庆幸的是，国内银行由于外汇资产占比较低，持有的美国国债更少，因此并没有出现恐慌性抛盘。部分海外机构投资者减持国有大银行股票，更多的也是源于其自身资金需求，而非对前景预期的改变。不过，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事件本身，仍有很多值得国内商业银行警醒和反思的内容。

　　首先，主权信用风险不仅仅是一种偿付能力问题。在银行传统的债务人信用风险评估中，最看重的是债务人的投资项目前景、资金流情况、经营管理者能力等，考量的是债务人未来的偿付能力问题。但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警示我们，国家主权债务人违约可能不是偿付能力不足，而是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因素所致，比如偿付意愿。标普在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报告中指出，最近一次两党关于如何提高美国国债上限的争论，折射出“美国的政策制定与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已被显著削弱”。也就是说，标普并不是对美国的经济失去信心，而是对美国的政治决策系统失去信心。

　　其次，企业信用评级可以独立并高于主权信用评级。在此前的企业信用评级的实践中，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企业信用评级依附于且不能高于其主权国家的信用评级。但这次标普在取消美国3A评级的同时，却保留了微软等几家企业的3A评级，也就是说，在标普看来，这几家企业的信用风险，高于美国国债。这一做法看似对传统评级理念的颠覆，实则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具体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组成部分，尽管美国政府可能因党政而影响融资能力和效率，但实力超强的跨国企业却依然可以自由融资。

　　再次，没有绝对的零风险。信用评级反映债务发行人违约的风险，尽管评级机构在评级时会考虑未来的情况，债务发行人的过往历史或者说信用记录才是决定评级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在这次的美国债务上限争论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预测，两党最终会达成提高上限的协议，依据就是1960年以来的78次国债上限争议最后都顺利解决，最终的结果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短期内美债违约的风险也被消除。紧张的全球金融市场松了一口气，特别是各大商业银行，因为持有美债的商业银行给予美国国债的资产风险权重为零，也就是说，银行认为美国国债不可能违约，因此也就没有为此计提任何风险准备金，这也与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一致。但从今以后，关于国债零风险权重的规定，也许到了应该重新考虑的时候了。稳健的银行，应该为自己持有的任何资产提供风险准备。

　　最后，不能完全依赖外部评级。曾几何时，市场逐步形成了对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绝对信赖。这种信任在次贷危机之后发生动摇，标普敢于下调美国的主权评级，可谓是重树声誉的一种行为，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其他两家主要评级机构跟进，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历史上3家评级机构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特别是提醒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必须要建立自己主导的评级体系，绝对不能形成对外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