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担心发生的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不幸被言中，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一次关于分配改革的论坛上，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宋晓梧痛心疾首地表示。 宋举出的例证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也就是说，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那么，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分配比例来看，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变动趋势是居民的份额不断提高，企业的份额有所上升。而此后的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发展为61.8%：15.1%：23.1%，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消弱。

　　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然而在中国，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工人的工资只能保持在维持其生存、使其勉强糊口的水平上。很多人欣喜地认为，正是这种“生存工资”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一位学者指出，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期待放在即将到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上。但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所有中国人都心存疑虑。

　　收入分配改革即将展开，这将是一场涉及面广的改革，全民关注！去年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推出的网上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民众“最关心话题”榜首。胡锦涛主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致辞时也郑重承诺，要“不断增加劳动者报酬”、“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然而，正如历史上其他一切前进的改革一样，打破旧的收入分配格局势必触动少数人的利益，因而将其形容为一个“与虎谋皮”的过程决不为过，它永远不可能如我们事先所希望的那般一帆风顺。据媒体披露，作为改善劳动者收入根本性制度保障的的《工资条例》，被视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标杆的《工资条例》，在垄断央企和一些利益集团的羁绊下，不得不面临第六次“难产”的尴尬处境。

　　古人有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目前所经历的阶段并非别人就没有走过，我们周边一些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曾经历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恶化，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均富”或“均等化”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国目前的改革，重要的是坚定改革信念，一切阻力都会变成人民幸福的动力。

　　30年来，中国的工人以自己的牺牲成就了改革；中国的农民，以自己的血汗浇铸起了对外开放后不倒的国门！他们为社会财富迸发式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在过去30年中，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换取了全国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换取了中国令举世瞩目的历史巨变。但他们却没有从中获取符合人道的分享，他们是社会中收入最低的人群，而社会财富却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过于悬殊的分配，正在弱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正在动摇整个中国大厦的根基。

　　提高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必需的。要知道“调结构”决不单单是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更重要的是提升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改变以往增长对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片面依赖，戒除整个中国经济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的社会现实，这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