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需要土地，发展更需要土地。

      毋庸讳言，土地是当下地方政府手中最大的财源。

      守住人均一亩耕地的红线，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何等重要啊！

      要发展还是要土地，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就成了矛盾。

      这不，以铁腕著称的山西省大同市长耿彦波就被抓了典型。

     2010年秋天，山西大同市新建的部分古城墙亮起夜灯，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夜色景观。大同是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数百年的建都史，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贡献，是民族融合的大平台，是中国都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这是耿彦波的政绩之一，一直为大同市民津津乐道。

     耗资7.5亿元，拆迁面积200万平方米，拆迁安置成本20亿元—以如此高的成本修复的庞大城墙，仅是大同市复兴工程的一角。2008年2月，从灵石、榆次、太原一路走来的耿彦波上任大同市长后，在前任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大同“一轴双城”的发展构想—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御东新区，旧的复旧，新的更新。耿彦波延续了15年如一日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的修路、种树、拆迁、造城，一时间古城复兴工程遍地开花，似乎要让“煤都”大同瞬间“回到明朝”。

     南有仇和，北有耿彦波。这是中国官场的另类官员，他们的行事风格是如此的相似：上任伊始便推出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计划，铁腕执政，讲求效率，富有个性魅力。这位被称为“史上最牛市长”的大同市长不知不觉中接过了前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大旗”，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送他绰号“耿疯子”；而因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他又被讽为“耿拆拆”、“耿指倒”、“耿庙”。

     昨天，耿彦波面对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局长李永杰语气沉痛：“未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我深感愧疚，我将深刻吸取四方面的主要教训。”

     “大同市违法用地情况在全国排名靠前，尽管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查处，但还有一定差距。受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委托，我代表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郑重地向你们提出严厉批评。”李永杰就大同市土地违法严重问题约谈耿彦波，“土地管理成效直接关系到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土地问题上，是否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是否依法依规用地，是衡量地方党委政府是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严肃政治问题。” 
     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执法检查显示，大同新增建设用地375宗，违法用地179宗，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达到15%以上，月平均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在同类地区中排在前列，按标准被约谈。
     对于被约谈，耿彦波如是表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地方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更要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防止实体内容违法，也要防止程序违法；要保护耕地，也要保障发展，而保护耕地是前提。只能在保护耕地前提下谋发展，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基础上讲发展。”
     “大同发展任务很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严重依赖煤炭经济，大同乃至山西在经历阵痛。耕地保护任务艰巨，建设用地指标不够，各种侵占农民土地的利益驱动又非常强烈。我们理解你们承受的各种压力。要从节约集约用地上做文章，有限的用地增量指标要把重点项目、民生项目保住。但红线不能碰，地根不能松。”李永杰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