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呂朱氏——朱秀卿

    从我记事起，通过上学报名时填的家庭情况登记，我只知道母亲的姓名是吕朱氏，她娘家姓朱。一直到我从母亲去世后的墓碑上才得知母亲的全名：叫朱秀卿。而母亲一生中只用呂朱氏来代表她自己。

    现在我才明白：从表面现象看，母亲称自已是呂朱氏，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起点仅仅是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而已。但从更深层次来解读，父亲去世后，她的主导思想极为鲜明：她只能依靠我父亲留下的有限遗产，尽力发挥她的刻苦耐劳长处，挑起养育六个儿子的生活重担。可想而知，这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是多么艰难。

    在我记忆所及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二十年内，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着社会的剧烈动荡。一个单身母亲要带大六个儿子成长，更是难上加难。从我那时的经历来看，母亲总能根据自已的判断，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谨慎地、踏实地掌握着这个七人世界航船的安全航行。她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呂家留下的六个儿子身上，成功地将我们六兄弟抚养成人。她以吕朱氏的平凡身份和名义，为吕家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的答卷。为我们热爱的祖国培育了六名优秀的建国人材。

 
      母亲虽没有文化，但她重视教育。

     母亲自已没上过学，但她很清楚，必需给六个儿子提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的机会。她尊重每个儿子自已的选择，从不干涉孩子做的事情，相信每个孩子已能自我约束能力。她信任每个儿子的勤奋自觉学习能力，从不追问每个孩子的学习成绩。

     我在交大学习时，大学四年级时、应同学建议在一个星期六晚上睡在他们的宿舍里。当时家里没有装电话，我无法告知母亲，当晚没有回家住。星期天是学生食堂打牙签的日子，这一天的午歺特别丰盛，这正是同学留我居住在校的原因。

    周日午歺后，我回到家里，并没有说明我头天晚上未回的原因，母亲也没问我为什么昨晚没回家。我感到母亲对我的作风和品德有十分的把握，她很相信我。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她能放心地派我从杭州出发，由一位她不认识的商人颁路，远程到相距几百里的屯溪城，去为家里找一个避开战火的住房。而我自已则深信母亲的正确判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

    诚恳待人是我终生的处世哲学。这正是母亲和四对兄嫂的品德对我的影响。

    母亲去世己五十多年了。回顾我同母亲一起生活的二十二年，那是多么幸福的二十二年。

    1948年是我离家北上去上海十六浦码头的一天。儿子大学毕业后，即将展翅飞离开养我、教我、爱我的亲爱的母亲了。无疑她是对我抱有完全的信任，相信儿子不会辜负她殷切的期望。我将离开母亲北上，到清华大学报到。

    母亲和大嫂亲自将我送到黄浦江边的十六浦码头。后来我又离开清华北上到东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至1951年我在本溪煤铁公司工作期间，曾写信给母亲报告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那时我穿的衣、帽和盖的被子都是在冀东解放区学习班上分发的。母亲对我的生活仍然十分关心，她给我寄来一箱衣服，希望我能生活得更舒服些。

    我在1951年9日动身去苏联前给母亲写信报告这个好消息，我要同母亲共享这个好消息。之后我得知：我是六个儿子中唯一一名由国家派到国外去进修学习的。我知道这一步将对我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但我没有想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是我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在我1953年底从苏联回国之前母亲已经仙逝。

    我在上海十六浦码头上船前的1948年9月30日上午8时，竟是我同母亲在一起的最后一小时！那一刻她见到下车走向码头的我和我的灿烂笑容也是我留在她心目中的最后一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