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论语》之五十六 阳货第十七


走近《论语》之五十 阳货第十

 

 本篇内容涉及面广泛,包括政治、礼乐、诗教、道德、人性等各个方面,还有几章涉及到当时“家臣执国政” 及叛乱的情况,具有史料价值。

 

孔子与阳虎打交道

171【原文】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读解】阳货就是阳虎,是鲁国季氏的家臣。当时鲁国政权掌握在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手中,三家以季孙权力最大,先后经历了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四世,执掌鲁国朝政。阳虎深受季孙的宠信,但他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家臣,季平子死后,其子季桓子继立,阳虎想乘机篡夺季氏的权力,便囚禁了季桓子及其亲近,强迫季桓子与己盟誓,由此他便掌握了季氏的家政,进而掌握了整个鲁国的政权。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

当时,鲁国的政局是季氏专了鲁国的国政,阳虎又专了季氏的家政,阳虎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想拉拢孔子出来做官,为自己服务。一个陪臣掌握了季孙氏的大权,进而掌握了鲁国大权,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他想把孔子招在他的手下干事,因为孔子是圣人,有孔子作他的挡箭牌,他在诸侯之间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孔子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既不是国君请我入朝,也不是执政大臣在请我从政,阳虎只是一个家臣,他请我入朝从政真的是名不正言不顺啊,所以“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几次登门,孔子都以种种借口推托,避而不见。

阳货也很有办法,孔子不见他,他就送了一头猪作为礼物给孔子。那个时候一头猪算是很重的一份礼物,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孔子只好回拜阳虎。但是孔子又确实不想见他,就派了自己的弟子事先打探过阳货的行踪,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可惜冤家路窄,又“遇诸涂”,走到半路上遇到阳虎,阳虎趁机说:“来,予与尔言”——先生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你有治国平天下的韬略,你的德才像珍宝一样闪闪发光,但你却听任国家一片迷乱,不为国家做些贡献,这能叫做仁吗?孔子自然说:这样不行,应该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阳虎又说:“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一个人想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又常常错失良机,把握不住机会,他算不算一个有智慧的、聪明的人呢?孔子自然说:这样的人称不上有智慧。阳虎接着又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光在流失,岁月不待人啊,先生您年龄一天天大了,难道您就这样老下去吗?孔子很老实,接了话就说:看来我还是该为国家效点力,为政府办点事了。

至于孔子后来有没有出来为阳虎做事,这里没有交代,不过,孔子是在鲁定公九年,五十三岁时才出来为政的,在前一年,阳虎作乱失败而逃往齐国,因此可以肯定孔子最终还是没有为阳虎所用。但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阳虎还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否则他怎么可能把季孙氏的权夺到自己手中,进而还把鲁国的国家大政捏到自己手中,他想启用孔子为朝政服务也是很高明的一招棋。再者,他与孔子的这番对话逼得孔子无路可走、无路可退,可见他的口才也不是一般。但孔子更明白,若真依了阳虎入朝为政,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其实,这一则也透露出很多鲁国的政治信息,仔细品味十分有趣。

 

引人深思的“性相近,习相远”

172【原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读解】《三字经》一打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里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孔子的语录了。

    《菜根谭》说:“人人有个大慈悲,维摩、屠刽无二心也。只是欲闭情封,当面错过,便咫尺千里矣。”这虽然是用禅宗的语气在说话,但其表达的意思却仍然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天命之谓性,性乃阴阳之气也,在阴阳二气面前,每个人都是很相近的,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其眼耳鼻舌、五脏六腑、先天禀赋之气都很接近,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习相远也”——由于后天的薰习、学养不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智慧、能耐的差距就很大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后天的学养非常重要,值得人们深思。

 

上智下愚真不可移吗?

173【原文】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读解】孔子一方面说“性相近,习相远。”另一方面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两句话是密切相关的。“性相近,习相远”是对我们一般人, 或者借用孔子在《雍也》篇里的词语,叫做“中人”(“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而言的,所有的中人天赋都差不多,只是因为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不同而相差很远了。但“上知”与“下愚”的人却是无法改变的。因为“上知”就是“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类的人,是天才,生来就有某种天赋才能,而不是靠后天教养才取得的。而“下愚”则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那类人,即便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困难了都不愿意学习,这样的“下愚”,你有什么办法去改变他呢?

这一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一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最上等的智者和最下等的愚人是后天无法改变的,这是天命,是不可移动、不可变化的。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有些人聪明一辈子,他确实聪明;有些人愚蠢了一辈子,他也确实愚蠢。你要想把愚蠢的人变得聪明,艰难;要把聪明的人变得愚蠢,也艰难。我们不可能有什么法子使一个有严重智障的人数理化都考一百分,让一个反应灵敏、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什么都不会。而中等资质的人可上可下,勤奋一些就可以上去,懒惰一些就会跌下来。

佛教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 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有人曾问王阳明:“你说大家都可以成为圣人,那为什么孔子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王阳明回答得很聪明,他说: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下愚之所以是下愚,他愚在不肯向上走,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愚蠢之心、愚昧之性改变一番。只要他有心改变,一样可以成为圣贤。这也是宋明理学中一段精彩的公案。

 

杀鸡也可用牛刀

174【原文】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读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孔圣人有时说话未必到位,但他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武城是鲁国曲阜东边的小邑,孔子的学生子游为武城宰。一次,孔子到武城考察,看看自己的学生在那里为官多年,当地的教化到底搞得如何。一到武城,孔子就听到满城弦歌之声,十分开心,却冷不丁地冒了一句:“割鸡焉用牛刀?”——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用如此高雅的庙堂弦乐教化百姓,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子游当然不服气,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孔子本人讲过的话来跟他辩论:我们从前听老师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您教我们学道爱人,应该让老百姓接受文化的熏陶。老百姓得到礼乐的熏染,接受了圣人之道,整个国家、社会就会变得有序,民众就容易组织起来,不会成为一盘散沙。

孔子听了子游的话,马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学生们,你们都听清楚了,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都不算数,只是开玩笑罢了。孔子作为圣人,当他的言论有些过头被人指出之后,他不但没有回避错误,反而敢于积极地承认错误,而且会主动肯定学生和他人正确的地方。如果我们还有文过饰非的习惯,那不但我们的修养会大打折扣,而且要想让自己的修为真正提升起来也很艰难。

 

强烈的济世情怀

175【原文】公山弗扰以费()衅,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读解】公山弗扰也是季孙氏的家臣,鲁定公八年,他不满季孙氏,在费城借助阳虎的力量搞叛乱,与阳虎一起串通了季孙、孟孙、叔孙三家的庶孽,企图利用祭祀的机会杀掉季桓子,以确保他们在鲁国的权力和地位,结果叛乱失败,公山弗扰和阳货都逃到齐国去了。

这一则不是讲叛乱过程之中的事,而是叛乱之前发生的事。费在曲阜东面,跟武城一样也是一个小邑,不同的是,费是鲁国东边的国防重镇。公山弗扰跟阳虎一样,想借助孔子的力量作为号召和遮掩,打着向孔子请教的名义,准备召请孔子到费。虽然孔子知道其中的机关和麻烦,但因他有出世济民的情怀,所以内心很矛盾,甚至有去试一试的念头。子路当然也知道整个鲁国的政权结构和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知道矛盾斗争的指向,所以非常不高兴地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老师啊,你没有地方去就算了嘛,为什么一定要到公山弗扰那去呢?如果连公山弗扰这样莫名其妙的小人都可以请您去,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找您去做事了吗?你老人家还是自尊自重一点嘛。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子路的率直。

孔子自有他的道理,“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公山弗扰召我去,难道是让我白白地为他服务吗?我有自己的想法——“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对自己还是充满了信心,只要有人用我,有我施展抱负的地方,哪怕这个地盘不大,我都能够实现周公时候的礼乐秩序。当然,最后孔子并没有去,他的心思与子路还是相通的。这里虽然是说说而已,但却表达出孔子强烈的济世情怀。从这里可以看到,《论语》里并没有为孔子遮掩什么,显得很是阳光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