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 张晋升
张晋升（主持人）：郭老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记录时代 影响中国——〈南方周末〉年度好新闻背后的故事》。听起来好像这个题目很大，但是大家看过郭老师编写过的文章、所撰写的评论以后，你可能就会感觉到，这就是《南方周末》精神在她的从业者身上一个最好的体现。如果有同学浏览过郭老师的博客，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故事：他为了邱兴华案曾经熬夜写过7篇评论，对于一个新闻事件。那么这种敬业精神、这种动力就是来自于记录时代、影响中国的社会责任感。让我们欢迎郭老师开讲。（掌声）
郭光东：非常感谢主持人作的这么具体而有特色的对我的绍介，受之有愧。
今天能来到中国南方学术重镇暨南大学来给大家做个交流，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暨南大学，我记得这个“暨”字，我长到好大好大的时候才认识这个字。但是觉得暨南大学的笔划那么多，一看就比北京大学显得有学问（观众笑）。特别是暨南大学又培养了我所在的单位——南方报业集团的两任老总。一个是我们的范社长，另外一个是我们现任的社长——杨先锋。据说杨先锋也正好毕业于新闻学院，学习新闻。所以我也非常羡慕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如果要是进了南方报业集团，可真的嫡系部队，所以像当年黄埔军校的贾校长一样。
这次，我们的范社长——报人老范退下来以后又来到我们这个学院做院长。这个我是特别佩服暨南大学这样的眼力，能挖到我们的老范——中国新闻界不能说首屈一指吧，也是中国新闻界的翘首人物。在范社长当社长期间，我很胆怯，也很少跟他交流。范社长到这里做院长以后，我想同学们应该多多求助于这个贵人。
下面我就来谈一下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本来这次讲座是安排我做调查性报道和法制报道这样的演讲，后来我看到好像我们这个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在我们南方都市报做过报道，里面有暨南大学的党委书记贾书记和我们的范社长——也是我们现在的范院长都特别强调，成立这个记者营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各位这个新闻学院的同学们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也特别强调这个案例教学，所以我就想到，是不是要换一下，给大家讲陈而有陈的案例。这个陈而又陈的案例我怎么选呢？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讲《南方周末》的好的东西，好的案例。这个好的案例，我就特别选了，也是最省事的，是我们有公论的，《南方周末》的年度好新闻。这个年度好新闻，就讲一下这个年度好新闻的评选机制，我们一般都是每年的年初评前一年的好新闻。一般一年只评出九篇文章，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三篇，三等奖五篇，加起来总共九篇。而我们《南方周末》一年是54期，一期里面有32个版，一个版有两三篇文章，算起来《南方周末》一年出产五千多篇文章，而只选九篇，各位可以想象这中间的比例是多大，应该是千分之二的比例。所以我就想着重从这千分之二里面选一些案例。当然我们每年都会挑一些好新闻，我只讲近两年的，太长的也就成历史了。
最后一个，我就着重从新闻里面来讲，只讲我自己亲身参与的，我更为熟悉的一些案例。因为在好新闻里面，我一直是做编辑工作，没有像记者那样冲锋陷阵，在冲锋站第一线，但是在《南方周末》有一个特点，可能和其它媒体很不一样的地方，《南方周末》实行的体制是编辑中心制。编辑中心制是编辑富有从选题发动，到选题操作，到最后的包装上版。整个一整套的程序都围绕着编辑来进行，当然我们记者也不是被动的。要是编辑指派的任务，他不愿意干，他也可以拒绝。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基本上算是熟悉整个过程的，所以我想讲一下这两年来我自己亲身参与的，被评为好新闻的一些作品，来给大家作一个案例的分析吧。当然我希望我不是来讲课的，是来跟大家交流的，所以我在讲的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发问，随时发言。
那么我先讲2005年的，这是我们《南方周末》2005年的年度好新闻，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还有单项奖。首先我想讲的是《公安部督办2?20特大枪案
四年前骇人一幕石破天惊》，这是在2005年5月19日我们头版的报道，采访的记者是我们《南方周末》数一数二的调查性记者，是一员猛将。
这个就是当时的头版，这讲的是什么事呢？福建的福州市有一个做二手汽车经销的商人，另外一个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叫徐承平。这个人想垄断整个福州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然后就跟一个同样做二手车生意的陈信滔的二手商人结上了仇恨，找了一个中间人卞礼忠，把关系软化点，不要搞到你死我活。后来姓徐的这个也是有社会背景的，请卞礼忠和陈信滔到他的办公室去聊天，又谈这个事情。当时陈信滔有事情，手机没开，结果那时没去。撮和的人卞礼忠在枪战中被打死了。陈信滔最后也是被作为持枪抢劫的同案犯被抓捕，并被关在派出所三年多的时间。从派出所出来之后，他觉得自己非常冤枉，就到处去给各媒体和各个地方去上访。
我现在讲这个选题发现，我在很多的读者里面发现了这封信件，我是做编辑的，以前是做法制调查性报道的，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读者的来信，都是喊冤的，基本上很多在现在的情况下都不能报的，而且报道的性质都是比较重复的。但时他谈了很多事情，当时我也觉得猛的一踏糊涂，可以说黑的一踏糊涂，觉得根本不可能报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就按在那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特别的蹊跷，所以一直也流着这个心。
又过了几个月，我又收到了这样的信件，这个信件得于我当时的我的一个实习生劳德红，现在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他当时从一大堆信里面挑选了这封信，这封信近来有一个重大进展是什么？当时福州市公安局对福州市公安局的多名警察实行了刑事起诉，刑事审查意见书。当时就觉得这事情可以进行了，然后就派出我们最牛的调查记者曹勇。他当时还在四川，然后直接在四川飞到福州做调查，随着事件的清楚，这个案子可以说是我做这么久来遇到的最触目惊心的，最骇人的一个案件。
为什么样是这样的结局呢？为什么那个中间人在另一个二手车商人的办公室被打死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先预谋的，警匪勾结的，事先策划好的一个暗点。徐承平和福州市的副局长王振忠现在正外逃，他俩非常要好，行贿受贿给了王振忠很多钱，两个是哥们，他也经常向别人炫耀。他跟王振忠商量好，王振忠安排了数十名警察到当时的现场埋伏。等卞礼忠进了他的办公室以后，假装谈几句，有黑社会背景和与公安局好的徐承平走出去，抚一下头发，埋伏旁边的数十名警察一冲而上，隔着办公室的玻璃，五名警察在刘雄队长的命令下开枪，五十名警察共发射大概150发子弹，全部射向卞礼忠。最后经过尸体检验，卞礼忠身上有147个弹孔，可以说被打成了麻蜂窝，这事策划得非常机密。他们把卞礼忠打死后，在现场撒了九万块的现金，然后拿了事先买的一把仿六四式的手枪，把塑料袋打开，放在卞礼忠的手上。于是造成一个假象：卞礼忠是持枪抢劫，然后拒捕给公安击毙。这个事件当时是作为一个除黑打恶的一个事件上报省厅，有可能还上报到更高层。当时的数十名警察纷纷被嘉奖。下令开枪的刘雄还被评为“全国杰出民警”。
后来我们经过调查，发现这个事件黑得难以想象。据检查院和纪委给我们透露的材料，当时卞礼忠中了145发子弹以后，还没死（哇一声），还在发抖，副队长进去以后，包把一颗子弹弹头还在外面露着，就把它按下去：你不是恨吗？还是落在我们的手上。这是有检查院资料作为佐证的。看他没死，副队长掏出手枪，对他脑门补了两枪，把他打死了。所以145枪，补了两枪，总共147发子弹，把这个人打死了。打死以后，为了铲恶物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陈信滔也同样被下了通缉令，拘捕他，说他是跟卞礼忠合伙持枪抢劫，谋杀徐承平，最后把陈信滔关在派出所里面。幸好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正义的人。到了检察院，案件被检察院发现有重大疑点，几次都没有被顺利起诉，都退回侦察。但当时检察院的阻力也非常之大，一个是他跟福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是哥们，跟更高层的人士也是哥们，所以这些案子的阻力打击他们查不下去。最后也是在很多有正义感的检察官和法官的帮助之下，把陈信滔先放出来，他出来后，向各个媒体投信，但是没有一个媒体敢报道，这个在警匪片才能看见的事情。现在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包括成都火车站的警察跟小偷勾结，小偷偷东西给警察一点回扣。这个多好说，但那个社局，把一个人乱枪轰死，我们只在悬疑片才能看到这样的片子，它就发生在现实里面。
最后我们要不要报道这事件，为什么决定最终能让它见报，这也是显得我们的一种技巧。这个技巧在哪里？就在我的大标题的第一行字“公安部督办2?20特大枪案”，有了公安部作为我们的上方宝剑，就可以保证这篇稿子的高度安全。我们在稿件里也特别赞许了福州市现任的公安局长和政常委书记，他们即行查处了公安败类。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把极其恶劣，极其不可思议的案件最终报道出来。这稿子是2005年5月19日，我是在4月中旬成稿。当时我想在4月底要不要发，当时最重要的事件是连战访大陆，所有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连战这件事上。如果我在那时发这稿，可能会淹没在连战访大陆的媒体轰炸之下。所以当时决定把这稿件押后一两期。五一刚过以后是一个新闻淡季。基本上大家都是有节后综合症。我就选在5月19日没有特别重大新闻的时候，我们掏出了本报的重大独家报道。一炮打红，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能转载的都转载了这篇报道，电视媒体也纷纷地登记。包括我们的记者曹勇也成了新闻人物，很多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他怎样把这样的一个事件给报道出来的。
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个报道见报以后，徐承平还没有被判刑，还在关着，就委托律师起诉本告，说本告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一审本来是在福州起诉的，后来移送到广州的东山区法院，结果一审基本上是驳回起诉了。他还不服，继续上诉，上诉到终院。结果终院还没有结论他已经被判刑了。从这里证明了我们报道的重要性。讲这个问题，着重是想讲我们有一个超级的猛料，怎样把它找出来呢？什么样的安全的形式下，在现有的媒体环境下能把它顺利推出？还有一个小技巧是新闻怎样撮风运行，更重大的是你觉得你手里的东西足够的猛，就要比你猛的东西来撮风运行。这篇报道当年是被评为年度的好新闻奖的二等奖。
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篇——《儿子眼中的下跪副市长》，这篇也是2005年度二等奖的好新闻。“下跪的副市长”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人没有，他叫李信，是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他贪污，受贿，包养情妇，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的贪官里面已经是小儿科了，所以说基本上都是非常普及的现象，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李信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就是他今天一跪，当然他下跪的照片当时也在网上流存。我们放大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右边的是他正常工作时间，接受记者采访。这个“下跪副市长”的报道是2004年由本报推出的。
2004年3月，我接到李信的情妇李玉春的一封简体信。这简体信里有大量他的受贿的事实，洗钱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让我感觉这是一个大新闻。中间夹杂着李信写给李玉春的悔过书，所用的字词语句让我不敢想象是出自于副市长，一个共产党员之手。另为一个是好的照片，也就是下跪的照片。李玉春说副市长李信感到迁悔，他做错了，不该对他的情妇进行绑架，进行谋杀，这种类似于家人的认错。这也是李信犯罪的一个铁证。当然李玉春这封信不单投给《南方周末》，她几乎像雪片一样的，见媒体就撒。但是谁去报道，报不报道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那时李信还是山东省济宁市的副市长，还是在位的官员。如果这事情调查得不仔细，你报道这样的一个在位的官员下跪，而且他不是向人民下跪，而是向他情妇下跪。而且也有这么多的犯罪事实，在纪委和检察院都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是不可能报道出来的。要不要去报道，当时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当时还是决定去试一试。当时我就把这些信件和照片转给了上海站的记者，上海站是属于管辖华东四省，属于华东的采访范围。上海站的站长朱强听到我的介绍，兴奋得一塌糊涂，没想过还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赶紧派了三个记者去调查这事情。有朱强，刘建平（他现在已经从我们这里辞职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记者戴敦峰。三位记者去调查这事情。最后到山东，到上海（他主要犯罪的地方），到北京等很多地方去调查去核实李玉春举报信的种种线索，每一个地方去调查去验证，最后我们觉得做实了这篇报道。但是还是觉得这个报道没有适合的时机。当时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向国务院发内叄。我们把这个调查事实以内叄的形式发往了国务院。我们发出去没多久，李信就被“双规”，记得我是前一天知道他“双规”，第二天就让记者把稿子全写好，紧接着当期就推出了这份报纸，这是《南方周末》的独家报道。
尽管在之前，李信下跪的照片在网上有流传，但是没有一家传统媒体敢报道。其实这里面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电视片《新闻调查》栏目，最后不知道怎么被运作掉。这个电视片就没有公开播出，变成了内叄片。还有一家报纸《北京青年报》，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在调查，结果最后还是没有见报。我们第一天推出以后，第二天《北京青年报》和日报也把调查的李信的报道推出来了。但是冠军跟亚军相差得不是一点点，可谓是差之毫里。在李信的这篇报道，《南方周末》是夺了先机，占了第一名。凤凰卫视杨景磷也在《有报天天读》特别谈到这篇报道，纸面传统媒体第一个报道这个案件。当时这个案件基本上在房间已经是沸沸扬扬了，当然我们那期的报道04年度也获得了当年的好新闻。李信这个事件由于今天一跪，它特别具有新闻力。
李信被“双规”以后这一年来，基本上从我们推出报道到他最后被一审判的判决无期徒刑，将近一年来不断地有媒体对这个事件进行跟踪报道。李玉春怎么样了，李信这个案件进展得如何。因为李信与李玉春之间有种种的故事和纠葛。如李玉春今天说被迫害，李玉春作为一个举报人最后也被关在派出所，最后也被判刑。这案子的种种迹象这一年来，李信的案件一直都没有消除过，但中间我们也做了一些报道。《南方周末》作为一家周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公开采访的情况下，《南方周末》也不具备优势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南方周末》觉得很郁闷。这事情是我们首报的，怎样也需要一个收尾。这个尾收起来还要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知道李信审判后，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整个事件收尾的一个好时机。但是我们要怎样去报道，又把前一年来的事情重新说一遍，把李信的案子再说一遍，这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老百姓已经厌烦，读者已经厌倦了。在我们非常郁闷，手足无措的时候，我突然得知李信的辩护律师是我的好朋友，叫林维，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代理了李信的案件。当时我就赶紧跟他联系。他向我透露，最后他跟我说他还见过李信的儿子——李昆。这里我要谈一下李昆。我们《南方周末》首报了这案件以后，竟然收到一封信，来信的人正是下跪副市长李信的儿子李昆。信件内容是这样的：
李昆2004年7月22日给本报的信
贵报最近一期“调查”刊文“副市长下跪”一事有不实之处。我就是文中所提李昆——李信的儿子。关于真相，确如文中所提，正在调查中。关于部人的描述，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李信已经把手上的款项转到了他在外国的儿子李昆名下”。
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不过我到目前，25年间，从未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半步，甚至连特别行政区都没去过。（这我们当时也不确定，只能说据有关人士透露）不知道这消息，从何消息灵通人士口中得知。3年以来，我都是贵报的忠实读者，为贵报的犀利、认真、负责而敬佩。没想到会有一天，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出现在其中。至少，我所知道的细节，和文中报道多有不符。我相信组织，也相信媒体，会把最终的真相真实的呈现在公众面前。
依旧信任你们的李昆
当时我马上回信，跟李昆进行联系，结果我们回了无数次信，他从来都没有给我们回信，他就消失了。这几年为什么我一直要记者戴敦峰跟他联系，但一直都联系不上这个人，如果要能采访到他的儿子，这绝对又是媒体的一个独家。因为李昆跟我们《南方周末》还是有一定的精神源，有缘分的。李昆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的博士生，正在读博士，跟他爸完全是两种人。后来我得知李信的辩护人竟然是我朋友后，我马上打电话。正好他有李昆的电话，我要了电话号码以后。律师给我他的电话的时候也很犹豫。当时我就说我们组织想跟他谈一谈这事情，他愿意谈就最好，不愿意谈我也不勉强，结果要了这电话。我跟李昆打过电话，大概跟他通了约有半小时的电话，进行了很多的说服工作，说我们第一次报道可能有不实之处，但你现在出来说，正好也有助于我们前次报道不确实的地方。而且你对于你父亲的案件，或者对于你所谓的举报人李玉春看法，李玉春的一些事情你都可以跟我们反映，两次报道作一个综合，做一个更为客观，更为公正的报道。特别强调了我们《南方周末》和他之间的精神缘分，最后终于说动了他，说动了他已经是夜里12点半。正好戴敦峰当时在北京，马上给戴敦峰发电话，他就马上赶过去。赶到是一点钟，跟他约好在茶馆里见面。
记者戴敦峰跟李昆谈了大概有三个小时，谈完以后大概是三四点了。回来把现场的录音一整理。几乎不用怎么整理，因为记者包括我们也长期太熟悉这个案件了。马上找人把稿子发过来，当天就见报。我说这个见报不是指上刊了，而是上了版面，老总觉得这个报道还是正面的，还是有安全度的。当时，我就要铅版了，突然律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报道不能发，发了，你把我毁了。现在李昆已经把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事情跟他妈讲了。他妈暴跳如雷，说他儿子太不懂事，乱跟媒体讲话，稿子必须撤下来。当时就打电话过来，当时我也非常犹豫。我说我跟律师解释了，这个报道我确实考虑到你的因素，而且也没有对你的委托人有任何不利的影响，我想是一个更公正的报道。报道发出来的效果绝对不会像你们想象那样，但是他母亲还是坚决不同意，又打电话来报社，几乎说着说着被她骂起来。但她骂起来我还是跟她讲道理，她跟我说几个条件，他说你这次不要报，以后李信的案子我们还要上诉，有关方面已经跟我们打招呼了，只要我们最近不找媒体不跟媒体接触，这案子都好，总之我这个案子动下来以后，我们第一个找你们《南方周末》报道。我们想想这话好像能信也不能信。然后我们综合考量和分析后，觉得这报道推出来后并不会给李信，给他儿子，甚至给他的家人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只会有正面的作用，最后还是照常上版。
有人说我这篇报道是一篇卖友求荣的报道，最后事实上发出来后，我跟律师打电话，他说社会反响蛮好的。当时这报道发出来以后，各大媒体都有讲出来，各种评论也是一批批地出来。这种报道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找的角度非常地刁钻，“下跪副市长”的报道我们以独家报道始，以独家报道终。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最后一直跟我们进行竞争的《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也是我们第一天推出，他第二天就推出他们的报道的记者。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跟踪这个案件报道的推动者。当时李信判了无期徒刑后，他也想做一个收尾。但是这天，他在街上买到了当期的《南方周末》，仰天长叹（观众笑），没办法，这次我输给了《南方周末》，这也是记者引以为憾的事情，这同时也证明了《南方周末》在读者中间的影响力，包括李信的儿子，下跪副市长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忠实读者。
这个报道还有一个创新的地方。大家看这文章文风，有宋体字也有楷体字。宋体字是记者的客观叙述，楷体字是李昆自己的表述。这样看他们说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这种文体像纪录片那样有事实的画面也有旁白，非常的顺利，也不是传统的访谈式，记者提问，受访者回答这种老套的方式，所以也进行了一种文本的创新。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是我们当年的年度一等奖，也是年度金奖的报道。《代课教师艰辛执著震动人心
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这个报道谈的是我们中国西部地区存在的60万代课教书，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呢？是40块，而且这40块的工资一拿就是40年。当时记者了解这样一个情况后，感到非常震惊：中国还有这样的一批人存在。发单是甘肃渭源县的一个县委副书记，他在自己下乡调研中，发现了这样一批人，他说想象不到的代课教师的贫困，然后他就含泪写信给《甘肃日报》作一个全文的发表，发表了以后，我们记者看到了报到，然后进行跟踪。这篇报道发出来以后，反响非常强烈，触动了城市中的所有关心这个国家教育的人。没想到这么多年来，还有这样一批人在默默地为西部教育，义务教育作出贡献。
这期报道我们是一个专题性的报道。刚才说的是第一版的报道，主要讲渭源县的代课教师。第二版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典型，陕西西安的一个典型——《十三年，一人撑起一所学校》。大家都想象不到这一所学校是怎样撑起来的，这十三年这学校里面只有他一个老师，这一个老师他既是校长，也是老师，也是后勤主任，什么都是他。他一个月的工资是70块，拿了十三年。我的副标题是《山村代课教师李小峰演绎〈一个都不能少〉现实故事》，《一个都不能少》是张艺谋拍的关于西部教育的一部电影。中间的事情非常的令人感触。他本来是要考大学的，但是这学校里缺老师，没有一个公办老师愿意去，最后他还是留下来，做了当地的代课教师，一个月73元的代课收入。穷到最后他的未婚妻跟他退婚，说你这73块怎么能养活我，怎么来养活将来这个家。退婚是当地来讲男人最丢眼的事情。毅然他觉得这工作不能够做下去，所以他就辞职。他的朋友在西安帮他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400块，他觉得很幸福，比他的70块钱要多了。正当他觉得从新走上新的一条道路的时候，村里的村支书就跑去找他，说开学了，孩子们都在等你，回到学校里等你。公办老师都不愿意来，学生没人上课，你还是回去吧。当时他也很痛苦，一个是回去了，就从新回来原来的贫困的生活。不回去孩子们就没有书读。思考了几天几夜后，他还是决定回去。走到村口，乡村们都在村口迎接他，觉得你回来了我们就有书读了。后来，乡村们给他介绍女朋友，最后也结了婚，他妻子觉得他对孩子们好，将来也会对我好。坚持了这么多年以后，这些年来，也得到了一些援助，但这些援助远远不够，所以上面基本上没有给他拨多少经费。
他的教学方式也是很特别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学校如果只有一个老师，这一年级到五年级是怎么教学的。他是只有一个班，这学校只有一个教室，一年级到五年级，一年级坐最旁边，二年级近一点，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他先跟五年级的讲几句，讲完内容以后，然后报置作业，让他们思考，然后跟四年级的学生上课，四年级的上完以后再给三年级的学生上课，然后轮到二年级，一年级。这样轮着上课，他们这叫复试教学。这样一个教室里面学生之间互相干扰，比如说给五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年级的学生比较娃娃；又或者是五年级的学生上课，二年级的在大声读书，影响学生上课。但是学校只有一个教室，没有办法。让他头疼的是那些副课他教不了，如音乐，美术。而且学生离他的学校非常地远，学校里面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经常是学生和他挤在学校的一个破宿舍里面。
我们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曾经请到他到城里的招待所，吃了一顿饭，点了一条鱼，然后他就问，这鱼怎么吃？记者就告诉他怎么吃。在城里大山里基本没有吃过鱼。教完以后他动放筷子，放下筷子，然后说要是我们在这里就好了。这种情况我们只知道义务穷，义务教育很差，西部教育义务教育更差，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义务教育究竟差到什么程度。通过这组代课教师的报道，纠正了西部教育的差得让人不可想象，包括经费，校舍，师资类极度匮乏，这些都是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情。这些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的策划。头版是大的“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的一篇综合报道，第二篇报道是一篇个案，讲的是西安李老师的个案——《十三年，一人撑起一所学校》。我们纵深报道是怎样来解决代课教师的问题。包括国家如何通过立法，怎样解决义务教育经费的问题。义务教育的根，最难的地方就在经费。而我们经费最大的问题，我们的经费基本上由基层财政来承担。越到基层，越到西部，也就越穷。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穷的地方越办不起教育，越办不起教育这地方也就越穷。所以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拉大。
我们这组代课教师的报道推出以后，引起了的方响超出我们的想象，很大的反映，国内国外很多的媒体纷纷报道，我们每天都收到了很多要求捐款的信件。收到了很多的款项，我们都一一汇给了当地。我们也邀请了西部代课教师的几个代表来广州在新浪网做在线聊天。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代课教师的问题。我们报道一周以后，国家教育部就召开记者招待会，着重谈代课教师的问题。中国要尽快取消代课教师，这些说取消代课教师并不时说让代课教师没有活路，让他们有条件地找公办，然后让更多的公办老师下去。从这个报道里面我们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这还是局部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对义务教育的力度在报道后的这两年里大大加强。基本上西部义务教育可以免收学费和杂费了，今年还实行了国家教育部的附属院校师范，实行免费教育。这些可能跟我们的报道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报道发任起源于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做一组义务教育的策划。我们策划的一种传统套路是什么呢？义务教育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它？这样的套路由于这个毛病是非常的抽象，非常的笼统。当时我跟北京的几个记者聊天的时候，谈到义务教育专题的策划，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一直苦于找一个最新鲜的案例，最新鲜的事例去切入。代课教师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改变了以前的策划，就是空对空的策划，大而无道的策划，从一个小的案例出发，切面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气势，很有冲击力的专题策划。我讲到的这些都是2005年度的三篇好新闻奖。
还有一个是2005年度的最佳版面奖。这个最佳版面，可能大家看了后，未必觉得它有多佳。从版式来讲，从图片来讲都未必很好看，不太像我们很常规的版面做得那么漂亮。因为他漂亮，它有冲击力来打动你。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评为最佳版面呢？
其实也不用我多说，我为大家读一篇流传非常广的网文。题目叫《如此感动，请你买一份10月13日的南方周末》，作者叫跑腿小记。请你买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其中的原因让我慢慢道来。大概两三年起《南方周末》是我唯一每期必买的一份南方报纸。不为别的，只为相对来说。它是国内最敢说话的一份主流报纸，虽然有人说该报直接损坏了党。但在我看来那也已经视为无意了。后来不知怎的，大概有段时间这份报纸让我觉得越来越像我身边的特区报。慢慢地除了《体坛周报》和《大赢家》，我再也不买国内的报纸了。今天，偶然地，我走过报刊亭，无意地扫过《南方周末》,却被它陡然地吸引了。大家都知道，昨天是“神六”的大日子，所以，今天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必然是热烈讴歌我们祖国的伟大成就。《南方周末》也当然不可能没有“神六”这两个字，但，非常令我另眼相看的是，《南方周末》只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登了“神六”的一张照片，把剩余的四分之三留给了一篇名为《发廊女生前日记怆平生
欢颜后沧桑身世发人思》这样的文章，我看都没看就买了这份报纸，因为这样的版面安排已经足够令我值回票价，令我更加惊奇的事情还在后头，今天的《南方周末》竟然用了整整三个大版面，“神六”才一个半版来讲这个题目看似庸俗的故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无意在此阐述这个令人潸然泪下唏嘘不已的人间悲剧，请你买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详细阅读。这是给编者最好的回报。哎，谢谢这样的读者啊，关于他背后的意义和启示，我也更愿意用另一个主题来讨论，在这里，我只觉得，就今天的这份报纸的非常有勇气的版面安排，让我深深地感到编者的人性和力量，把一个人间地狱似的悲剧，和我们祖国伟大成就平静地安置在同一个版面，同一平面，哪怕只是不经意而为之，但已让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对比，我要向这位令我无比尊敬的主编敬礼，其实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主编了，当时是有事，没在，后来回到看了这个版面了，很不高兴（观众笑）。我想说，我以前的《南方周末》回来了，这种如此悄然却极具杀伤力的方式，我们的报纸终于有一份不再是这个头版铺满祖国的伟大成就和领导重要指示，我们终于有一份报纸在头版头条告诉我们，提醒我们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悲惨遭遇，我无意贬低我们伟大祖国在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和成就，当然我们《南方周末》也无意贬低了，但当我读完这个令我愕然的故事，我同样清楚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社会还有太多太多的苦难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投入人力物力去改变，我不介意你叫我愤青，我仍然要说，我为今天的这份报纸深深地震撼，久久不能平息，直到现在，请你买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在这个日益进步的时代。
这是这篇网文，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篇网文，题目叫《大师兄，你回来了》，这个，10月12日对所有炎黄子孙而言都是个大日子，“神六”终于承载着多少代人的梦想上天了，于是，10月13号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头版头条热情歌颂，然而，只有一份报纸没有，它只用四分之一的版面，在头版用了一幅“神六”的照片，其余四分之三的版面全部留个了一篇刚才我说的那个文章，它就是《南方周末》。今天我们看到《南方周末》又回来了，它又用它一贯悲天悯人的胸怀，用流畅的笔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子的悲欢，《南方周末》把“神六”的照片和这个读完令人哀叹不已的人间悲剧平静的放在一起，告诉我们，冷静地对待“神六”，认真地对待生命。壮哉！南方周末！你是真的勇士。所以说，从这样的报道，这样的读者反馈，也正说明我们把这篇，这个版面看起来并不好看的版面，并不怎么漂亮的版面，列为《南方周末》当年年度最佳版面，我们的评奖词是：内容和形式有机搭配，极之出色地体现了《南方周末》的理念。其实我们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有意而为之，我们想这样的安排也不会白痴。因为我们对“神六”的报道也非常重视，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思想方式，剩下的部门未必也一定这样想。扣我们这样的帽子。最顶还是“神六”上天，下面其实我们也没有四分之三的版面，所以我们有机的兼顾，而不是把版面完全给了“神六”。记得当时我们的老总也很担心，说如果上面的部门怪责下来怎么办。我说这个肯定没事，要放心，不能拿我们怎样。因为这个版面安排事情也不算什么政治错误，因为也不是报道什么重要的，如领导人变动等必须要严格的对版。最后发现也没有确实的任何的批评。这个整体来讲是我们2005年度三篇报道和一篇最佳版面，也是我个人亲身参与的。所以着重讲了这四个。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2006年的年度最佳新闻报道。这是2006年度《南方周末》年度新闻奖的作品，一等奖邱兴华的，二等奖钟南山的，三等奖。我先讲年度三等奖的报道，关于郴州官场腐败的报道，标题是《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郴州官场的腐败可能大家也听说过，他是近年来中国最大的一群窝案，这窝案是上到市委书记，纪委书记，副市长，下到一般的干部，大概有158人涉案，几乎不剩下什么官了。这是一个应该说不多见的案件。但是这案件，《南方周末》并没有最先报道，最先报道的是南方都市报和其他的一些媒体，如《新闻周刊》。他们先下手，可以说我们在前期报道时是失分的。但是这个事情越闹越大。李大龙被“双规”，纪委市长李大伦，副市长雷渊利被抓后，这事件牵涉的人越来越多，报道的媒体越来越多，我们作为一个周报来讲也应该来反映这个新闻事件。但是怎么去报道呢？我们确实很头疼，就怕我们当地采访以后，拿出来跟以前媒体的报道是一样的，只是换一个写法，换一个南都体而已，意义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有什么事情都需要尝试一下。
我们派了两个记者，这两个记者都是《南方周末》最优秀的记者。一个是李海鹏，一个是傅剑峰。我们在一个报道里，投入两个优秀记者，这样的安排还是非常少见的。我们怎样去调查呢？首先我们从报料人那里找到突破。大家可以发现，中国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人专门给国内的各大媒体报料。这里有什么腐败，那里有什么坏事等请媒体来监督。我们也跟这样的人保持很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郴州的一个人，他姓胡，记者找到他后，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当然其他媒体也会去找他。他跟各媒体都熟，这就要考察哪一个媒体的记者的调查功力最强，我们的两个记者果然完成使命，不负众望。从一个报料人那里顺藤摸瓜，一共摸到几十个报料人，这几十个报料人不是普通的举报者，还有身居高位的官员，以及纪委，检查系统内部的人员，给我们提供了很扎实的材料。尽管纪委，当地的审查院和审查机构，都给我们正面的配合，但是我们的资料非常扎实。最后记者写稿的时候却非常痛苦，因为我们拿回来的案件材料有一米高。全部记者收集到的资料，包括采访笔记，全部整理浓缩成五千字的采访文章。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两位记者用心把各种渠道拿回的东西，尽量仔细地互相对比验证，最后写成了这篇令我们得分的报道。这篇报道得分原因是我们的材料非常扎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补充了新的东西。比以前所有的媒体只报道市委书记被抓，副长被抓，但我们在调查发现，郴州市的纪委书记专门查处了腐败这样的官员，其实他是最大的贪官。但是这个人当时还在位，当时记者打电话来问要不要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这是很危险，但我觉得以后这个人也会犯事，还会出事，所以我们打一个提前量，所以在调查李大伦和另外一个副市长的同时
预先也采访了相关人员，也调查了市委书记曾锦春的相关违法违纪的事情，结果调查到的非常令人触目惊心。
这个人利用手中的特权，“双规”的权利。“双规”的权利跟检查院，法院依法规定的权利不同，它是由党章党纪来规定的。“双规”的权利在我们这曾书记手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看谁不顺眼，他就“双规”你。一双规，你就服了，咋都搞定了。党委书记应该管党的意识和意识形态，但他办实事，办什么实事呢？郴州市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一个煤矿，有色金属矿集中的地方，他被当地的人称为曾矿长，几乎所有的黑矿都得他点头，没他点头就混不下去，所以别人叫他曾矿长。他就利用“双规”的权利，谁不服，就规谁，双规一般对象只对党员干部，但是农民工他也“双规”（观众笑）。有的黑矿长啥都不是，几个字都不识，就是光头，就是平常劳动人民干起来的，这样也不符合规矩。
最后据说，当时我们也没有调查出来，他贪污了八千多万，但据说有一亿多万。他可能是全中国拿钱拿得最多的纪委书记，是不是拿钱拿得最多的官员我不敢说，纪委书记可以拿到一亿多万，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惊。而我们的记者在调查里面，其它媒体只报道了李大伦，其他小官的时候，我们也打了提前量。把曾锦春，曾矿长的事迹也进行了调查。正好我们报道，当时他是周一被抓的，周二老百姓知道了这事件，在星期三晚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郴州大街小巷，包括各个县城，都在放鞭炮。庆贺曾锦春，曾矿长倒台，感谢党中央。这是近来反腐败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事情。举城狂欢，一般像开奥运会这样的事情才举城狂欢，一个官员倒台，却举城狂欢，足见他对当地的祸害之深。还有我们这个报道是第一时间，那天是星期三晚上，我们是周四出报，等于昨天晚上8点多还在放鞭炮。所以我们这个报道就出现一个时间点，叫“昨夜晚间8时20分”，哪里听到鞭炮声，哪里放烟花，哪里打着横幅等等，这样我们的报道速度可以说是优于日报的速度。作为一个周报来讲，这是非常不多见的，在速度和时效方面我们都占领了先机。
我们的标题也把新闻点提炼出来，当时版面都快铅了，老总也看完了，已经8点多，马上就要去印刷了。当时记者给我打电话，说现在还在放鞭炮。我说：好好，先不印刷，先不铅版，赶紧把现场的场景捕下来。两位记者把当时的亲眼看到的情景和采访群众的情况马上发过来。用电话报给我，我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加在开头。时效性非常之强，而且标题我们也做了改动。《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七年畸变》本来开始这个标题只有后面一句，没有前面一句。现在有新闻事实我们就加上了，作为前面的标题，对上了双号体。“举城狂欢庆贺郴州贪官倒台”保证了我们这个报道的安全性，提高了这个报道的安全值。说明省委和中央这样的惩治腐败的决心，老百姓是非常优厚和大快人心，所以我们报道一些恶的事情就不会被……大家也知道的。这个报道最好的地方在预见性，在其他媒体都报道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打了提前量，抓了这样一个报道，“曾锦春”也是《南方周末》一个独家报道了。这样的报道报出来后，反映也很大。几家门户网站，网易，搜狐，都挂了头版头条。他们也派了记者去拍举城狂欢的照片，我们遗憾的是没有举城狂欢的照片，
因为两个记者的拍摄水平好像不咋地。这个是当年一个三等奖的报道。
下面我来讲一个二等奖的报道。这个上次我们尹老师，连根老师讲座里也提到了这个报道，《钟南山被抢为何破案神速》。先说一下这个报道是怎么来的。它是什么呢？《南方日报》，《南方日报》有一条很小的报道，它里边谈到了。大概有两百字吧，几百字的报道，说钟南山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完了以后记者采访钟南山，问他最近好像听说你被抢了，有没有这个事儿，记者是向他核实。他说：“感谢广州市公安局，他们办案非常迅速、非常神勇。我的包丢了10天就帮我找回来了，而且电脑、资料什么都不缺，我很感谢。”然后报道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反响应该还是非常大的，对钟南山这么一个符号性的人物，连他都被抢了，可想这个“双抢”的事件已经猖狂到什么程度了。而他的这种震撼力，哦不，他的这种关注度极其之高。这个也应该说《南方日报》的记者或者《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他们的敏锐力也是非常强的，他们是跑医疗线的，跑卫生线的、卫生口的，听说了钟南山被抢的这个事，但是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确认，而且也想听听钟南山自己怎么说。这个记者就问他，他说有这个事，然后我很感谢。那么这个稿发出来以后呢也是影响非常大。这个报道当时很多地方都在转载，我当时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看到《南方都市报》讲这个报道，一两百字的报道。我觉得很奇怪，哎，好像我们办公室很多人被抢，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人的东西找回来过。手机被抢阿、包被抢阿、电脑被抢阿这都非常普通的事。怎么钟南山包被抢就能找得回来呢？这背后肯定有原因说不定有大新闻在。我当时撂下饭碗赶紧给我们的记者打电话，给我们的傅剑峰打电话：“你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包怎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找回来？”记者当时不是很有信心，这个事情难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接了这个活。这就显示出我们记者，傅剑峰记者的厉害。他平时交游也是相对广泛，在公安这个系统里呢有他一些哥们。他就到处打电话，打了七八个电话，真的就有一个朋友是钟南山电脑被抢专案组的成员，而且他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最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说服工作。呃，刚才我可能说错啊，可能他也未必是这个专案组成员，但至少他知道这个案件的情况。然后他就把他们办案的经过、甚至他们破案的一些情况简报都给我们看过。然后我们抓到这些第一手资料，就迅速推出了这组报道。
这组报道是什么呢？是省委书记批示，调动了一百多个警察，而且悬赏捉拿盗匪。最后更搞笑、更蹊跷的是什么呢？警察布了这么多线、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到各个地方去追查，到电脑城阿什么地方去追查，都没追查到。最后这个电脑怎么回来的呢？是第十天的时候有个人打电话报警，给110打电话说我已经把电脑放在你们一个警车下面，这个警车几号几号，你们开箱看看这个电脑是不是钟南山的。然后一打开给钟南山一看，确实是他的，而且里边的资料一个都没动过，全都没删除。这样一个侦察手段呢，当然我们更多的侦察手段我们都不便披露、不便于去说。
其实钟南山被抢被其他媒体报道以后，网上已经有新的声音质疑了。质疑这些打击“双抢”的警察和犯罪分子有勾结，是有递牌的，要抢东西也要进贡的。网友都在说，说钟南山包丢了怎么找得回来呢，无非是警察那几个头打电话开开会，限期明天把这个包追回来，不管在哪儿。当然这个警察也确实给我们透露，警察各个地方确实是有线人，是有这样一些人，否则破这个案难度也忒大，找这包无异于大海捞针。最后抢这个包的歹徒确实是把包送回来了，没让警察太费劲，而且是放在警车的下面。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名人或者重要人物，他们和我们普通人还是不一样。谁丢了东西能不能找回来还取决于你的社会影响力或者说，取决于领导重视与否。当然这个话我们不能在稿子里面明说，我们从来不说这个话。这个是由我们报道以后评论去说的，是由其他媒体作评论的时候去说的话，我们只是客观的表述这样一个事实。而且我们也是说，这个事情这样做体现了重视，因为钟南山的包确实可能和别的包不一样，他钟南山自己也说我这个包有新药的产品计划书，我这个包里边价值值一亿，治疗什么禽流感、治疗SARS，那这个重要性就非常重要了。当然有没有那就另说了。
反正我们对这个案件，拿到这样的材料是非常欣喜的。最后我们对这个案的报道呢也是说服了老总，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平息网络谣言，警察和抢匪是没有勾结的、绝对不可能有勾结的。我们要向大家解释这个包是怎么找回来的，是因为省委领导重视，是因为警察神勇这样才会找回来的。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以后，公安呢据说是不太高兴。我们报道出来第二天，广州市公安局宣教处处长给我们打电话，找记者说吴沙局长想要见见他。记者正好当时在北京，就跟他说暂时不能见吧。你进到里面去了他总会让你说出来的，而且作为我们媒体呢应该尽量保护线人，或者说保护深喉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先人的资料，这是我们的信誉所在。后来我们也确实没讲。而且这种事情呢，本来是你们公安局应该向我们媒体公布的，应该向公众公布的，并不属于匿名，而且你们看到的情况通报上面并没有“机密“绝密”这样的字眼，我们也不属于泄密。而且我们在报道里边对你们的侦查手段、破案手段都进行了省略，这个也不违反新闻纪律。所以最后一说他们也没什么话说了，但是他们内部开展了严密的甄别、调查工作，我们的线人最后还是没有暴露。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记者很聪明，特别和他交待，在这个案件你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时候，打电话不要用手机、不要用家里的电话，用公用电话打；发邮件不要用自己的邮箱，用新注册邮箱去发，也不要用公安局的电脑发，用别的地方的电脑发，所以最后这个人就没有被查出来，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但是一查呢，真查出来一个线人，这个人长期给《南方都市报》提供线索，而且据说还从《南方都市报》那里收取固定的线索费，这个警察被开除了，捎带的他倒了霉。
这个发现就体现出我们整组报道的难能可贵之处，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这种新闻感觉，这叫见微知著也好，就这么件小事，大家都感觉案子破就破了吧，新闻到此为止，没发现这里边可能会埋藏更大的新闻。这点可能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新闻敏感。当然这个案子更大的影响力，让我们感到有更大收获的是钟南山对他这个案子所发表的评论。他的评论可以说是高屋建瓴也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他说收容不该废，应该重新确立收容遣送制度，对民工、对没有身份证的“三无”人员要坚决的清除出城市。这个孙志刚案子办错了，那个事情搞错了，怎么能因为一个孙志刚就把一个制度给废了？这个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应该恢复。我还信任你们《南方周末》，你们要帮我把这个观点宣传出去，要让这个制度再恢复过来。那我想，这个事也确实很违背我们的理念，但是它违背事实吗违背现实吗？可能还真不违背。钟南山特别跟我们强调，说不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我们医院里的、我们学校里的好多老师好多学生都这么认为，这个制度要恢复，我们好多广州本地人都说这个制度废了不好、不该废。那这也确实代表了一些民意。因为钟南山在SARS那年直接被我们《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我们还是有一定密切的联系的，那我就把这个报道报出来了。这个报道用了个很衰的标题，这也没办法，被我们老总改过了，原来那个太猛了，改成一个比较虚的：《收容废了
城市治安怎么抓》。我们做了一下相对平衡，用宪政学者反对因治安问题恢复收容制度，不少市民呼吁重点治乱收容游民，其实我们还是出于保护钟南山的名义，我们标题里面根本没出现钟南山这样的字眼，但内文里边钟南山还是要谈点，还是要说：钟南山呼吁收容游民、重罚罪犯。而这篇报道，包括钟南山观点的报道甚至比钟南山被抢因为领导重视迅速破案这样的事实来的影响更大。报道出来后第二天国内炸了锅了，所有的评论都起来了，但是大家都在一路攻击钟南山，觉得钟南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没有人的底线的话，觉得钟南山你只适合在SARS领域发言，其他领域你就闭嘴，所有的媒体就是开始群起而攻之。事情就越吵越大。但是我们说这里面还真的代表了些民意，这个事情国外的媒体好多也在介入，说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再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因为孙志刚案件已经不是一个中国影响问题，是全世界影响问题，这涉及到宪政和人权的问题。最后我们正准备再做一下跟进报道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有关方面的禁令：全国所有的媒体禁止对钟南山被抢以及他对于收容制度的观点发表评论和报道。这个也是我们接到的不多见的禁令，禁令是因为我们《南方周末》发的报道而发的一道彻底的禁令，也足见这篇报道的影响力是如何之大。
其实这个报道也可以说类似于我们现在炒股票的，叫低吸高抛。因为股票要赚钱你肯定得最低价时吸进来而且最高价时卖出去，钟南山的案件就类似这样的事情。他最低的时候只有几百字的报道，两百字的报道。就说感谢公安啊帮我把包找回来就结束了，如果你不继续去关注它里边可能有更大的新闻，那这个事件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更需要的是你的这种敏感。我们的报道出来后不仅国内国际的影响大，包括在范社长领导的我们的集团里面都有很大反响。我听说《南方都市报》把跑广州口的这些记者痛骂一顿，怎么漏了新闻？被全国发行的《南方周末》倒抢了广州新闻，而我们《南方都市报》专门报广州新闻的却没有发现这个新闻。这也是可以令我们沾沾自喜的一个地方。
下面我再谈一下我们2006年度一等奖的报道，邱兴华案的系列报道。邱兴华案的报道我们是分两次，这个也是不多见的，我们把两篇报道放在一起评一个奖。这个奖一个是8月份的一个报道一个是11月份的一篇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报道邱兴华的时候。邱兴华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总共杀了11个人，杀的人其实也不算太多。关键他杀的人特殊，他杀了道士，是宗教界人士，而且里边有小孩。他基本上是把那个道观里边的道士和香客，也还包括香客带的一些小孩，10个人全部杀掉。后来又逃亡到随州、湖北，然后在湖北又干掉一个，总共加起来杀了11个人。而他的这个案件影响也非常大。大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杀的人还是蛮多，人还是比较特殊、非常特殊，更重要的是警方出动的力量非常之大。他躲在山上，我们出动了近千名警力去搜山。这样的搜捕还是不多见，而且还是公安部的A级通缉令，大街小巷到处贴的是。我们的第一篇报道对这个案件做了一个梳理，因为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最开始是当地的媒体《华商报》，《华商报》最新跟进的，然后全国其他媒体也赶紧派记者去做。我们这篇报道在那个阶段也是高于同行的吧，把邱兴华犯案的整个心理过程作了比较独到的挖掘、展示，角度也和其他媒体的角度不一样：《“变态”邱兴华心理档案》。
我们关于邱兴华的第二篇报道跟第一篇就有点不一样，第一篇报道可以说是为第二篇报道打下了伏笔，而第二篇报道是对邱兴华报道的颠覆之作，对它是一个彻底颠覆。这个颠覆体现在什么地方？11月30号的时候邱兴华的二审已经开庭了，一审已经判他死刑了。这个时候按照一般的案子来说已经要退出公众的视野了，因为它没有悬念了，没有新闻性出来。你杀了这么多人，杀人偿命，你肯定得死啊，判死刑没有什么。而且主要是大家关注他上诉的理由比较搞笑。因为邱兴华说我上诉因为我认为道士摸了我老婆屁股、调戏我老婆。为什么判决书不对此予以认定呢？因为这个理由去上诉。别人上诉的理由是为了减刑，判我判得太重了。他说你判我死刑对了，但是他调戏我老婆这个理由你一定要说上去。他的理由跟别人很不一样。但是不管再多的事情再好玩的地方，这个案子从大致的走向上来讲，按我们以前的惯例说，这个案子已经走到头了，媒体也不需要去关注什么了。所以我们记者到了当地之后，当地记者很奇怪，你们记者还来干嘛？这事情都结束了，邱兴华还能报个啥？但是我们推出报道之后，他们发现没想到里面还能有这么大的料。这个什么呢？我们通过报道一个精神病专家为邱兴华案件的奔走以及邱兴华本人的一些分析，我们的报道把这些观点呈现出来，就是：邱兴华不该被判死刑，不管他杀了多少人，因为他是个精神病人。他有精神病人的嫌疑。而按我们国家的刑法规定，精神病人是不能被判刑的。他只能进行强制医疗。这个就彻底颠覆了以前的报道。
我们这组报道是做了三个版的报道，第一篇是《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一个主稿。主稿是以一个精神病专家为邱兴华的奔走以及一位律师为其争取司法鉴定这样的过程为基调的；第二篇报道就是《我不是为邱兴华一人奔走》，就是刘锡伟这位精神病学专家，他说邱兴华案件不仅仅在他一个人身上，中国现在很多的司法体制中间还存在大量的对精神病人忽视的现象。他也曾经举到一个例子，有一个精神病人他本来是不该被判刑的，但他在广西的同事经常被请去到监狱里给病人看病。看什么？看精神病人。曾经一个下午就看了20多个精神病人。更重要的是精神病人本来是不该被关到监狱里的，精神病人应该是关在精神病院的。这么一说那些人都是被冤枉的，他说整个中国的司法体制包括人民的司法观念还是“杀人偿命”，还是“从重从快”。所以关于这个犯罪嫌疑人无罪、免罪的理由经常是被否定的。刘锡伟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的同事有一次给一个犯罪嫌疑人鉴定，鉴定成精神病人，结果法院很不高兴，来回路费都不给报销了。这个是谈了中国整个司法审判体制对精神病人的关注，就是说对人权方面的一个瑕疵吧。第三版的报道我们发表了一个为邱兴华案子奔走的律师陈志华，他分析了邱兴华精神病家族史及九种精神异常表现。另外一篇呢我们还对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李枚谨，就是他认为邱兴华是变态人格，只是变态心理没有精神病，发表这个相反观点。还有就是第五篇小报道，就是邱兴华将来如果被审判的话、被鉴定的话应该怎样去鉴定的问题。
这五篇报道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专题。还有一点呢就是不仅有这个，我们头版还配了评论，方舟评论《试看邱兴华案的天下之大不韪》。邱兴华在一审的时候，在看守所的时候也有好多的精神病学专家给有关当局反映，特别是跟他律师反映，说邱兴华可能是精神病人，不应该被判刑的。你们应该用这样的理由去为邱兴华辩护。邱兴华的律师就说，我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我们评论的主题也就是谈到了这样的天下之大不韪是这样的大不韪，是很可怕的大不韪。这组报道的影响也就不用说了，它几乎是2006年下半年最热的一个焦点新闻。结果我们11月30号的颠覆性的报道退出来后，法学界、精神病学界与整个公众展开了大议论，非常的浪潮。一方面是法学家、精神病学家呼吁为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另外一方面就是公众中间还有很大一些人主张立即杀死邱兴华，即便他是疯子，也应该被杀掉。这个呢，刚才主持人张老师也说过了，我为这个事情写过七八篇评论吧，连续写了七八篇评论。因为当时我们想，11月8号他二审开庭，开庭一个月之内马上就可能被判死刑，可能被杀掉。所以这个时候媒体要发挥影响力就要赶早，就要为邱兴华争取到在他被判死刑之前作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哪怕这个鉴定他没有精神病，那他杀了，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我们的报道发了之后，我呢又连续发了几篇评论，在《南方都市报》发了一个二审邱兴华的系列评论，好像还被《南方都市报》评为他们的年度好新闻、好版面、好的系列评论。这个事情的最终结局是让我们非常遗憾的。邱兴华就在29号被毙了，没有给他做精神病鉴定。而这个被毙的日子呢是再过两三天省级法院，就是陕西法院就没有权力再杀人了，我们的死刑复核统一收归最高法院来行使。就是你杀任何一个人都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同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杀一个人只需要省高院的院长签字盖章就可以了。所以他可能抢在这个时间点上把邱兴华干掉了。我们最终为邱兴华争取司法鉴定的努力失败了，也错失了中国司法史上可能产生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报道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我们质疑的声音。当然对我们质疑最大的就是李枚谨。就是主张邱兴华只是变态心理只是变态人格的，他认为我们《南方周末》的报道，他没提《南方周末》的名字，他的访谈是在《检察日报》发表的。他说有媒体用专题报道的形式报道了邱兴华案件。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在干扰司法，干扰法官独立审判，这样影响是十分不好的，是不应该的。我们的记者其实对李枚谨这样的观点有过答复，他说我们是在影响司法那你李枚谨是不是也在影响司法呢？你的一个访谈就可以使当地警察、当地法官拿为依据，认为邱兴华不需要做鉴定。到底谁在干预司法？而且你的身份非常特殊，你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你不是暨南大学的教授，你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你是他们系统内的教授，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之大的。据我们记者调查，邱兴华在被判处死刑前，一天让邱兴华做了两套题，心理测试题。李枚谨给他出的题目，做完以后精神很正常，只是心理问题，第二天就判了他死刑。那说影响司法的人，我们的力量可能远远不如李枚谨老师。但是媒体、公众里边也有自己的声音。媒体同行说你这个报道是不是也像李枚谨说的在干扰司法啊？你们在妨碍司法独立啊？我在有关场合我也做过一些答复，我说司法独立并不是媒体能不能干扰的，中国干扰司法独立的根本不是媒体，媒体永远没这个权力。其实从这个案件里边也可以看到，无论媒体花了多大的力气，法院法官该干嘛干嘛，他根本不在乎你怎么想、你怎么说的。
另外我想，在记者采访、在和她们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也说到，其实我们的目的，我说你不要怕，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干扰司法。因为司法可能是不公正的。而且我们干扰的并不是他的实体审判，并不是干扰他判几年，我们只是干扰了他中间审判的一个程序而已。这个程序给他不给他对你实体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干扰司法？但是最终很遗憾，我们这组报道还是没有改变邱兴华的命运，但是我们好像还改变了其他人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开始找到了类似邱兴华这样的事情后会怎么办？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要杀了。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广东哪个县的海事局局长，因为他要退了，他的那个副局长说可能老局长要退了，我们应该怎么交接工作了？那个正局长就想你是不是想顶我位子啊？第二天在办公室看那副局长上班，那正局长就拿把锤子就把他砸死了。我想那这局长怎么这么坏阿？官瘾这么大啊？你干吗下这么重的手啊？在以前这类人肯定立马被干掉。后来发现这个局长以前到精神病院看过病，他可能是精神病人，那么就申请精神病鉴定，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杀就杀掉了。而且前段时间不是有哪个地方好像是佛山还是哪里出了灭门案吗？是上门女婿把岳父一家全干掉了，除了岳父一个漏掉了全杀死了，最后那岳父还出来说，他有精神病，我觉得他有精神病，他不该被杀。所有这种种都是和邱兴华被杀相隔十分之短的，所以大家通过邱兴华案件这个报道，至少在公众层面，在公众的思想层面我们发生了潜在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被大家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实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问题。因为精神病人他不是人，他不能看作是人了啊，他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物。因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他的行为是受到他的意识控制的，而精神病人呢他的行为是不受他自己控制的，他自己控制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加之于刑罚，你判他死刑判他罪刑都是不起作用的，就等于你在对一棵树去惩罚，是很荒谬的一个事情。而精神病人长期被我们忽视，很多人都不知道精神病人是啥样的。我们以为精神病人是啥呢？就是街上那疯子，衣服脱光身上脏兮兮的傻乎乎的，哦这就叫精神病人。这还不能叫精神病人，他只能叫傻子。精神病人其实往往是智商非常高的人。你们看前阵子讲诺贝尔经济奖的纳什，纳什的影片，什么影片，哦，《美丽心灵》，那不就是精神病人，你说他智商比谁低呢？还有精神病人他跟其他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哪里呢？跟心理变态的重大区别在哪里？也是刘锡伟这个老教授他教给我的，就是你有没有幻觉？你会不会产生幻觉？这是变态的人跟精神病人的一个重大差别。那个幻觉就是什么？比如说邱兴华的幻觉就是他经常会幻到他儿子怎么得飘飘成仙了，或者是他发现道士调戏他老婆。后来人们去看了他指证的房间阿是根本看不到道士要调戏他老婆的，那个角度是根本看不到的。那个精神病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除了幻想他还妄想。他就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是他生的，说这不是我亲生的，肯定和别人胡搞生的，不是我生的，走路不像我，他就产生这样的幻觉。最后在临死之前，公安局给他做了DNA鉴定，看，你的女儿都是你亲生的。精神病人的种种表现叫“剩余杀人”，就是一般人杀人，像邱兴华这样的，一般人杀人呢他就跟道观的道士有仇嘛，说你调戏我老婆嘛，那你杀他一个人就行了。那你杀其他人，你把一个几岁大的小孩都杀掉，有没有必要？当然你也可能有理由，我不杀他们，他们不是要报案吗？不会说是我杀的吗？我必须要灭口，这个也有情可原。但这个都不算，他杀完以后呢，他还把那个心啊肝啊挖出来炒炒吃，炒炒喂狗吃，而且他弄完以后还沾着那个血阿在墙上写字。他把那10个人身上的钱都搜了嘛，搜了几十块钱吧，他写：今借到各位神仙多少多少钱，留了自己的字据。所以种种的表现呢就表现他不是一般人。而且他的幻觉还表现什么呢？就是精神病人他有一种妄想，妄想他自己不是一般的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
邱兴华在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特别害怕做司法鉴定。他说你给我做司法鉴定不好啊，你给我做司法鉴定万一我是精神病人，我自己写的两本书不就每人买了吗？大家不就觉得我是神经病，我胡说八道了吗？他在监狱写什么书呢？一本是叫《特大杀人案主犯邱兴华人生历程》，大概是这样，第一本书的名字叫这个。第二本书的名字叫《金笔定江山》，他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看的，怎样智取台湾。你们都不懂，我懂，我教给你们怎么去智取台湾。而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一个农民，初中毕业，没有正当职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他在考虑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教给国家领导人怎么去智取台湾，所以他是幻想自己不是一般的人。种种迹象呢都表明他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李枚谨他们这一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他肯定不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知道自己逃亡啊？他知道怎么躲啊？还知道去逃避这个侦查？精神病人肯定没有这个能力了。他们也确实不太清楚精神病人和一般的变态人格是什么样的界限，而且作为一个犯罪学家，你确实没有在精神病领域发言的资格，心理学是截然不同的学科。
以上我就先讲这六个案例吧，简单再说一下我个人的新闻的操作理念吧，有可能跟《南方周末》的一些操作理念是相吻合的。第一点，我说做新闻要有霸气。这个霸气是像楚霸王那样的霸气。你发现我们年度好新闻的共同特点就是霸气。就是牛。我在自己的博客上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做新闻怎样才能有霸气，而为什么《南方周末》做新闻要有霸气，这个霸气怎么去做到？另外一点呢，做到好新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把握好三度。三度就是速度，时效性必须非常之快，像我们做郴州报道一样，做那个夏盔副市长儿子的报道一样，速度必须时效非常之快，我们要速度。第二是角度，角度必须够刁钻够出奇够有吸引力。第三个就是深度，这个我们都经常谈到了。
最后我谈到怎样做新闻的理念，一个要有霸气，第二个我个人做新闻呢，要大俗大雅。《南方周末》以前的主编钱纲、江艺平也谈到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可能文化层次相对比较高，就觉得是知识分子爱读的一份报纸，所以他有一种不自觉的倾向，就是学术化或者是小圈子化，很艰深。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风格。钱刚还说我们每次在会上纠正这样不好的倾向，开始说得还蛮有效，过了一段时间又慢慢滑回到老路上去了，滑回到小圈子小众的或者更艰深的更学术化的报道层面上去了。当然不是指全体啊，是指个别版面。可能我本人的经历吧，也算受过学术教育，我会想我如果搞学术的话干吗来《南方周末》，我要发学术文章的话应该发到学报上，怎么能在这上面、在报纸上，特别是大众媒体上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好新闻就应该做到大俗大雅，你知道大俗一般就是大雅，这个有时候可能未必一定啊，但是俗雅确实是相辅相成的。我的追求是什么呢？我做出一篇报道，教授爱看民工也爱看，这我就觉得我的报道是成功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专业领域呢媒体记者喜欢用专业术语，一篇文章外行都看不懂。这个美国商业周刊上次他们有个讲座，他们也特别反对这样的现象。真正高手写的经济报道是没有经济术语的、没有财经术语。我以前做法制编辑的时候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报道给我，我一看第一句话三十多个字中间有四个法律术语，我就将这篇文章打回去重写。所以大俗大雅真正做到了我们中央提倡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大俗大雅可能会被觉得是不是极端啊？但也表明是一种人格分裂。有一个段子吧，不知道你们有没听过这个段子，男人版的有朝一日有钱了不知道是不是：有朝一日有钱了，喝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还有就是女人版的就是：有朝一日有钱了，包二奶包两个，一个给老公一个给老爸。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有钱了，我也办报纸，而且一办办两份，一份办像《南方周末》这么雅的报纸，一份办最低俗的低级刊物、低级媒体。在高雅市场里面像《太阳报》那样的，越是这样的报纸可能越赚钱。一个是宣扬理念一个是赚钱的。但是我觉得在《南方周末》里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大俗和大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看我们做发廊女的报道，看起来是很俗阿，卖淫女啊，卖淫女为生活所迫，老公支持她去卖淫，每天接送她去卖淫。她的目的就是维持活着、去还债。你说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其实能够反映出一个更雅的事情。第三点呢就是说所谓的记录时代、影响中国。记录时代进程是《南方周末》的口号，我们当时还想“影响时代进程”，但这个不便于明着提，所以只有前面那一个，但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影响中国。就举2005和2006年度两个一等奖作品来说吧，代课教师这篇报道是我们对中国产生实际影响的报道。我们的报道确实影响了中国的义务教育，特别是西部义务教育的加速。而邱兴华这篇报道，它的影响没有实质影响，邱兴华最后还是被杀了。当然别人说如果邱兴华真的被鉴定了，他是个精神病人，不杀他，那这就牛大了。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影响是一种思想性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终究可以发挥作用。这方面可能就需要我们“韧”的战斗。我们平常讲政治家办报，包括我刚才跟大家讲一些猛料阿一些本来不能出的报道最后出笼的经过，会发现我们确实也在考虑政治，也在想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当然也可能是政客。
另外我想着重说一点就是我今天和大家的交流呢是内部交流，不宜对外宣传，特别是里面涉及了很多我们的生存法则，是我们活命的饭碗，不宜过分的传播，这里只是在我们范院长这里做一点内部的交流。我今天交流就先交流到这儿。（掌声）
张晋升：感谢郭老师精彩的演讲，郭老师把案例搬到了我们的课堂，可以说既体现了《南方周末》一直以来的报道理念，追求真相、真知和真情，同时也把调查和报道、深度报道这些操作手法也介绍给大家，让我们是受益匪浅。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的同学和郭老师我们一起来共同交流一下。
同学：郭老师您好，您刚提到的记录时代，影响中国，那么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报道才能影响中国？记者怎么培养自己的功力才能做出有影响的报道？
郭光东（以下简称“郭”）：题目很难回答，好像满大的。什么样的报道能够影响中国，这个可能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东西正好是当下所需要的，而你的切入点呢又是非常巧妙的，这样的报道出来以后我觉得在当下确实能够起到影响的作用。太过超前的报道可能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另外怎么锻炼调查的功力，这个我想还是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我们也欢迎暨南大学的同学到我们《南方周末》来实习。
同学：谢谢郭老师精彩的演讲。对您提到的邱兴华案件，我有个疑问，就是那11个被邱兴华杀害的人以及千千万万个被精神病杀害的人，他们的合法权益谁来保障呢？
郭：你的问题很好，其实我们内部也有过这样的讨论。就说我们的报道非常偏颇，邱兴华被杀了之后，《华商报》也做了一篇报道，它这个报道就是说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邱兴华、关注邱兴华的家属，却没有人去关注那11个被杀害的家属。而且它还报道了一个重要事实，人们的捐款都是捐给邱兴华老婆的，那11个人的没收到过捐款。觉得大众怎么有问题呢，怎么是在同情这个杀人的人，而漠视这个被杀的人呢？这个我的解答是什么呢？什么节点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只报道邱兴华的问题呢？是因为邱兴华可能马上被杀，当时我们报道的时候已经二审开庭了，随时都有可能一命呜呼，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去为他争取，那我们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而那些被邱兴华杀害的家属的权利，我们还可以留待以后再说。这我觉得是一个时间点的把握。另外一个，我想一个社会如果对坏人都给予充分保障，那这个社会对好人不会保障吗？对罪恶的人都保障那这个社会的人权肯定是最高的。另外一点我们也确实做了矫正，就在今年我们也做了被害人补偿机制、国家补偿机制的相应报道，甚至还发在头版。而且国家检察院也在酝酿，包括国务院、财政部也在酝酿，由国家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补偿的这样的一种国家机制、国家财政的支出的机制。这个我想它可能是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每个点应该做什么事情的问题。
同学：现在国家有规定，就是媒体不能进行异地监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异地不能监督本地监督又有顾忌，媒体的监督功能是不是有削弱呢？谢谢。
郭：肯定有削弱。毫无疑问。我们经常怀念没有异地监督文件以前的岁月，记得那个时候接到电话接到一个猛料，啊，赶紧去。云南？赶紧去；浙江？赶紧去。现在觉得这个去了话不划算啊？回来又发不了，极大挫伤记者积极性阿。而且以后要问罪的话就可以说你明确违反文件规定。当然我们现在要是严格的完完全全按照这么做的话……估计这也不是中央的本意，因为中央也是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嘛，他规定不准异地监督的这个文件名是叫什么？《加强舆论监督的几点意见》，好像是这个。那我们的监督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我们的手法上会做得比以前考虑多一些。就我刚才说的“韧”，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更坚韧。以前我们是戴着脚镣跳舞，现在我们手铐也戴了，我们脚镣手铐都戴了，在这个时候跳舞跳得好看那才叫真本事。我记得窦文涛好象以前讲过，别人说你的主持水平比内地的电视主持人水平高啊！窦文涛说根本不是这回事，内地主持人那才叫人精呢，在那么多监督的条件下还能做出这样的报道那才叫高人，我是环境宽松嘛所以做好了不奇怪。我想有了这个文件规定做监督可能会更难点，另外我们也是转型啊，不一定是一味地去做监督，我们有时候做异地表扬的稿件效果也挺好，跟异地监督效果是一样的。很多报道我们看起来就像异地表扬阿，那个郴州我们就表扬省委很厉害阿，惩治腐败。表扬公安部严惩腐败。这些就是要学些新的方式吧。
同学：郭老师您好!我也想问一下邱兴华案件的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对邱兴华案件你们做了两篇报道，而第二篇是对第一篇的颠覆，那么这个操作过程是如何转变过来的？
郭：这个问题，呵呵，挑拨离间。因为两篇报道不是一个人编的，第二篇报道是我编的，第一篇是我们另一个编辑，李宏明编的。可能我们俩的观点不是很一致，但是记者呢他认同后一篇的观点，他认为第一篇主稿里面他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引，也或者他也不是往这个方向去引，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也是表明他有精神病的嫌疑。结果就是配了一篇稿，就是访问那个心理学家李枚谨。结果记者就认为配稿和主稿之间是分裂的，是两个方向跑的。当时我们内部还是有一定争论和讨论的。但是第一篇稿件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来有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出来为邱兴华辩护为邱兴华奔走，他的出发点、他的事实依据就是我们《南方周末》第一篇报道。他谈到邱兴华的十大特点说明邱兴华有可能有精神病，这十个特点里面九条都是那篇报道里面列出来的事实。这个可以说两篇报道也是一脉相承的。另外我说的颠覆可能更多的是说颠覆了公众对邱兴华的看法，一般媒体包括整个社会对邱兴华的看法，没想到这样罪大恶极的人竟然可以不被杀。我觉得彻底颠覆可能这种意义上会更明显。
同学（追问）：我想知道的是这个过程是怎么转变的？怎么会想到这样的角度？
郭：这个是当时记者给我打电话谈到了这个问题，说这个人呢是不是有点这个嫌疑，是个精神病人。另外有精神病专家也在给记者打电话，向记者反映说他有可能是那种精神病人。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是只是极个别的人的看法。结果他把事情一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讲了一些国外的情况国内的情况，讲到了人权，包括中国整个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甚至说人权这个领域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就觉得这个点非常新鲜，所有人都没想到。而且我本来也是学这个出身的，学法律出身的。我可能对这个更敏感一点，抓住这个东西抛出来肯定是猛料，肯定会炸锅，所以就决定从这个角度。因为他一开始记者原来的角度是想做什么呢？他想做邱兴华的妻子。做邱兴华的妻子，邱兴华可能被判死刑阿什么的她的这种遭遇阿，他妻子如何的难啊从这种角度去做。这种角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儿科的，没啥大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角度。
同学：郭老师您刚才说到一个错峰的问题，那个“神六”和“发廊女”是获得了最佳版面，那这个仅仅是为了“错峰”还是刻意安排的呢？另外在您做过的报道里面哪一篇压力最大但最后还是报了出来？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谢谢！
郭：我先回答那个错峰的问题，那个最佳版面的问题啊。“神六”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神五”大家很激动，因为第一次有载人嘛，“神六”呢就多一个人而已，一人变俩人不都一回事吗？还怎么报道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找不出有更新的活了。这“神五”报道应该说《南方周末》做得还不错，那时候有个论坛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叫“记者的家”，西祠胡同里边的。它做过一个专题的评比，就是在“神五”中间中国所有的媒体它颁奖，最佳版面奖最佳报道奖什么最佳标题奖等等，《南方周末》还得了好几个奖，其中有一个叫最佳标题奖，应该说还是有我很多的功劳。我们当时的版面非常漂亮，《南方周末》不是像这样竖着走的，整个打横，然后报头在这里，彩图是那个杨利伟从那个太空舱里探出头来，落地以后探出头来的那一刻。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一张照片。我配了一个标题是《十三亿人看见你回家》。这个当年被评为整组报道里边，中国所有媒体所有同台竞争里边的最佳标题奖。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标题抓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是十三亿人同时看到你回家的，这种情况除了杨利伟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至于你刚才说的错峰的问题，我就谈了这样，因为“神六”我们确实搞不出来更好的东西，这个大家都已经疲劳了。“神五”大家都已经疲劳了一下，这个“神六”所有媒体都在报，都在头版头条，我们再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浪费版面，在浪费大家两块钱，而且我们也未必能够超越同绩，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不如打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既然有更好的报道推出来，为什么不做呢？而且我们也充分保证了政治正确性，不能乱来，不能头版全是发廊女啊，那也不对。而我们这个报道你看，上面是“神六”的，醒目的“神六”，而且下面也只是一点点，旁边是方舟评论《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这就是政治非常正确的。几个搭在一起隐含了我们诉求理念，但是又政治正确。你挑不出我多大的刺来，你只不过是个别网友解读我们有勇气阿。哪儿呀？我们不承认我们有勇气，我们就是很平常的搞，就这么来的。你对上面当然不能承认你是有勇气的搞。另外你说的那个受压力最大的，只要你想玩猛料，每一篇压力都大。我有时候跟编辑记者讲，你稿子送给老总审，回来很干净阿老总没怎么动的，我说你这肯定是垃圾稿，你肯定不是好稿件。好稿件老总肯定要动的。很多好稿件是怎么来的呢？送给老总看，老总签样：请换稿。老总签名了给我，那我怎么样？我就再找他去争取，和他谈这个稿子的风险到底在哪里，它的风险的估量我们是不是估量过头了，是有什么地方其实还可以放大的，而我们还可以做怎么样的调整，让它的安全性更强。一般情况下老总都是会又给我放生的。这种情况下，你刚才提到什么压力的问题是吧？
同学（追问）：就是有什么技巧，避免稿子被封杀？
郭：哦。这个我曾经写过一篇报道《应对异地监督六招》，这个可能不愿意在这儿说。这个是我们的饭碗，有我们的理想当然肯定是啦，但也是我们的饭碗，而且我们要守住这块阵地。异地监督彻底完蛋了那也不太像一个报纸。美国的《商业周刊》不也说《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好的报纸吗？我们还是要坚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而且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