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怀疑制度化
　　梁发芾
　　11月19日《青年话题》发表杨于泽《在怀疑一切中举步维艰》，说到目前中国社会普遍的不信任，如题目所示，作者对于怀疑的价值持有怀疑的态度。事实上，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既需要信任，也需要怀疑。或许可以说，信任是现代社会的终极价值，但怀疑具有实现信任的工具价值。
　　信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信任可以大规模减低人们交往中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所以，说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在以前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是长期的，反复的，一个人以他的声名作抵押，他不敢辜负熟人之间的信任。一旦他有失信行为，就会声名扫地，被排斥在熟人社会之外。现在是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信任规则不起作用了，陌生人社会的信任，需要来自有公信力的机构提供的保障和证明。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任社会，但是，这并不是说怀疑就没有价值。西方有一本书，叫做《民主与信任》，但也有一本书，叫做《民主与不信任》。两本书讲的都很有道理。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的。你怀疑你委托的代表，或者你任命的官员可能会违背你对他的信任，机会主义地为自己谋利，所以你设计了种种监督审查质疑的制度，一旦他作出与委托相悖的事，那么，就会动用这种制度，问责他。那些分权，制衡，公开，质询等等制度，都是基于不信任或者说基于怀疑而建立的制度。有趣的是，正是这种对于代理人的不信任，反而促进了代理人按照委托人意志行事的品质即值得信赖的品质的形成。与之相反的是，对于你所委托的人，你深信不疑，不作任何制度上的防范，放心放手让他做任何事情，结果你的信任反而被利用甚至被滥用。中国腐败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制度设计的时候，就假定人民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不可能辜负人民的委托，必须“用人不疑”，因此放弃了监督制约的制度安排。事实证明，恰恰是这种不加怀疑的信任，导致了官员的腐败滥权，最后使得官员不值得信任，官民之间失去了信任。
　　信任是终极价值，但是，信任往往因为怀疑的消失而丧失。因此，即使是高度信任的社会，不信任的制度安排仍然必须存在。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民选官员不负所托，官员的信任度不断提升，但是，这些国家一刻也不敢废除那些基于不信任而设立的制度。只有不信任的制度才能防止官员滥用信任，也只有来自民众的不信任，才能把不负责任不值得信任的官员拉下宝座。
　　人们通过不信任的制度安排和怀疑精神，保证了政府机构和官员负责人地履行职责，管理社会，提高了政府和机构的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反过来给陌生人社会的人们以信心。人们去餐馆就餐时不必亲自监督厨师操作，也不必拿化验仪器化验厨师做出来的食品是不是有毒，这都是基于对于公共管理部门的信任，人们相信，有关部门合法执照和许可证给他们，有关部门一定是值得信赖的。这就促使了 全社会彼此信任的风气和品质的形成。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一旦人们发现，公共管理部门和机构并没有认真进行监管，其行为不值得信任，那么，人们的怀疑就会不断增强。中国网民几乎怀疑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信任被滥用，被践踏。买了曾获有多种大奖的奶粉，却含有致命的三聚氰胺；相信政府发现华南虎的说法，却发现原来是骗局。这样的事多了，人们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就崩溃了。而政府机构和官员的不可信任对于社会也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这样不值得信任的社会中，怀疑一切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
　　一个人，一个社会，不能永远处于怀疑一切的状况中。现在该做的，把怀疑变成制度，通过建立针对公共权力和机构的不信任制度，通过公民不信任的约束，塑造和提升公共机构的公信力，由此将社会带上良性循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