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从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党的“14大”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快20年了，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人，从1992年出生，到今天也到成年的年龄了。
所以，我们的政府做任何事情必须从“市场经济体制”出发，而不能从“政府调控”出发去考虑问题，发现市场有问题，最多只能是调整自己制定的公共政策，不能通过商业和行政手段大加干涉，错误地高估了政府调控的力量，甚至试图左右市场经济的运行状态、方向。
我国目前正是在政府应该、有能力左右市场的心理预期下，希望政府为我们做这做那，如果没有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就怨政府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而政府也自认为是万能的，当市场不如预期的好，就在绝望中叫苦——“市场不听政府的话”。
市场本来就不听政府的话，它只听价格的话、利润的话。中国经济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行为——利益调整，才能有所缓解，仅从政府调控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必然是解决了这个矛盾，有的甚至是经济社会本来没有矛盾，想当然的矛盾（如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过度反应），又人为造成另外一些新矛盾出来，
政府尊重市场规律的直接表现就是不干涉市场，政府干涉的是市场失灵的地方。
1、2008年之前，中国房市有问题但价格走向基本正常，从2008年下半年起，为保GDP增长8%，刺激房市政策出台，房价一路上涨，从2009年下半年起，又开始抑制房价上涨过快，几轮较量，到2010年底，市场不按政府意思走，继续量价齐升。
2、股市，本是股份制企业大众资本化组织形式下的资本流通市场，可是在中国，把股市演变成国有企业筹资、解决国有大型企业困难处境的途径，至今还没有解决非流通股进入流通市场的问题，使股民怨声载道，政府的政策无能为力。
3、发展经济本是市场的责任，中国政府左一个产业调控，右一个产业指导意见，上午一个刺激政策出台，下午一个抑制政策发布，搞得中国社会不是这个产业过剩，就是那个产业过剩；不是这个产业群魔乱舞（煤炭、稀土），就是那个产业没有长进（汽车、农业）。
4、银行本是服务产业，经济越发展，越需要多种形式的筹资服务，四大商业银行垄断了全国绝大部分金融服务，限制、打压民间自发的投资行为，限制中小银行发展，政府也帮着抬高银行进入门槛。中小企业、个体户、个人至今没有为其服务的金融机构诞生，制约了内需的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大众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在中国基本没有。
5、外汇政策是在外汇紧张条件下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所有外汇收入全部由银行收购，企业不承担汇率风险。至今仍然坚持这一制度不变，没有形成中国的外汇交易市场，使国家2.8万亿外汇储备，眼睁睁地看着在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天天在贬值，无可奈何。
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是宏观的，对微观作用是十份有限的。如房市调控，为什么国务院总理都对其（在澳门与群众谈话）都奈何不得呢？因为，中国房市疯狂了，建筑业成了仅次于毒品市场的暴利行业，所有参与主体——群魔乱舞，争抢利润。在房地产市场上发挥作用的力量太多了、太大了，中央政府基本没有力量与之较量。
一是地方政府因为财政收不抵支、事权与财权不对等，发展经济的财力有限，干部政绩和个人增收需要，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最有效的增收富矿，中央抑制房价高涨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是相反的调控，必然中央政府的政策收不到如期效果。
二是房贷是银行最赚钱的业务，而且以月供的形式，长期地、源源不断地向银行流入利润，如果因为政府抑制房价使房价大幅度下滑，银行不仅失去了盈利机会，又有损失的预期，反对房价下降是银行业最大诉求，国有银行的损失将引发经济危机，政府不得不考虑。
三是炒房者，双眼紧盯房价，期望只涨不迭，如果预期房价下降，必然是想方设法早日脱手。而炒房者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目前没有统计，或者说无法统计。炒房资金的来源十分复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全国的贪腐资金绝大部分进入房市。
四是地方政府各级首长与各管理部门，因为房价高涨和房地产业超常规发展，获得了各种不能明说和公开的利益纠结，他们都在明里暗里阻止房价下降，促其继续增长。
五是城市住房的刚性需求，似乎房价越高市场越大。促进房地产商尽可能造成房价上涨态势，努力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甚至抗拒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实施。房地产商的能量，已经大到左右舆论，主动参与所有经济论坛，与公共经济学家平起平座，用其不当得利维护其更大的违德之利，已经有尾大不掉的趋势。
上述五大市场力量加在一起，与中央政府调控抗衡，就是朱鎔基也可能对其无可奈何。如果说中央政府要调控，不让房价上涨到有泡沫的程度（事实上已经是泡沫了，泡沫大到不敢捅破的程度），影响中国整体经济态势的话，非从根子上（有关房地产公共政策）下功夫不可。
1、改变土地政策，城市政府向开发商无偿供地，招拍价格不是地价而是以谁的房屋出售均价低就拍给谁。把土地出让金按70年或50年使用权分摊到住房者头上，征收土地使用税，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退出来，再加上房产的财产税，实现地方政府财政转向细水长流。
2、对城市家庭，实行最多只能拥有两套住房的政策（三代同居，孙辈18岁以上）；非本市户籍居民，要有就业处所和已经交纳个人所得税两年以上，只能拥有一套住房；无就业处所和没有交纳个人所得税者，征收空房税的同时，限期出让或租出等政策。甚至可以考虑空房达到一定期限，仍不转让的，政府公开通告，允许无房者破门夺屋暂时借居无罪。
3、对小产权房，通过土地所有权调整（价值中国网2011年1月7日《城市和农村土地所有制应该调换》一文），纳入城市供房体系上市，加上政府的公租房和廉价房政策，解决供给问题。说实话，目前政府大力建设公租房和廉价房，不可能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规模上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目前，关于房产税问题，又是试点，又是争论，还下不了决心。对房地产行业采取什么措施，已经是中国各级政府是否真的实行经济转型的试金石。现在没时间试点了，必须痛下决心改变房地产供给方式与土地所有制、出让办法。地方政府从土地财中退出，把炒房者从房市中赶走。否则，因为房地产的“GDP可爱”带来国家整体经济危机，悔之晚矣。
如果采取上述三大政策调控，中国房市稳定发展就在其中，高房价也一定会降下来。因为这样的调控，都是从公共政策入手，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现在的调控政策，都是在“投鼠忌器”的指导思想下设计出来的，深入到商业操作层面上去了，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指望中央政府发一个文件，全民认真贯彻执行，那是政治，这里是经济，都是方方面面的各种利益，在利益面前谁也不讲政治。我们也不能指望公务员在利益面前，用政治观点思考问题，经济与政治是不同的两个领域。
总之，我们的政府在经济问题上，不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更不能试图左右市场，市场只讲利益，它不讲政治。在利益面前，利益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利益。调控房市就要调整利益，不调利益的调控，没有用。
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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