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10年12月《书城》杂志：
雁来燕去，二十春秋
——读李建永《母亲词典》兼忆“风华杯杂文征文”
李 辉
四十几年的人生阅历，十几年的记忆追寻和旁征博引，晋人李建永——相貌彪悍，看似颇有契丹人的塞外风采，实则心细如发，且忍耐力惊人——终于完成了《母亲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一○年八月）。他以发表杂文而步入文坛，迄今已达二十二年。如今，这本写了十几年的厚重作品，为写作生涯竖起了一块里程碑。
李建永的处女作《撒娇的流派》，发表于一九八八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举办“风华杯杂文征文”之时，我与他的结识也始于此。
我于一九八七年冬天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任“大地”副刊的杂文编辑。次年夏天，副刊获得航空航天工业部贵州风华机器厂（风华电冰箱厂）的支持，遂在蓝翎、缪俊杰、舒展三位部主任的筹划和领导下，举办“风华杯杂文征文”。此次“风华杯杂文征文”，约请了十一位评委：柯灵、唐弢、黄秋耘、秦牧、戈扬、严秀、黄裳、唐因、范荣康、刘再复、舒展，可谓名家荟萃，阵容强大。二十二年过去，十一名评委中，如今只有严秀、黄裳、刘再复、舒展四人健在，其他七人，以及蓝翎先生，竟已仙逝。我存有一张评委合影（黄秋耘、黄裳两位先生缺席），评委们的来信与点评也珍藏至今。翻阅凝望，忆及往事，总让人怅然不已。
举办“风华杯杂文征文”时，恰值文化界、创作界的思想最为活跃之际，短短三个月里，征文收到近七千篇来稿，我们从中遴选六十一篇发表，再请评委各自写来点评，从中评选出二十五篇获奖作品。此次杂文征文，来稿之踊跃、作者范围之广泛、锋芒之尖锐、风格之多样，颇获一时好评，甚至有论者将之称为当代杂文的一个高峰。杂文家、出版家严秀先生，在《愿“风华”吹皱一池春水》中这样写道：“但这回的‘风华’杂文却有些新气象。我觉得它在杂文的题材、笔法与作者范围这三个重要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收获，而且可能是解放后最客观的一次（综合三者而言）。‘风华’钻出了杂文题材不够宽广的圈子，放眼中国现实的大千世界，用事实说明了杂文的写作题材确是无比宽广的，真可谓‘普天之下，莫非吾土’了。”
在众多名家之外，格外引起编辑和读者瞩目的，是一些来自基层的杂文作者。我和同事们将他们的作品喻为“平民杂文”。征文结束时，我曾发表《不拘一格断想——“风华杂文征文”编辑手记》一文，集中评点此次征文，并作为此次征文作品的合集《阿Q真地阔了起来》（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的编后记。在《不拘一格断想》中，我有一节专门谈论“平民杂文”，而李建永的作品也被提及。二十二年过去，再看旧作，我依然认为，杂文能否重获活力，还得依赖民间的作者，而如今活跃在网络上的博客群体，或许可以视为“平民杂文”的另一方式的呈现。
在七千来稿中，李建永的《撒娇的流派》令人眼睛一亮。他时年二十六岁，正在山西阳泉市文联工作。在此之前，他未发表过作品，但这篇杂文却呈现出很扎实的文化功底和潇洒、幽默的文风。他别出心裁地以“撒娇”来针砭现实，把政治领域里的光怪陆离现象，归纳为怯娇派、泼娇派、嗔娇派，可谓形象生动，入木三分。譬如，他这样描述“怯娇派”：“此派成员惯于‘装孙子’，在同性上司面前，言谈举止，均作女郎怯生生之状；尤以说话时分，未语先红，娇言半吐（似乎舌尖秃了），不胜羞怯柔媚之态，煞是可爱。他们意在以自身之卑怯，来反衬上司的高大、完美、威严。将自己的人格一概扔到垃圾堆中。趁此时提一些个人要求，谅上司定会慨然允之。此派属内秀型。”多年后，再读此文，仍觉新鲜，不失其生命力，属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文佳作。
《撒娇的流派》发表后，我当即给李建永写去一信，从此，我们开始了通信，交往也延续至今。一九九三年，我为华侨出版社主编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想学习巴金当年主编“文学丛刊”的方式，以名家带新人。第一辑十位作者，有吴冠中、汪曾祺、于光远、林斤澜、蓝翎、邵燕祥、刘心武、冯骥才等，在诸多名家之外，我约请李建永编选一本作品集。那一年的四月，仍是风沙时节，我去了他的故乡——雁门关附近的山阴县高庄村。坐在他家的土炕上，我们一起翻阅文稿，商量编选体例。刚读过他的一篇随笔《女人是水》，我颇为欣赏，当即也就为作品集取了这一书名。
《女人是水》是李建永的第一本作品集。出版时，按照该文丛的体例，我在书的勒口上为他写了一段点评：“作者永远操着浓重的山西乡音，他太年轻，还没有机会在山外的世界尽兴地浏览。但书的世界令他迷恋，晋地悠久而厚重的文化氛围，使得他能潜心构造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有幽默与讽刺，但不去刻意追求，而是无意之中具备了一种潇洒，一种不拘一格的文风。他谈书，谈社会众生相，谈文化。他刚刚起步，脚步却稳重踏实。”
其实，《女人是水》出版时李建永已年过三十，不算年轻了。他希望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书出不久，他很快走出山西，成了一名从南跑到北的名符其实的文学“漂族”。几番周折，几番摔打，频繁跳槽，吃尽苦头，自己满身是伤，也伤及他人，艰难中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最后，他携妻落脚北京，由一名“北漂”正式成为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且著述不断。当年女儿随他们夫妇入京时只有四岁，童年在租住的大杂院里一间窄小厢房里长大，如今，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山西后，将近二十年的生活磨砺与人际磨合，让李建永这位曾经过于自负、过于自我的塞外汉子，日趋沉稳，内敛，《母亲词典》的写作过程，伴随着这一人生阶段的苦苦跋涉。
早在十几年前，李建永拿来一摞文稿，约三四万字，总题为“母亲词典”。我当即翻阅，颇为惊奇。未想到，一直以杂文创作来针砭现实的他，忽然间，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俗语民谚，纳入了自己的文化追寻和写作范畴，并且一下子就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关于这一系列，首页有一段写作缘起：“老猫炕上睡，一辈传一辈。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但她却能够随口说出许多富有生活经验和人生哲理的俗谚。十多年来，我把随时回忆起来的‘母亲的话’留心记录下来，居然积攒了数千条。加上我平时收集的一些流行于故乡及周边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民谚俗语，怕有十几甚而几十万条了吧。有道是，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后来，这段话成了他在报纸上开设“母亲词典”专栏的开场白。难得的是，他请漫画家徐鹏飞精心配以绝妙的水墨插图，图文相得益彰，由此，他开拓了一个新的写作领域。
谚语是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口传文化的一部分，当传统文化几乎都被视为糟粕予以贬斥的年代，谚语也难逃厄运。“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本《贫下中农批判反动谚语五十例》，可以说留下了一个历史讽刺。
李建永把文化的尴尬抛到了身后，以解读谚语的方式走进传统文化的宝库。《母亲词典》以谚语为切入点，把看似一个“冷门”的东西，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语言、民俗、艺术、文学等，彼此从来就是紧紧纠缠、交融，然后构成一个文化整体。文化不可能简单地分割开来。必须警惕的是，所谓以“剔除糟粕”而采取的措施，有时很可能恰恰是对文化整体的破坏。何谓糟粕？何谓精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一文化现象和形式，必然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假如只依据某一时代的标准和需要，将之简单而粗暴地划分为“糟粕”或“精华”，那么，“剔除糟粕”的同时也就可能伤及精华，文化的整体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母亲词典》的价值就在于，作者尊重文化本体，以谚语为对象来解读传统文化“内在”的整体性。把一位不识字的母亲的口传智慧，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相交融；把人们耳熟能详却不太留意的一千多条谚语，予以梳理，纳入到文学经典和文献典籍的引证考据的范畴……
完成这本厚重的《母亲词典》，对李建永来说，实在是一次对性情、学识、毅力的极大磨练。李建永读书多且杂，《母亲词典》中有许多文献引证，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到史书方志，无不涉及。他对中医中药易经等尤感兴趣，并颇有研究，《本草纲目》、《黄帝内经》、《齐民要术》等，也随手拈来。于是，在他的笔下，谚语真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载体。无疑，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研究与写作，作为他的一个老朋友，我为他的创意、努力和成功而高兴。
十几年前的忽发奇想，终于转化为一本解读数以千计谚语的力作。李建永借此也证明了一点——当年的奇想，不是为了赶时髦，不是把所谓文化寻根作为镀金。相反，他是真的怀着一种对母亲、对故乡的感恩，怀着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智慧的敬畏，来倾心完成这一写作。我更为欣赏的一点是，书中随处可见的母亲的影子，故乡往事、民俗的片段记忆，使文献考证不再仅仅是书斋里的旁征博引，而是多了灵气，多了世俗的活泼气息，而这恰恰是谚语的生命力所在。看得出来，李建永写作此书时，远在故乡的母亲仿佛就站在他身边，注视着游子的故乡寻梦。儿时帮母亲压碾推磨时听来的那些谚语，成了一段段亲切而生动的记忆——“马高镫短”（一二页）、“稀粥烂饭最养人”（五一页）、“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的荞面饿断腰”（一八四页）。“白露点秋霜”（二二三页）、“眼愁手不愁”（三四七页）……一句谚语一个场景，一句谚语一段民俗，串连中，解读中，深厚文化与民间智慧，渐次显现。
在解读“雁来燕去换春秋”（二二四页）时，李建永娓娓道来：“故乡山阴县高庄村在雁门关外，距雄关约二十华里。我从小望着一队又一队人字排开的雁阵，春天，从高天飞来了，秋天，又从高天飞走了，故对‘雁来燕去换春秋’这句谚语，感触尤深。……古今文人发出了无限的诗情。苏轼诗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又云：‘有如社燕与秋鸿，相逢未稳还相送。’”
雁来燕去，二十春秋。来自塞外的李建永，携一本《母亲词典》，如此这般，向我们走来。
完稿于二○一○年十月十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