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真实的袁立本
——性情“老帅哥”风云人生
○《军工文化》特邀记者：徐安琪
[导语] 袁立本是谁？
他，是中航工业政治部的老领导，是促成5万名知青返京的执行人，是贵州扶贫的先行者，是高调谏言教育的政协委员。
不错，这是媒体眼中普遍的袁立本，一个被符号化的袁立本。
然而，符号背后的袁立本又是谁？七十年的风云变幻，是怎样将有血有肉的人生历程塑造成了今日的袁氏符号？这个过程中又饱含着怎样的幸运和艰难？
他是16岁就开飞机的传奇青年，是在燕化办起“干部英语培训班”的创意先锋，是敢于与犯人面对面、做其思想工作的北京干部，是60岁还去跳蹦极的前卫老先生，是圈内有名的孝子，是一个可以在路边小饭店向陌生外国人敬酒的性情中人……
走进袁立本真实而鲜活的人生，也许你会发现，正如圈内人的评价，他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这本书，不仅映射着国家50年来沧桑巨变的宏大主题，更在警醒着世人正气当先、求真务实。
初见：个性鲜明“老帅哥”
2010年11月下旬，第一次来到“中航工业”袁立本先生的办公室。
沙发旁站起了一位高个子、双眼炯炯有神的先生。他的举手投足间洋溢着力量，简洁的开场话语掷地有声。他就是袁立本。如果不是鬓边的白发让人相信“年龄不饶人”，袁立本的气质更像一个“正当年”的干事业的人。
从他仍然俊朗的外型可以断定，当年的他是位“帅哥”。比照他早年的照片，今日的“老帅哥”除了多了些皱纹和白发，眼神中更平添了几分慈爱与洒脱。
采访由袁先生“先声夺人”地开始了。“我相信，记者不是为了采访而采访。如果我逐一回答你的采访问题，思维就太拘束了，我的回答将不充分。我先自由地谈，之后你补充发问。我出生于1940年，年轻的时候……”
没有套话，袁立本的话语更像是简略版的自传，开门见山，讲自己出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并敏锐地谈自己的观点。袁鲜明、直率的自述，让记者有时怀疑是否是在采访一位政府官员，至少，他的方式一点都不典型。但另一方面，他的话语又能让人感到一种“融入了血液中的政治素养”，令人惊叹。
记者注意到，袁立本没有穿笔挺的现代西装，而是身着一件靛蓝色的老式外套。充满乡土气息的外套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北农村的基层干部。的确，袁立本曾多年扎根基层。而袁身上透射出的英气，以及谈吐中的挥洒自如，又让人断定，这绝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质朴与高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就自然而巧妙地集中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雏鹰志高：16岁开滑翔机的传奇少年
回顾袁立本的家史，其父母曾是解放前策反傅作义的地下党。成长在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中，10岁以前的袁立本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命悬一线”的生活。“神秘，充满风险，残酷”是他对父母早年从事的“潜伏”工作的评价。但也正是童年时期这样的经历，练就了他对环境极强的适应力。以至于在袁日后的人生奋斗中，虽有起起落落，却总能保持心态的淡定平和，并在每个阶段为自己找到新的突破口。后期的轨迹与先前的经历无不关联，耐人寻味。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几十年来心态一直很平和，这也许是童年的经历赋予我的本能。”袁先生这样概括自己。或许同样源于这种“本能的判断”，虽然历经建国60年来的风云变幻，袁立本对国家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这份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深刻。
49年的解放为袁立本所处的家国环境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他更没有理由不成为一名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好少年。袁立本16岁在北京四中就读，兴趣广泛、勇于探索。担任班长和文化部长的他经常带同学去看电影、看话剧。“像《武则天》、《蔡文姬》、《夜半歌声》之类的文艺作品，都是在高中时期接触到的。”这种早期的人文熏陶亦影响着袁立本，让他在日后做好技术工作的同时，对做他人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袁立本还在体育、机械方面显示了浓厚的兴趣和卓著的天赋。他被选拔为中长跑运动员，并成为全校唯一一名国防定向选拔的高中生。他也由此幸运地“16岁就开上了滑翔机，经常在良乡机场、西郊机场附近飞行”。在这样的基础上，立志航空事业，报考“北航”也就顺理成章了。
也许是受高中时期“体育好”的影响，袁先生一生基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乃至在大学期间做了肺部手术后，他依然能“横渡昆明湖”。今天，年逾古稀的袁先生，冬天出门可以不穿大衣，几年来没吃过一粒药，并且声音洪亮、精神抖擞，这足以羡煞多少当代年轻人。
跌宕起伏：航空人才扎根赣汽基层
随着“北航”大学时光的推进，袁立本个人命运的画卷由此逐渐展开。大局势和小环境变化时刻影响着这位“阳光少年”及其家庭的命运。此后的每一步，都富有戏剧性和转折性，似乎上天在与他开玩笑的同时，又带给了他“因祸得福”的运程。直至今日，这段经历都格外引人关注。
1963年，即将毕业、对航空事业踌躇满志的袁立本，却在体检中突然被查出肺部有问题，被“勒令休学，延迟毕业一年”。此后，袁立本只好接受手术。这似乎是不完美的一步棋。然而，1964年，北航学制中却增加了研究生，袁立本此后顺利考研。这为其履历中添加了同年代人中少有的一笔重彩。
1966年，袁立本研究生毕业，欲再次实现志向时，偏偏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曾为革命做出贡献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被安排去扫厕所。而袁立本自身也受到牵连，无法分配到航空系统，而是被改行分配到了江西基层一家汽车底盘厂。他的航空梦，是直到90年代初调往中航工业集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才实现的，可谓50年圆一梦。
面对人生巨大的转折，袁父曾一度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倒是年轻的袁立本，显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惊人的淡定与眼光。他多次劝慰父亲“相信毛泽东、相信共产党不会把所有干部都打倒”，并以阳光的心态投身基层工作。在他的劝慰下，父亲的心态平和了起来，并且“通过扫厕所，锻炼了好身体”。改革开放后，袁立本的父亲得到平反，父母均寿终正寝。
在江西的汽车底盘厂，26岁到32岁，6年间，袁立本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年轻的袁立本对群众没有丝毫距离感，跟人都“自来熟”。据他回忆，“当时，我联络人的本领很强，非常受欢迎。”由于是“北京来的大学生，相貌不错，又善于沟通思想”，在那个尚不富裕的年代，袁立本竟经常被邀到不同的人家里去吃饭。提起这段经历，今日老先生的“得意之情”还溢于言表。
或许，正是由于这与基层人民“打成一片”的6年，袁立本特别擅长做他人的思想工作，既信任群众，又十分自信，并且在务实的基础上，敢于进行别人难以想象的大胆尝试。至于日后，袁先生在知青返城等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与这种早年的积累仍紧密相连。因此，今日的袁老依然对这段基层的经历心怀感念。
燕化历练：无心插柳终荫己
32岁的袁立本被调到燕化厂，并在这里度过了9年的时光。从检修车间副主任，到检修车间支部书记，到分管设备的副厂长，再到党委副书记，袁立本的职务在上升的同时，其技术工作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政工的比重越来越高。
袁立本表示：“其实软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比硬工作（技术工作）难做得多，因为你的成绩体现在别人身上。而出了问题，你必须得有能力去处理。”9年的历程中，有两件事非常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爱国烈士吉鸿昌的女儿来访，由袁立本带头负责接待。袁认为接待不能走形式，于是在会议的前一天，从图书馆借来了写吉鸿昌的小说，通宵认真研读、思考体悟。在第二天的接待会中，袁立本发言道：“吉鸿昌将军是我们景仰的英雄。为什么吉鸿昌不怕死，自觉走上社会主义战士的革命道路？因为他对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接着，袁立本先生动情地讲了吉鸿昌将军的人生历程。这准确、深刻而又丰富翔实的发言，令全场叫好。连吉鸿昌将军的女儿都激动地表示：“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发现有人像你这样，比我还了解我父亲！”二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这件事中，袁立本求真求准的办事风格，和“善于把握事物关节”的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
第二件事则显得颇不寻常。在担任燕化厂干部期间，袁先生竟办起了一个业余的“英语培训班”。这并非领导安排的任务，而是完全出于“为大家做点事”的热情。“我们很多干部都不懂英语，而改革开放以后，英语将是未来的趋势。我上过大学，懂英语，于是就承担起了这份责任。记得当时我把一本《化工英语》从头讲到尾，听了课的干部的确受惠良多。”袁先生回忆道。
这本是无心插柳“管点闲事”，根本与政绩、指标不挂钩，却没想到最终助人助己。当时，正值中组部考核后备干部入调北京市政府，袁立本本来资格还不够。厂里一批资深干部获得了被考核的机会。由于他们学会了英语，在考核中大占优势，而他们在与中组部领导的谈话中则纷纷把“英语恩人”袁立本带了出来。在这批人的引荐下，中组部经考察，破格将袁立本调入北京市经委政治部担任副主任。
是什么造就了这仕途中不寻常的一笔？除了机遇，更可以说，是袁立本“奉献的大情怀”和“自如的大手笔”，为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到底是根植于心底的单纯奉献的本性，还是一种简易高超的政治大智慧？也许连袁先生自己都说不清，这似乎是这位性情中人必然的选择。而他日后的扶贫，与办培训班的思想根源几乎如出一辙。
任职北京：办棘手事、啃硬骨头
调任北京市经委政治部副主任，袁先生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拔干部。新领导上任，选拔干部最大的难点就是服人心。在这个节骨眼上，袁立本又显出了多年来做思想工作中的自信和自如。他首先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大家把所有想到的合适候选人都提名上来，一下子提名了200多人。之后，再由大家一致审查、表决，进而筛选出50人、30人，最终选出十几人。“刚上任就进行这样大胆的实践，您心里有底吗？”记者问到。“当时，我最基本的想法就是：相信群众。实际上，选举的过程越透明、越公开，群众的心就越服。”袁立本答道。果然，袁一上任就打了个漂亮仗，众口难调的事情变得让人心服口服。
袁立本先生还曾兼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此间，他曾不顾同事善意的劝告，多次去监狱与犯人对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据袁立本透露，在监狱中，呕气打架的事件并不少见，领导干部一旦亲自出马，就容易成为一些犯人泄愤的对象。而他每次都冒着危险前往。有一次，他面对几名犯人，亮明自己的身份，并询问他们犯罪的缘由和在监狱的服刑实况。了解了他们大多是在一时意气之下犯错误后，袁先生表示：“其实，你们做人的本质都不差。但就是两点：第一，犯浑。第二，不懂法！以致酿成大错。希望你们好好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尽早获得新生。”几句话下来，眼泪从犯人们的眼中簌簌流下。从此，以这几位犯人为首的一批犯人都踏实服刑，在狱中表现良好。袁立本之所以这么做，同样是因为他相信，“了解犯人、接触犯人”是做好监狱工作的根本基础。
袁立本先生的成名之作，便是促成5万知青返北京。这是以时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的袁立本为首的一批干部，在中央没有文件的情况下，在“没拿一个知青一分钱”的前提下，办成的一件大事。时至今日，多少知青仍对袁立本感恩戴德，用“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来形容此事。
“当时，我的心中就有两个想法。第一，别给国家捅娄子。第二要为知青做点事。”在不失原则性的情况下，兼顾灵活性；在与知青感同身受的同时，兼顾上下左右为官平衡的艺术……袁立本做到了。北京在任期间，袁立本办了不少棘手事，啃了不少硬骨头。而其“立足群众、服务人民”的为官思想，灵活通达的手段和鲜明的个性，亦发挥得淋漓尽致。
两万五千里扶贫路
接着，从任职北京谈到中航工业，从政治工作谈到军工理念，从教育改革谈到贵州扶贫……袁先生有声有色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和理念，那样淡定、那样从容，就像一位农村老汉在讲述村子里的陈年往事。
对于自己的人生，他表示：“五十年来，我没有改变的是对祖国的信心，是党性。而改变的，则是处理问题的方式，过去比较急躁，现在更加稳妥、务实。”对于航空工业，他表示：“必须加大对培养尖端人才的投入。哪怕培养10个，走了6个，留下4个，也是成功。1个尖端人才常能发挥100个常规人才不能发挥的作用。”
令袁先生最为骄傲和无悔的经历，便是去贵州扶贫。从94年至今，16年来，他的扶贫路走了两万五千里，深入贵州镇宁、关岭、紫云、普定等贫困县。“一开始的几年，去一次，掉一次眼泪。”是什么让这位革命家庭出生的硬汉为之动容？答案正是那些贫穷地区的孩子们——他们的痛苦与希望。孩子们的处境刺痛了袁先生的心，亦让他确定了扶贫的理念：扶贫先扶智。让教育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辅之以资源开发、经济转型，最终带动家乡的繁荣和谐。
一位多次跟随袁立本赴贵州扶贫的同事说，“袁主任在贵州就像一名村支书。他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他不讲大话、空话，总能设身处地地为当地人考虑，而他的想法也能得到很快地落实。”在袁立本的带领和努力下，截至去年，贵州贫困地区已建成八所航空希望学校，开办了十几个“希望班”、“蓓蕾班”，圆了上千名贫困学子的读书梦。
是什么驱使袁立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自己仕途生涯中最可以“收果实”的十几年花在了一个须“凭良心”、“出大力”的艰难领域？袁先生自己给出了答案：“我这样做，求的不是名、不是利。之所以扶贫，第一，是出于党性的驱使。第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感。”
“中国的扶贫事业任重道远。”袁立本感叹道。1994年，“公益”对中国老百姓、乃至袁本人都还是个新鲜词，但袁已经以质朴善良的人性和勇于奉献的党性为出发点，在该领域迈出了大胆的第一步；2010年，当“公益”已成为一种潮流、乃至一些名人做秀的工具时，袁立本仍然坚守着自己最简单的人性和党性，在扶贫的道路上不求浮华、一如既往。
路边小饭店里的袁立本
时钟从上午10点飞速地转过了两个小时，而记者的采访仿佛刚刚开始。在门外秘书的提醒下，袁先生才收起话匣子，邀请我们一起去用餐。用餐的地方，正是袁立本先生指定的“中航工业”大楼斜对面200米的路边小饭店。
“只有通过在这儿吃饭，你们才能真正地了解我。”
这是一家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饭店。全是百姓小吃、百姓定价，刀削面7元一碗。秘书说，从1994年这家小店开张到现在，他隔三差五就陪袁先生来这里吃饭。坐定，店主迎面走来，熟悉而默契地向这位老客户点了点头，递来菜单，却没有称呼。也许，16年来，他亦不知道这位老客户就是中航工业的老领导、如今的政协明星？或者，政协明星在吃饭这一问题上，又与常人有何二致，何必区分呢？
袁先生抽了根烟，喝了一小瓶白酒，和我们一起吃着刀削面、花生米和京酱肉丝。在这小饭店中，他放松了心态，更加挥洒自如，妙语连珠，并用筷子打手势。比起办公室，仿佛这里更像是他的主场。这里的袁立本，不像领导，而是一位健谈的没有距离感的长辈。他幽默的话语常让整桌人捧腹，而他流露的睿智和真性情，又让人感慨深思。
“我60岁那年还去跳蹦极，其实，我是一个很前卫的人。”袁先生自言自语，这话把全桌人都逗乐了。
“我原来很担心年老，现在不担心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发现自己更有内涵了。”全桌人再次乐了，虽然都十分认同袁先生的观点。
“几个月前，前面的那张桌子来了一位吃饭的外国人。你猜我怎么做？我上前向他去敬酒。他先吓了一跳，后来知道我是祝他在中国生活愉快，一下子融洽了起来，我们一起干杯、大笑。”袁先生说。是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让国际友人感到中国人的真诚和友好，不也是一种文化吗？再说了，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更轻松地做人做事？你把自己当领导，别人就不把你当领导。”他感叹道。
对国事对天下事，是这样一种情怀一种态度，那么，对家事呢？提起老母亲，袁立本仍然禁不住眼含热泪。“别人都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在我看来，二者可以兼顾。从我父亲去世到现在，26年来，我只要不出差，每天晚上都抽时间陪伴老母亲。去年，年过90的老母亲枕在我的腿上睡着了，就这样她安详地离去了。”说到这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幸福而晶莹的泪光。
“我这个人，爱较真，爱打抱不平，最见不得不正直的人。不讲排场，非常随便，有什么就说什么，和谁都能打成一片。”说着，他把烟灰抖在了喝干净的矮个儿瓷茶杯里。
“我爱种蔬菜，爱读老舍的小说，不喜欢记者写八股文。我宁愿这篇文章发不出去，也不希望它和网上现有的报道一样。它应当更有个性，推陈出新……”
……
至此，我才感到，原来，办公室里的袁先生是一个“详细的袁立本”，而小饭店里的他，则更是一个“真实的袁立本”。
“其实，我就是一个农民。”
这是他吗？那个真知灼见的个性领导，那个正气务实的公务员，那个有着无比创意与自信的基层干部，那个扶贫贵州的政协委员。
这是他吗？那个抽着百姓烟、喝着百姓酒、讲着百姓话，穿着靛蓝色外套、带着乡土气息的老人家。
到底他是谁？
“其实，我就是一个农民。”袁立本说。
政协委员=农民？这或许令人大笑。然而，在笑过的背后，我们是否想过，共产党是谁的党，政协是谁的政协？这句话为什么会令人发笑？
走出小饭店，我突然在严寒中打了个哆嗦，体会到，袁先生的这句话，没有自嘲的味道，却有着几分自傲。
仿佛冰雪中的红梅，散发着淡淡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