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记（4）
军机处：在帝国的夹缝中
现在进行一项测验：在诺大的紫禁城中，谁能找出军机处的位置？
熟悉清代历史的人，无疑都对军机处的威名耳熟能详。军机处原是辅佐皇帝办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机构，相当于国家元首的办公厅。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往返军报频繁，而当时的内阁六部所处的位置，在天安门外，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位置上，令心急火燎的皇帝鞭长莫及，于是在这一年元月，在宫殿中增添了这一办事机构。 后来曾任军机处章京（文书）的王昶，在《军机处题名记》中写道:“雍正七年，青海军兴，始设军机房。” “军机房”是初始时的名字， 雍正十年（1732），更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初设时，它的权限仅限于军务。《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说：“初只承庙谟商戎略而已。”但在皇权在护佑下，它的权力一步步扩大，由国防部，升格为总揽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各项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而远在宫殿外的内阁，则沦为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无论是军机处的工作人员，还是雍正本人，或许都没有想到，这一临时机构，在帝国的历史中存活了170年， 直到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后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皇帝退位并授命曾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以前，一直是朝廷的中最重要的政治枢纽，甚至在清朝覆灭后，这一传统，又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的名义得以继承和发扬。
然而，你若发现位高权重的军机处，只是隆宗门与乾清门之间那一排不起眼的几间板房的时候，一定会大失所望。那是一座12间的通脊长房，面积不足200平方米，无论从体量上，还是装饰上，都乏善可陈，在波澜壮阔的宫殿内部，仿佛一只漂浮的舢板，弱不经风。
从三大殿绕过来，站在保和殿的台基上，目光自然地向北延伸，越过乾清门华丽的琉璃檐顶，落在景山的万春亭上。而军机处，则刚好出现在人们视线的盲点上。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军机处都是视线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它像一条冬眠的蛇，蜇伏在乾清门一侧的宫墙下。
如果不是出于研究宫殿史的目的，我也许不会对那座一排普通的平房发生兴趣。与许多人不同，每次进入故宫的时候，最吸引我的，不是那些阵列着钟表或者珍宝的展馆，而是这座其貌不扬的军机处。如今的军机处也成了一间展室，里面那张著名的通铺已去向不明，一排长长的玻璃框取而代之，里面陈列着昔日的文牍和实物。我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那张通铺时的惊讶，它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二分之一的面积，因而显得格外醒目，除了它侧面的楠木饰板以外，那实在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通铺，上面摆着炕桌，在寒冷的冬夜，军机大臣们，就倚着那张炕桌，怀抱着铜质錾花暖手炉，处理帝国的军机。这里曾是中国官场金字塔的顶端、一个众人仰望的权力机构，它的一端，通过一系列反反复复的奏折、文牍，与全国各地的官僚网络相连，而它的另一端，又与皇帝相连，是宫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的机关，只有把它握在手里，皇帝才能驱动那台庞大而沉重的权力机器，否则，国土上那些层层叠叠的衙门，就变得遥不可及。军机处处于双重体系的交合点上，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权力系统内部一个如此重要的器官，却是这样隐匿在宫殿内部，不动声色地履行着它的机能。一代一代的政治明星——怡亲王允祥、成亲王永（王＋星）、恭亲王奕忻、庆王奕（匡＋力）、端王载漪、荣禄、翁同和、李鸿章、瞿鸿（衤＋几）、张之洞、袁世凯，无一不在这一狭长的空间内闪展腾挪，对帝国政治施加着各自的影响。它朴素得过分，实在看不出任何帝国最高决策机构的迹象，甚至与宫殿中的内阁公署、内阁大库、方略馆、内务府这些职能部门的建筑相比都相形见绌 。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军机处的内部，除了那张大炕，青砖的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东墙下，摆着两把明式椅，墙上挂着一只“喜报红旌”的木匾，看上去，实在像一个“清水衙门”。不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曾经拥有豪华衙署的地方大员，在擢升为军机大臣后，是否对自己的“办公环境”感到满意？
如果说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是仓促之举，那么，在以后的170年间，军机处的建筑为何没有丝毫的进步？作为紫禁城的内部事物，只有紫禁城的建筑语法，能对它提供合理的答案。一个知识分子，即使获得了想象中的最大权力，他的奴仆身份仍然无法得到改写。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权倾朝野的军机大臣们，每时每刻都处于冰火相激的状态中——一方面，作为朝廷要员，他们是神圣的，他们在那间破房子里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牵扯着国家的命脉；另一方面，在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前，他们只能作唯唯诺诺的磕头虫，在壮丽的外朝和幽深的内廷的夹缝中，军机大臣们，仿佛被皇帝呼来唤去的伙计，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他们头戴顶戴花翎，器宇轩昂地出没于宫廷之间，又动作整齐地在皇帝的面前下跪。皇帝所到之处，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他们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对军机大臣的任命，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可循，完全由皇帝的情绪决定。他们站在权力的高峰上，脚下却是万丈深渊。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军机处全班换人的情况，而且全部与慈禧有关。 一次是咸丰十一年（1861），在慈禧亲自发起和领导的宫廷政变中，咸丰留下的顾命大臣全部被废掉，变成被刽子手收割的人头，和流放地的一群孤魂野鬼；还有一次，是1884年，慈禧太后脀旨抵达军机处的时候，所有的军机大臣都大吃一惊：“以恭王为首，包括大学士宝望、李鸿藻，尚书景廉、翁同和在内的军机处大臣全班撤职，改换以礼王世铎为首，包括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在内的另班人马。”脀旨并特为强调，遇有重大事件，须会商醇亲王办理。 这次全班换人，表面原因是为法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中清军的节节败退负责，而更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恭亲王奕（言＋斤）外有洋人支持，内有剿灭太平天国的功勋，一股旺盛的野心，正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于是，他兴洋务，建工厂，设招商局，筹建亚洲第一的中国海军，创办同文馆，办新式教育，派留学生，整饬吏治，像肃顺那样任用汉臣——帝国的十名总督，他用了九名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接二连三地，被奕（言＋斤）一手提拔起来……一个又一个中兴计划，在他的胸中酝酿，他的主人翁精神，使慈禧太后——宫殿的真正主人深感不爽，所以他必然作为有害物质遭到清除。而醇亲王——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在宫殿里度过一系列如履薄冰的岁月后，于光绪十七年（1891）忧惧而死。所以，那个蜷缩在帝王脚下的行政机构，无异于现实中权力对比的视觉化体现。所有的辉煌都来自宫殿，而宫殿阴影中军机处值房，只是一群官僚的临时栖身之所，一个存放牵线木偶的仓库。
同样的例子可以从纳粹德国的新柏林计划中找到，在新柏林壮观的南北轴线上，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庞大的新总理府，成为“绝对权力的体现和化身”[1]，与它相比，议会的建筑得不值一提，“在法西斯主义体制下，德国议会无足轻重。”[2]希特勒的内阁，也仿佛军机处的翻版，它只是施佩尔设计的总理府中一个普通的会议室而已，它的地理位置也与内廷中的军机处出奇地相似：“通过一个专用的走廊和希特勒的工作室相连，以便于元首自由进出，但希特勒极少用到它。”[3]
只有皇帝的办公室是巨大的，三大殿与四隅崇楼、东面的体仁阁、西面的弘义阁、前后九座宫门以及周围廊庑，共同构成了占地约8万平方米的巨大庭院，面积是军机处的400至500倍。朱大可说：太和殿是皇帝的书房，而广场则 是臣民行礼的地点。太和殿和它前面的巨大广场，从空中俯瞰，酷似一个放大的宝座——雕花彩绘的太和殿，是龙椅的靠背，而两侧的廊庑，则是它的抚手。也就是说，整个宫殿、整座城池，乃至整个天下，都是太和殿中间须弥座台上那把金漆宝座的放大，它们是同构的，它们以相同的语法表明了天下的私人性质，而保和殿背后那一排军机处值房，则是龙椅上一个不易察觉的构件。
在《权力与建筑》一书中，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否真的存在极权主义建筑、民主主义建筑或者是民族主义建筑？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建筑，那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来定义的呢？”[4]我想，作为极权主义建筑的完美之作，紫禁城的建筑语法，会给他提供标准答案。
2010年3月14、15日写于藏区康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