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对社会与组织的分析思考属性及其创造性思维能力被强制阉割或搁置了，人所具备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属性被私人化与功利化了，人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属性及其对组织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被私利化和投机化了。”
标准化教育与人才是创新的首要难题
文/陈达夫
数年前，就中国社会，特别是制造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及其整体结构转型，我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现实社会与企业最缺乏的是具有全球观察和竞争力的战略人才。
现在看来，对于中国制造业以及相关服务业来说，培养、考察与选拔优秀或卓越的管理人才的首要条件也正是此。不过，最近几年，尽管外贸型制造业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集体危机，但企业致力培养战略人才的力度还显得很不够。其中，一些企业领导在意识上可能已有认识，但在行动上却比过去更愿意倒向中、短期利益，对战略阴奉阳违；一些企业领导则连这种意识可能都还没有，更别说加强了，自然是很少或没有类似投入，视战略为无物。
而在宏观层面，战略人才缺乏问题可能更为突出。譬如，近来，某中央级论坛有一场“中国社会需要重视培养战略知识分子”的专题讨论。由许正中的一篇文章引起。该文说，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调整立场和话语方式，推出文化口红和心灵鸡汤式的知识，另一些人虽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立场，但在社会上少有话语权。讨论中差不多一致认为，中国近代的大师，无论是文学、艺术、科技和政治等领域，基本都是民国时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而解放后这样的知识分子则人才凋零。而另一篇文章则进一步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争鸣，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和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战略问题异常突出和重要，中国需要一批胸怀广阔、有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和大学者，为国家民族兴旺付出大智慧。对此，这里不深入探讨。这类高屋建瓴的讨论，虽然不一定能引起社会真正与广泛的重视，也不会对现实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及市场竞争活动产生影响，但至少说明了战略人才的重要性与稀缺性。
这个方面，相对我们的企业而言，有两个集中的问题需要予以正确认识。其一，什么样的人才，才是现实企业最迫切需要的具有全球观察和竞争力的战略人才呢？其二，战略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同标准化教育培养活动及其人才，究竟存在哪些不同呢？
对于两个大问题，假如以“标准化教育”与“标准化人才”对现实的相关方面进行评价，相信会有许多人不会认同。他们反问，国家每年有那么多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毕业，难道他们都不是人才吗？然而，站在战略角度及其人才稀缺的现实基础上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至少具有明显的质疑倾向。因为，事实上的企业、学校与人才这三位一体的教育社会链在整合发展过程中，以数量为依据的增长率——表面的繁荣——业已掩盖很多严重的教育产业化与学历非人才化等等社会问题。
这里先从教育及后续的用人的角度来谈。
首先，简单明确战略人才的定义，看教育培养学生方面的表现。
在我看来，战略人才不仅包括战略性人才，也包括战略型人才。前者一般是指专门从事某些宏观或微观的单一领域的战略研究与实践的高端领导性人才，后者则一般是指为实施宏观或微观的战略而培养与使用的专门或专业性人才。严格对应学科范畴，则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角度讲，前者一般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后者则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但这种区分显然过于刻板，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也不利于战略人才的培养、成长及其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有着合理的社会或组织结构与对应的治理环境，不同领域都是可以产生战略性人才与战略型人才的。社会及企业竞争与进步的关键，在于是否进行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以及二者的时间是否同步等问题。
然而，经过多年的教育，我们没有出现多少真正有创造能力的人才。相反，学校成了一个大加工厂，教育过程成了一种教育产品生产流水线，将每个学生都按照一种或几种既有的标准进行印制与铸造。这样生产出来的“人才”，能称为人才吗？回答是不能。他们——“标准化”人才，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个持有毕业证和学位证的——被教育并按照既有的规范教育规则评价为“合格”的教育加工品而已；或者说，是合格的教育加工件。和用人单位发生联系才称之为教育产品。这同机械轴承的功能没什么两样。而在现有的制度环境及相关体制之下，有了既定的标准，自然可以设立更多的加工厂。在相同的机器设备的熟练工——学校教职工的操作下，通过对生产资料的不断扩张，对源源不断的既有的来料的生产过程必然呈现出规模效应：招生规模、毕业生人数以及经济效益不断“破纪录”地刷新。
就企业来说，标准化产品在制造活动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瑕疵，如残次品；但是，这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只是个别现象。然而，就整齐划一的与固定的验收及使用标准而言，那些教育产品，主要由于学校及培训机构为主体的利益方过分图谋超额利润，以致不择手段地降低成本和工艺水平等，导致出现大量的品质问题，则是具有复杂的社会影响效果的。就学校的社会属性来说，一般来说，“残次”人才仍旧被当作了“标准化”的合格人才。不仅是因为本质上也是全部产品中的个体，它依旧具备同类产品或相同产品的全部社会属性；更主要是因为社会的相关方面，按照既定的规则已经结成为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正所谓“有钱一起赚”。如同合格产品及残次品也一般在绝大多数的相关机床或设备上（按照标准，它们也可能是不合格的）都能正常或稍加工即可使用一样，社会用人制度与之极具相似性，用人单位对这些人才亦如是。甚至于，一般来说，用人单位无需特别加工，“残次”人才既可以当成“合格”人才来使用，比如以歪就歪或歪打正着；合格人才也经常会当成“残次”人才来进行“再加工”，比如你很合格而组织不合格，等等。因为我们的用人单位往往和一些物理机床或设备相同，本身就存在“合格”及“残次”与否的基本社会属性。这无疑加深了教育与社会问题恶性循环的影响程度。
显然，那些起到了充当工艺与技术标准作用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于现实中一定是要变成多种或数套控制每个学生言行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行为守则，逐步地由表及里，直至深深隐藏于师生们的意识深处，时刻制约他们的全部思维时，个体最终的肌肉记忆效应就被消极地转变为全社会人才的普遍特性。
当一种个体的残次品现象转变为一个社会的总体特征时，区别“残次”、“不及格”、“合格”与“优秀”的基本评价标准就必然地转变了。当“优秀”不再真正属于优秀，不及格也可以变成“优秀”，连“残次”人才也是可以号令、评价与处罚优秀人才的时候，全社会自然形成视优秀人才为怪物并极力加以挤出的总体思维风尚，歪风邪气必以正统来包装或自居，并假作正经开始放肆地忽悠那些容易是非混淆并习惯倾向于私利的人们。这自然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此有几个直接的一般性表现。一般来说，没有其他相对强势的资源或条件，自身也不愿意通过努力来遵循相关规则，就不可以让“残次”的或“不及格”的自己得以跻身更高等级学历及相关工作环境；而有了这些资源或条件即可改变，以及没有这些资源或条件但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可改变，那么，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社会人才及准人才（学习者）自然就会变得不再思考如何与众不同了。他们通常只会考虑如何努力地出类拔萃或投机取巧。因为这样的“与众不同”，早被社会大工厂的“质检人员”很自然、很冷漠地扔入到“残次品”的行列。结局呢？要么是被投入相同的熔炉，重复冶炼；要么被弃入社会的垃圾堆中，被更大的、世故的“车削工厂”来打磨你。因此，学生们开始慎思、谨言与敛行，就成了必然之选。又进一步说，当一种综合能力的形成或较为宏观的决策行为，可能会断送自己的个人前途时，那么，更多的人投入精力去考试及更换工作以寻求高层次的学历或工作的行为本身的动机，就只能归核为他们仅仅是期望更换一个新的待遇可能好一些的工作环境。重复冶炼以及自我成长的目的，其一，通过重复的或继续的学习或求职，使得作为“非标准化”的以及“标准化配件产品”的自己，变成比过去或现在稍微要关键一些的部件，能更好地被用来安装与使用；其二，既实现了保障现有工作或相关的工作机会而不被替换的目的，也提升了相关的待遇、环境与条件。
不过，“标准化”或“配件型”人才（后称“‘标准化’人才”）对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来说，确实是必需的。这也反映了标准化的生产过程及其效率确实具有很多优势。小处说，人力成本过高，占有了企业资源；大处说，规模效益不够，GDP数据不好看。比较而言，标准化配件产品，对加工型企业或所谓的规范性企业而言，是批量采购来加以使用的，起码能被装配起来就可以保证整个机器系统的正常运转。假如一个“标准化”人才连这个基本的“配件”或“被组装”的功能都无法实现，这就只能说明目前的教育工厂连最原始的“加工”义务都没有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培养张扬个性的非标准化人才的代价及其后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显然是那些非战略型的领导最不愿意看到的。
如此则很显然，“非标”零部件的生产，对大的及更大的加工企业就是不屑一顾的。这首先不是出于对风险的顾虑，而是基于利益的选择：产能有限、生产成本较大、费用也太多，加上管理链条过长，营销切入市场的传播推广效果难以预测，下游采购份额的有限，以及随时可能出现新的不同的质检标准与支付瑕疵条款等等。这相比规模产业而言，当然是非常不经济的“自杀”行为。
由此而引申到社会培养人才方面。假如教育培养的目的不再是仅仅拘泥于“标准化”人才，那么是否就有了更好的创造性竞争力呢？回答仍是不尽然的。因为配件产品再精致和个性十足，但是没有一家主机配套厂商需要，事实上还是等于说这类完美的配件产品也是废铁，或者也仅仅是件工艺品。既然广阔的外部市场并没有给出消费需求，则这类产品自然是供而无求，生产就是无效的或只是一种浪费。这些早已是社会问题，是国家整体竞争力及其成长与发展环境的特定表现，不做进一步展开。
其次，看现实的人才使用情况。和教育相对应的，这里所说的人才，是指那些能被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
顺着前面的分析，那些高学历、高技术的人群呢？是否说，学历越高，就越是成为教育生产过程中可收藏的优质“标准化”人才呢？
“标准化”人才本身是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问题是我们甘心变成“标准化”人才呢？还是这个社会的总需求和企业组织的个体差异性需求总是被固化处理过（锁死升级换代的接口）和统一量化（强制分配与政府制约）了呢？我们的“标准化”人才是否会过剩？我们是否有必要改变现实的结构性需求？我们是否需要探讨社会总需求的导向性变化和替代效应呢？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
这就对“标准化”人才而言，似乎都是与他们无关的。他们的功能与作用，充其量顶多体现在衔接的有效性与效用比两者之上，至于社会的总体效益和单个企业主体的竞争力及其长期利益的增长性与保障问题，这都是他们所不去思考，也懒得考虑或不敢想象的原因。即使命令他们加以分析，文字及数据载体也总是抽象、空洞与不痛不痒。同时，除了说明“标准化”人才饱受意识形态蒙蔽的荼毒之外，这也反映了用人单位的一厢情愿：一方面，让“标准化”人才思考整机组织的性能和运营能力，因其性质不同，显然是一种分配不当的指令性行为；另一方面，不懂得或使用后才懂得配件产品本身的创造性能力，已经被教育生产过程磨灭了，因为教育生产的第一使命就是使学生们成为“合格”级别以上的“标准化”人才。
对此，一般的用人单位在使用他们之前，除了必须要给以合理的入职指引之外，有时候可能更需要在专业实践方面对他们进行重新教育；同时，在工作的责任感与个人独立性方面，还要进行十分明晰的定位与辅导。否则，他们在很难适应实际工作的同时，也就可能表现出毫无方向感，或是消极怠工及相互推诿的言行来。再就现实的“标准化”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及其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强调一点。因为大部分“标准化”人才对自身的职业生涯缺乏清晰的定位或定位不当，有时也确实无法或很少，甚至是没有进行长期规划，是很难做到自动自发地为实现企业组织的战略目标而想方设法地努力工作的。
最终必然表现为，一般的“标准化”人才比比皆是，用人单位适当加以培训即可上岗；但重要的关键型人才（也包括战略人才在内）却十分稀缺，一般用人单位和相关领导又经常用既有的老眼光及判断方法去对待他们，自然无益于寻找、培养、使用和留住他们。从人才的重要性角度看，这既是很多企业组织之所以难以避免多边国际贸易壁垒、国际经济风波冲击和国家政策震荡的最主观的人的原因之一，也是许多企业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企业组织因相关人力资源及其储备方面存在问题，一般是很难做大作强并做长的，必然经常出现违法经营与倒闭现象。另外，现实中许多企业集团也因此难以避免连锁坍塌的命运，也有许多企业组织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其他竞争者的人才培训基地和输出单位，等等。
而站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以上这些正好反映了目前教育存在的中心弊端：学生对社会与组织的分析思考属性及其创造性思维能力被强制阉割或搁置了，人所具备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属性被私人化与功利化了，人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属性及其对组织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被私利化和投机化了。这时我们就要问了，一旦标准化教育产品与市场之间出现供需失衡，以及部分产品的质量出现严重瑕疵，则必然导致教育与企业界的连锁反应。那么，现实的单个企业的竞争力呢？最活跃的人才，与最需要的人才，却往往总是陷入无穷无尽的人际关系及其相关的组织性工作中，难以形成和具备对行业的战略性思考能力以及敏锐的对社会关系的洞察力与掌控能力。而且，随着边界外技术进步及其变革频度及速度的加快，我们所处的社会及组织变革的压力会更大，危机降临的可能性会更大，危机发生后的程度也就更严重。
故而，在上述人才问题的基础之上，相对于社会环境来谈战略规划，我们不能忽视创新的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变革，更包括社会变革。
最近一些年以来，我们倾向于通过技术变革来获得创新的收益，相反却忽视了社会变革与组织变革。甚至，我们经常通过技术创新的工具来维护明显落后的管理模式及其架构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变革与组织变革明显滞后于技术变革的进程。
相对于本文探讨“战略人才”所涉的知识、创新以及应用——这三者的关系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新工具、新武器以及新的系统方法是属于社会共有或仅仅属于个别人或部分私人所有而言，正如爱因斯坦曾警告说，人类现在正在面临着的，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事实上，这一社会与组织变革明显滞后于技术变革的现实，牵涉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一言一行，确实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对此，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在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允许其大规模发挥效用所必需的社会变革的出现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是：技术变革因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就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为就会遭到抵制。”
1他进一步强调，“简而言之，人类所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变革与技术变革之间的“时间差”，即是爱因斯坦警示“无与伦比的灾难”发生的时间区间，因此人类迫切地需要学会在获得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智慧之间达成平衡。这是战略人才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现实迫切需要战略人才的原因。
简要注释：
1 参见L·S·斯塔夫里阿诺斯[美]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p7，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