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看到温总理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再访兴义忆耀邦》，我当时的感觉先是有些欣喜，再就是有些疑惑，最后只余些许感叹。在任领导人从个人的角度抒发对前任领导人的缅怀之情，文笔平实自然实在是我国政坛上罕有的例子。还记得我曾就此文与一些好友交换看法，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大多数人，都大致认为这又是另一种“作秀”或者“感叹”的表现。
及至今天，看到胡德平发表于《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9期的文章《对一篇网上奇文的回应》，我忽然发现，我们的身边还有太多的误解需要时间释嫌，还有太多的信任需要时间建立，还有太多的理性认知有待提高。
以君子之心来看，目前社会中有很多急切的声音，期望中国一下子强大无匹，期望社会一下子太平无事。所以会有对社会管理者们非常之高要求，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将社会上所有不如意的事情一下子都搞定。而事实上，正如这些“急切的人”还是在用旧思维看新现象一样，他们自己尚且未能跳出看待领导人的旧观念，那又怎能期望领导人能为他们解决社会问题呢？。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总会存在一些距离，经验以及习惯都会影响各自对事情的判断，这需要共同努力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才会缩小原有的隔阂。
以小人之心来看，资源与机会分配权力的诱惑，使太多人愿意甘冒巨大的风险来夺得社会管治的权力，在我们国家有这种枭雄欲望的人相信不在少数，这个从《三国演义》久居畅销古典名著之首便可知端倪。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穷尽招数拆台者不计其数，不论是为求私利还是在“我会比你们干得更好”的憧憬下，“人生一回做一番大事”总是很容易令一些准枭雄们迷醉。但实际上能够将社会上的问题有层次地一一分解的人却是少之又少，不知这些人扪心自问过没有，“在还没搞清楚事情的一一二二之前，蒙着头一个勇字在胸前的我，就真的能搞定这么多麻烦的社会问题吗？”。通常的情形是：一般民众明白一个问题就可以发言，一个领导人要明白N个问题才能动手。
同时，在我们一再呼吁社会管理层给予民间更多的宽容时，我们作为老百姓又是不是该体谅体谅领导人，也给予他们一些宽容呢？。社会管理不是画一幅画，喜欢弄成怎么样都只不过是一两笔的事儿。社会管理最大的难处是平衡现在着手未来，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既然过去有很多过高或者过低的设想不符合实际，那就需要调整，无论是社会关系还是社会资源，都需要平衡。相对来说，现在的未来是虚构的，谁也说不准到底会成个什么样，那场景只有我们的子孙才能给我们真实的答案，而作为社会大众的我们，一味地强调自己虚构的未来场景也并不见得一定就是正确无误的，对于未来的每一步，谁作为社会管理者都会谨慎再三，尽可能将利弊得失权衡清楚才会举步，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走得慢走得快，这和各人的时钟观念有关，有相差也是正常的。
放眼今天的社会管理者，谁都不能否认他们是有贡献的，而且也是有能力的，理智和精神正常的人都明白，想和做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也要宽容，我们给予领导人迈步的勇气的同时，也要知道乱迈步对于我们自己的风险，当然，这种风险是你真想这个国家好，而又不打算移民的前提下多少都或会遇到的。在新时代，我们要求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要以新眼光看新事物，首先我们自己也要以新眼光看新领导，只有这种认知互相同步的提高，政民互信建立好了才能让社会问题得以尽快化解。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建立互信的过程中，掌握着权力的社会管理者要以更大度的思维和做法让大众消除疑虑，他们理应具备比一般人更强的接受质疑的能力，以及兼听则明的胸怀。这个榜样的建立不会是一朝一夕的，若这个榜样一旦成为民众的共识，那这种政民互信的力量将会是力抵万钧的。
所以，社会体制的进步离不开思想文化进步的支撑，只有大多数人理解认知事物的能力提高了，良好的社会体制才能被广为接受并发挥出应有的效力，试想三皇五帝时谁可以接受今天这样的社会体制呢？。对于刚踏出封建社会一百年左右的中国，要一下子让所有人接受一种“全新的，先进的”社会体制也是不现实的，数千年积累的旧思想也不是像粉笔字可以一抹就不见了的。着实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开阔普罗民众的眼界，是社会体制得以进一步完善的社会文化根基。单凭少部分人那些超前的社会形态的期望，是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民主”地接纳的。要知道，实现任何的社会形态对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来说都不是难题，难的是让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生活环境，而不是讨厌、憎恨，甚至颠覆这种社会形态。这个问题，不知那些“君子”以及“小人”有没有认真想过呢，民主，到底是少数人期望的民主，还是大多数人希望的民主。还是“民主”早已被滥用，成为一拨又一拨进驻权力圈欲念的口头禅。
社会管理者也是人，人就会有七情六欲，这没什么稀奇的，稀奇的倒是以往那种七情不上面，上面必七情的不正常举动。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往往习惯神化了一些有能力的人，社会管理者更是如此。做领导人似乎就不能做正常人，他们应该是超人，他们应该无所不能，喜怒哀乐就算有也只能窝在肚子里，表现出来就是孬种，就不配当大伙的带头人。试问这种大众思维定式能够让社会管理者养成思言行一致的习惯吗？，我们本身有没有犯了人格变态的毛病呢？，这样一来，难道非人格变态者才能被委以社会管理的重任？，那这个社会岂不也是个变态的社会？。感情控制能力强就代表这个人一定是个出色的社会管理者吗？，一个人假如不能适时，自然地流露真实情感，谁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宣泄压抑的情绪呢？。
期望一个社会管理者能够做些我们受益的事，首先我们要尊重他也是一个人，甚至这种尊重要多于敬畏他是一个官，这样才能让一个官做一些正常人能够和该做的事。对此，我非常反感那种“总理怎么又流泪了”，“总理怎么又感叹了”，一听到这样的言论，我立刻就会警醒，说这些话的家伙莫不是准备人格变态了吧，求神拜佛千万不要让这些家伙当官，让一个人态扭曲的家伙掌权，天知道他们会把这个社会弄成什么鬼样，领导人自我神化或者被神化的社会后果难道我们还看得少么。
真切希望，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公民社会，还是民主……等等这些堂皇说辞的背后，是一颗颗人的心在呼号，并且这些心都没有丁点人格变态的打算，我们也不要再指望一个神化的社会管理者能为社会带来多少人性化的改善。假如谁想为这个国家好，谁想为这个国家做些有益的事，请先做一个人，并同样这样看待每一个人，尤其应该这样看待我们的社会管理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也有能力的短板，也和普通人一样的有着丰富情感，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可以要求，甚至可以鞭策社会管理者做得更符合大众的期许，在社会一再呼吁有限权力政府的同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社会管理者也是一些普通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也需要我们像看待普通人一样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的个人和家庭私隐，尤其是涉及一些已经作古又为社会作过贡献的人和事，更应据实描述，慎之又慎。而那些为了任何目的编造话题，更是有违最基本的人品操守，以这样的方式就算得到的任何结果都是不会长久的，作茧者终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