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

-----松江大学城精英读书俱乐部（ERCSUT）第八次读书讨论活动侧记

赵红军尚宇红邱强王文卿郭玮

2010年9月16日，在炎炎夏日的幽静一角，ERCSUT在国际经贸学院B406开始了本学期的第一次读书讨论会。本次读书会主要围绕沈凌和田国强老师的《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一文进行研读。与会的有赵老师，尚老师，邱老师，还有一大部分研一的新同学，虽然好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本次读书会，但是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同学们讨论地十分热烈。

本次读书会没有套用固定的模式，主要是大家自由发言，就涉及论文的疑问和感想各抒己见。

读书会伊始，在赵红军老师的主持下，由刘啟仁同学对本文进行导读。他说此篇文章有入门意义，首先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集中政治制度是否还有以往的优势，我们是否依旧需要继续发展集中的政治制度；第二是政治制度是否有好坏之分。按照文章的意思，当然是由好坏之分的；其次，本文阐述了以上问题的产生，可能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历史原因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集中政治制度的悠久传统。现实原因是，第一，中国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从现在的经济背景看来是否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他引用了“速度经济学”里面的“骑自行车理论”，说开始的时候人们不会骑自行车，所以速度要快一点就不容易摔倒，可是骑车学会以后，速度就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大众生活福利等实际情况而适当地慢下来。第二，中国的区域发展是不平衡的，原有的体制不适应新的现实，因此要改善和改变这个现状就要对体制进行改革。第三，中国的民间投资要求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可贵的探索，比如可以进行法治化的转型，并进行民主制度的探索，因为如果不探索就可能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再次，文章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式，文章通过构建世代交叠模型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得出了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文章指出，在集中的政治制度下对此问题的解决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私人利益最大化和政府利益最大化。然后，本文的结论是，如果存在一个遵循简单多数原则的纯民主的政府，那么该经济体就会陷入“贫困性陷阱”，增长率为零；如果引入一个只谋求私利的政府之后，私人的投资欲望就会降低；在满足文章给定的条件下，一个谋求私利的政府也能够把经济带出“贫困性陷阱”。最后，刘啟仁同学提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有别于传统的经济理论，并且假设政府也是理性的，这就给本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导读完毕后，高利亮同学首先发表了其对文章某些方面的质疑。他说，文章中提出在中国当前，政府具有政策性投资的倾向，并且经济环境自由化使东西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本文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证分析。其次，政府的私利假设也缺乏实证性，他说在亚、非、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私利性质很强可是却依然没有脱离贫困。

赵红军老师对高同学的疑问进行了解答，他说文章的核心并不在阐述解决中国东西部的差距上，而在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否对经济的影响上面。文章的结论是集中的政治制度到底有利还是有弊，不能完全说否定和肯定，而是看其对本国的经济是否适合。大家可参考文中给出的公民自由度指数来进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集中度指数是很高的，可是其平均年增长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却不是很高，这就等于说集中的政治制度就全世界平均而言对增长的贡献率不是很高，并且从增长率的方差来看，集中制度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变动很大，这说明风险很高。而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其增长率的方差是较小的。在英美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国民可以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意见甚至进行批评。因此文章的重点是寻找集中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好与差的临界值。文中指出在经济的稳定发展阶段，民主制度具有较大的优势，这也可以用经济增长的趋同理论来说明，如索罗、丹尼尔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即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对于一个有效范围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储蓄率高的国家就有比较高的增长率，从世界范围看，往往是那些赶超的国家通常会有较高的增长率，因此，最终增长率将出现趋同的趋势。但从世界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现实和数据来看，全球的经济增长却是趋异的，于是卢卡斯、罗默等人就提出了所谓的内生增长模型，用来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用技术进步解释增长就等于用增长解释增长，所以后来托马斯和诺斯等就提出了技术乃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的论断，强调技术进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乃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促使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就是制度对经济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好的制度通常就有好的经济增长，相反很差劲的制度就不会给予人们激励，因而增长就很难保证。

尚宇红老师接着赵老师的话题，对本文内容做了自己的评论，他说文章给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要超过集中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第二，民主制度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风险要小于集中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风险。并由此可以推出三点结论，首先在民主制度下，发展中国家想要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很难的，其次在集权制度下，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第三，我国应适时由集权转到民主以适应并保持经济的不断地发展。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在集权制度下，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没有赶超发达国家，索罗模型中的追赶效应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最后的结论。然后，其实本文有两个隐含的假设，第一是同样的人玩不同的游戏，结论肯定会不一样，就是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发展不同的政治制度，其对经济的影响都是不同的，第二是同样的游戏不同的人玩，结论肯定是一样的。这些命题的假设涉及到制度和文化的范畴，若假设是成立的，则文章的结论才会成了，若假设是不成立的，则没有定论。

赵红军老师进一步补充说，其实本文最大的隐含条件是全球化效应，即各国的制度、文化等是相互影响的。中国的现状即是，中国当前的经济若要由赶超到稳定，就要过渡到一种民主制度。除了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借鉴意义之外，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前秘书长杨启先先生最近的文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和方向”一文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中央也在理论上探讨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从我国的历史看，我国是一个历代集权的国家，纵观中国古代史，中国集权始于秦朝，且集权程度一步步加深，由隋唐的宰相、后来宰相权力的削弱以至取消，到明朝内阁，清朝的军机处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演变规律。集权在战争时期以及建国的初期，对国家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些经济问题的出现，我们要探索是否要寻求一个合理的民主体制，来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国计民生。本文就是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个初探。

吴军同学问到，集中的政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从本文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怎样在合适的时间段内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民主制度去继续保持国家发展的优越性呢？

尚宇红老师对此做出了解答，他说，这个时间是无法精确量化的。因为集中政治体制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考核机制是短期的，比如大家都熟知的政绩工程，因为官员的任期都是短期的，因此其就特别重视各种政绩工程所带来的对他的评价。而国家要借助民主制度去消灭这种不稳定性，而这种具体的时间是无法确切界定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才会考虑来对这种集中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使其更加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接下来赵红军老师和尚宇红老师对文章内容特别是其模型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赵老师说在本文模型中最优化的目标是下一期的投资，但是我们可以以一国的消费作为引申研究，即当一国的消费量达到多少的时候国家可以进行体制的转型。本文的文章模型构思巧妙，它是一个动态的模型，即对局部均衡进行分析，并且模型简化易懂且中题要害。此模型的第一步假定民主制度下没有税收的，也就是说政府也相当于公民，这种模型的简化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实际中民主制度也是要征税的，但是对此小小的修改也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如果此模型要用博弈论来做的话，首先应该找出博弈的双方，即政府和民众。尚老师说，在做研究的时候要利用自己最为擅长的工具，这样可以发挥出自己独有的优势，并且思想是最重要的，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找出论点，只要思想到位，那么很容易做成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如果要用博弈论来做的话是肯定可以的，要有一些逻辑性的东西在里面。

在聆听完赵老师和尚老师的总结和评论后，李建修同学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他问道政治自由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第二，他说如果经济已超过贫困性陷阱，私人与政府投资到底哪个作用会更大。对于文章的论证他还认为不同的文化对自由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制度变化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于李建修同学的疑问，赵红军老师和尚宇红老师解答道，私人投资在大部分的时候内是有效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民主制度与集中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交替出现过的，不过总的趋势是，民主政治制度似乎成为主流，但尽管如此，我们这是没有办法论证哪个制度更好、哪个更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看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集中的政治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它越来越不能调动基层，包括企业、个人、家庭的主观能动性。尚老师补充说，在当前看来是这样的，但是谁也不能预言以后，是不是西方也会出现集中性的政治制度。赵红军认为，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尚老师的说法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信息的流通越来越方便，人们对历史、技术、科学、人类本身，对自然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所以集中性的政治制度变得越开越难。李建修同学又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会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则人们对权力的要求会越来越大的，所以二者就会存在矛盾。赵老师认为，没有温饱就不可能关注尊严，就没有对权力等方面的要求，只有在温饱的问题解决之后，才会考虑政治权力的问题，而民主制度有利于群众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增加，对民主的期望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到底哪个制度更好方面，尚老师说，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治制度要适应经济的不断地增长，不能笼统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赵老师又补充说，在长远看来集中的制度是具有不稳定性的。从中外的历史来看，外国一般是先有政治改革然后才有经济的发展，如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美国都是经历了这样一种模式，但是中国的情形不同，我们是先有的经济发展，然后才有可能促进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并且从清末开始，中国首先进行政治改革的实验都是失败的，例如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建国后，更是盲目套用苏联模式，导致六、七十年代的国家贫困。邓小平同志倡导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发展也是不稳定、不均衡的，少数垄断利益集团拿走了大部分的改革的利益，普通居民难以分享到足够的改革利益，社会的不稳定程度有所增加。本文的理论目的就是探索未来，文章利用一个简单巧妙的模型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改革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如何去改革、什么时候改革都是不确定的，本文给了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可以就此作出很多的引申研究。

张平同学说，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什么从本文看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倒有决定作用呢，这是不是相互冲突的吗？

潘刚和刘啟仁同学解释说，马克思的话指的是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只是一个小的时间段内；并且政治体制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只要一方不适应另一方的发展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赵老师说，马克思是很伟大的，我们好多研究的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思想渊源。我们要多读书多思考，会从前人的著作中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文章中说改革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政治上的不断改革来跟进，这样才能巩固改革的果实。原因是政治制度是用来界定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规则的，比如产权制度、法律制度、选举制度，国家和私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基础地决定一个社会发展的激励结构的。例如在我国古代，虽然唐朝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发展的需求，但是政府并不鼓励改革，比如让商家去郊区无人处进行经商等，这就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现在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很多企业家也开始可以入党，这些人为什么要入党，恐怕他们的目的就是想用政治上的地位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大家要明确，我们的讲座是没有政治色彩的，我们只是单纯的探讨怎么样更好地让本国经济继续高速的发展下去，大家不要涉及一些民主、三权分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政治家、政治学家研究的内容。我们的目的就是从经济学理论和模型的实证角度来探讨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最好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邱强老师对张平的问题进一步解答道，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可以微调的。在大前提下，经济是基础，在这个条件下把政治制度看做一个内生的变量，这样可能比较好理解一点。

通过老师们的解答，我们基本上理解了张平同学的问题的答案。本科学习法律的林曦同学说，是不是所有的人文社科类的问题都可以量化，如利用数学模型等的方式，从而用经济学来解释。他还说，感觉文章只是大体给了一个思路，并没有详细具体的进行解释和描述，是不是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赵老师说理论上来说基本上所有的人文社科类的问题都是可以量化，并用经济学来解释的，你学过法律，可以做法律指数，比如说廉政指数，从而分析其对政治体制、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样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本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也可以通过社会调查来做自己的研究。鼓励大家要多看经济理论方面的书籍，筛选合适的指标。邱老师补充道，只要你找出所要研究问题的核心变量，并且关键在于数据的处理，要重视实证的分析，从而让自己的文章更有说服力。

高利亮同学提问道，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私人的投资，那么民主政府是否可以促进私人的投资呢，二者是否相关呢？

大家对此问题又展开了讨论，赵老师说民主政府可以是财政分权的，因此民众就有足够的自由去进行投资。高同学道，集中的政府同样可以促进私人投资呀，因此不能简单的说到底哪个制度更好。潘刚同学解释道，根据赵老师微观经济学课程上曾经讲过的循环累积原理，在集中的政治制度下风险是会不断的累积的，即使开始的时候没有征兆显示。高利亮同学又说，这篇文章的暗中假设其实就是民主制度是优于集中制度的。对这个问题，赵老师说道，要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集中制度很难一直做得很好，在集中的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可能是存在较大风险的。刘啟仁同学就自己的经历给出了看法，他说中国的实际是国有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收入大部分要成为税收。据过年回老家所见，在中国集权的体制下，乡村地区虽然较为贫困，但是民间的投资还是非常活跃的，比如荒山都会有人承包，很多公共产品都是被少数人垄断生产的。赵老师说，中国的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大城市是执行的很严格的，但是在贫困的地区，在小地方却很活跃，这恰恰就给经济注入了很大的活力。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那么乡镇经济的发展就是很困难的。赵老师举了西安翻译学院的例子，西安翻译学院创办之初是民营性质的，创办人经营地非常好，盈利和声誉甚至都超过了西安外国语学院，于是政府就曾经考虑收购这个学校，这对创办人来说是很痛苦的，因此如何用制度确定下私营、民营企业经营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让其长期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国政府现在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上已经出台和制定了很多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如现在《非公经济发展三十条》，含金量是很高的，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将有破题。潘刚同学对翻译学院的例子发言道，其实这也是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的表现之一。赵老师肯定道，国家要用法律来保护私人的利益，否则就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物权法》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中国政体高度集权的问题，张平同学反驳道，“高度集权”是有待商榷的，事实上正是政府在不断地放权，因此乡镇企业才会迅速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潘刚同学、李建修同学、刘啟仁同学的看法是在中国个人想要实现自己的投资，存在着操作问题、门路问题，而这些都暴露出中国行政改革的滞后。高利亮补充说，事实上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瓶颈期，潘刚同学说应该适时鼓励私人搞金融。

赵老师就上述问题发言道，中小企业的贷款自由度，大家可以在《中国统计年鉴》里面找到详细的数据，可以看一下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没有因为缺血而死》，就是阐述的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事实上，中国南方存在着一些地下融资机构和方式，例如浙商，温州的皮革业协会，其实就是一个“银行”，熟识的商人们组在一起，如果有谁需要资金，那么就会利用大家的诚信和协议来进行资金的借贷和周转，从而使好多民营企业没有因为缺少资金而夭折。

最后赵老师总结道，好的文章要从不断的阅读中获得，大家要多读书多思考，从而得到自己想研究的兴趣点，一步步的去探索，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从而推出自己的结论。本文想要验证的一个原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可以带来绩效的，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就要有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定的改革的。

赵老师同时介绍了下一次讨论的内容，就是Acemolgu的《Institution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 run growth》,并说自己在04年的时候就读过这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年轻有为很有才华。希望大家回去认真阅读，下次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

邱强尚宇红赵红军高利亮李建修潘刚张平郭玮吴军王文卿张家骏林曦刘啟仁李庆庆郑坤昌左国斌、赵清、张涛、周陈尧、张田泽阳、童艳琴、俞矫敏黄宇丰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