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的源头
我国民众积怨甚深，究其源头，无非有三：经济收入太低，入不敷出；贪官太多，激起民愤；社会分配不公，中下层居民怨气很大，当然还有个人不幸遭遇，引起极端自杀或伤害他人行为。
为应对这些民怨的源头，我提出下列对策：
A．把向农民倾斜的政策改为向城市人民倾斜。共和国立国时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阶级这三大阶级为基石的，现在似乎忘记了后两者。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惠农政策，农民生活水平已远超城市人民，如房价、生活必需品价格、生活舒适度，农村均超过城市，现城市五无青年增多、逃离上广北现象、农民工荒严重、富士康等企业职工连续自杀，都说明急需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提高城市人民收入，升工资会影响我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水平，发红包各地操作有困难。我的意见可以做两件事：第一，降低城市公用事业费用（电费、通讯费、交通费、燃料费），这些费用几占人民月收入一半，而收费者是国有垄断企业。在当下国富民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向人民让利能起到良好效果，对国企而言，相当于交了暴利税，对人民而言，减少了一大块开销，生活减负作用明显；第二，上升银行存款利息，我国每次调升利息，只升贷款利息不升存款利息，据我计算，我国人民存款利息收入约占工资收入15%，如能随通货膨胀率适时调升存款利息，则可以在不影响竞争力前提下保证人民收入提高。为确保中下层人民能享受到这一块，可以实行银行存款实名制。
B．贪官惩治问题，现公务员来源充沛，无须担心因惩治力度提高影响公务员招聘。相反，目前对公务员中数量庞大的贪官惩治力度不够，我建议学习新加坡，实施“贪官充公法”，具体而言，所有大小官员，每年都要向国家申报个人家庭资产，包括存款和不动产，如财产和收入不符，或申报资产和实际资产不符，按充公法一律充公，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这样实际提高贪污成本后，可以有效遏制贪污，可以平民愤。
C．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光从累计收入税制动脑筋是不够的，因中国富人的收入多无记录，很难征税，所以要从高档消费品税着手。中国富人爱显摆，高档消费品名目繁多，如洋酒、雪茄、会所、健身俱乐部、游艇、高尔夫、按摩、赌场、名车、别墅，林林总总，项目很多，消费额很高，在这些高消费项目上加强征税，事半功倍，据我估算，年征收额度约为4000亿，国家用这些钱可以设置失业基金、无家可归者幸福基金，可以解决贫富分化造成的民怨。
除经济措施以外，为解决民间的个别因生活绝望而产生的自虐他虐问题，一个有效措施是成立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牧师。
民众精神和心理建设：成立社区服务中心
建国以后，我们在城市有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农村有村委会、镇政府，但已经蜕变为人浮于事的大小官僚机构，不能下情上达，也不能为人民服务，相反变成了比旧社会保长更令人讨厌的官僚。建议取消这些基层机构。而代之以建立像新加坡这样的社区服务中心，人员以志愿者和招聘大学生各半。
建议政府将对过去街道办等基层的投入转投给社区服务中心，解决基础和服务设施落后的问题，为社区的大龄青年婚介服务、失业人员再就业中介、孤寡老人福利机构、临时托儿、儿童教育、社区周末娱乐、社会收容提供最低经费支持和人员配置，并在社区中心用地、养老服务产业等方面给予优惠。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旧城改造的阶段，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搬迁、可以将社区中心的服务设施建设，落实为民生服务项目，在把对传统街道办的经费转投给社区中心的基础上，引入新加坡社区服务中心和中介服务机构模式，发挥这类组织的专业优势，提高专业服务水平、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成本，使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各种需求都能在社区中心得到满足。
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要改革社区管理运行机制，提高社区的为民服务能力。社区服务中心是政府服务和管理的前沿，也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在社区中心的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通过细致专业的分工，惠及每个家庭和个人，不留死角，提高社会运作效率，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同时，在服务提供方面，围绕居民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娱乐、休闲、交流、情感等各方面需求进行硬件软件的规划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拓宽渠道，提高居民参与水平；制定《社区居民公约》，以实现社区的自我约束和管理。
设立社区牧师
由于自杀事件和攻击无辜幼儿事件的增多，我建议可以设立社区牧师。通过发展坚定支持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宗教组织和配备专业牧师，充分利用牧师天然的救助心理服务功能，带领志愿者团队，追踪社区中有突发困难的个人，给予具体帮助，建设安全社区、和谐社区、幸福社区。
在非营利组织和社区义工的发展上，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服务中心的体制改革上，通过政策的引导和社会资本的推动，以规范化管理和政策鼓励为引导，形成良好的可循环的社区自我经营模式。同时依据各地区慈善组织的发展情况，设立稳定的资金募集和筹措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加及时、广泛的援助。在政府主导下，高效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爱国宗教、慈善社团、家庭、公民的积极参与作用，倡导社区服务和自我管理，形成了“尊重、平等、和谐、繁荣”的基层社区，实现社会管理的“人本化”与服务过程的“人性化”，最终实现城乡社区安定繁荣，消灭突发事件于源头。
社区中心提供就业渠道，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无庸讳言，在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大学毕业生就业，牵动上亿家庭的心。若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今年年底，将有约150万名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
中组部计划从2008年开始，连续用5年时间，每年从各地选聘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总数10万人，是个积极的行动。在我建议的社区服务中心，可任用大学生的空间依然很大。以我国现有60万个村民委，每个村民委3个村干部计算，共计180万人。长期以来，村干部缺乏正常的交流轮换机制，普遍文化偏低、年龄偏大。一些村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或就在本村工作，已经形成十分复杂、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甚至被某一利益群体或族群利用，为其代言，成为败坏党和政府形象的毒瘤（贵州省毕节地区海子街镇五十亩村干部，豪夺弱势群体的保命钱——低保金就是一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应当提前退休或退职，空缺职位应开放给大学生参与竞争，加上城市社区部分，预计可供职数80至100万个。大量选拔优秀青年学生到农村任村官或社区牧师，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是培养新一代青年、维护社会稳定、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有效途径。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每年6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是一笔宝贵的资源财富，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和人生发展机会如何，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打造“无栅栏”政府，建立信访绿色通道
民众的怨恨和不满，是因为矛盾的长期积聚和诉求长久得不到解决形成的。信访，是基于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也是行政力量实施救助的最终可能。信访渠道不畅，无异于关闭政府与民众沟通对话的大门。一些地方首长、书记接待日，流于形式，非主要领导到场应付推诿；主要领导到场也是回避矛盾，敷衍塞责。
将《信访条例》升格为《信访法》；实行限时办结和责任倒查制度；建立健全信访数据库和网上查询系统，实现信访信息共享，使各级党委政府及时掌握信访案件的实时动态。在县级（含县级）以下基层政府建立无障碍信访制度，以“人民群众的事无小事”的严正态度，开放绿色诉求通道，24小时（无假日）接访。第一把手每周轮值信访办。
所谓“民心不可逆，民意不可违，民怨不可积”，民怨宜解不宜结，民怨纾解也要与时俱进，不要采取愚民或高压政策。凡事都要给民众一个说法，若不给予正常的渠道，民众只能寻求非法的路径。当前频频出现的校园暴力事件，说明一些地方长期存在的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积怨不及时化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弱化思想政治工作。温总理指出：要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改革党政干部考核机制，建立真实体现民意的评价体系
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指数严重不对称，官员政绩有了，升迁了，而民众却没有心理体念，感觉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与自己的密切关系。老百姓的幸福无须调查统计，它埋在人民群众心里，挂在人民群众脸上。
要改革党政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根据地域特点和地形、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实行差异化考核。建立新的指标评价体系，不以GDP论英雄；改革政绩衡量指标，评价的内容要真实反映当地民生的实质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评价的标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考评的方法：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考评，由上级考核机关通过公开招标取得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结合对民众问卷调查的办法，并逐步增加社会评价所占的权重；对乡镇、村委、居委一级的考核，则直接由区域选民票决进行。
严肃查处行政不作为，严厉追究监督失察责任
前段时间，扰得民声鼎沸的“蒜你狠”、“豆你玩”乱象，是不法商贩恶意囤积、哄抬价格行为。他们低价收购上千吨甚至上万吨大蒜、绿豆（红豆、黑豆），恶意操纵市场，囤积数月后价高时出手，从中谋取暴利，使原本2元一斤的黑豆、1元钱一斤的大蒜，卖到9元、19元一斤，出现上述商品价格异动，物价部门监管不力、难辞其责。
近日，刚刚发生的宋山木事件与90年代初的大邱庄事件又何其相像！不同的是，之前，禹作敏私设“公堂”，摧残工人的躯体；今天，宋山木通过“培训”，控制员工精神，强暴员工身心。在山木公司，“山木基本法”大于“宪法”，所有公司职员是臣民，山木是独立王国的皇帝。仗恃资源优势，利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暂时性困难下人们的求生心里，疯狂践踏社会正义，粗暴羞侮生命的尊严，藐视国家法律，挑战政府权威。此类“流氓企业家”不除，是教育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的失职。
对行政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行政不作为的失察，是纪检监察部门渎职。任由黑恶势力、利益集团频频挑战法律底线，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倒退, 使民众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引发社会动荡。根本的原因是，纪检监察部门没有危机感、没有对人民的负罪感。案件不及时发现和延误查处的，要进行责任倒查，以渎职罪论。
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被挤兑和稀释
党中央的政策被误读，好的经被和尚念歪，群众称为“政策出来像太阳，落到基层变星星”。从源头上确保党的惠民政策切实落地，不被截流，需要超常的制度和方法。
颁发居民生命卡：以国家的财力作保障，由国家财政部发给所有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一张经济信息卡。任何持卡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国家最基本的生存救助。这是每位中国公民除身份证外拥有的另一张最重要的个人信息证明，实行一卡通制度，全面记载反映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经济往来的信息，包括获得国家救济、低保、失业补贴、退休、医疗资金等。居民凭卡可向相关机构缴纳税费，不通过该卡，居民可以拒交、拒领任何费用。国家通过投资有盈余，应定期向公民的生命卡发放红利。
建立覆盖全国的居民经济信息系统，需要联网的机构，须报经国务院批准。杜绝各部门各自为政，利用特权，为自身利益，滥发各种收费凭证或补贴凭证，导致卡证泛滥。减少中间环节，防范资金运行风险。美国的身份证背面只有一句话——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请记住你的身后是一个强大的美国。”一张记录个人信息的身份证，彰显着国家对其公民的责任和呵护，我国的公民身份证和生命卡，应该承载更多对人性和尊严的关照。
政府在制订关系国计民生政策的立场倾向
政府要从保障民生根本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任何改革方案都要让人民受惠，在平衡利益关系的天平上，要向大众倾斜，而不屈服于某个利益集团。在计划经济时代，“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的“开门七件事”；当下，管住了“水煤电气行医房”，就是抓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正常生活的牛鼻子。
“水煤电气”是基础，对从事上述产品生产经营的垄断企业，要实行更为严厉的政府定价措施，建立科学严密的成本核算体系，严格限制其利润率，合理规定其利润上缴比例，控制工资福利性支出占生产成本的比重，限制收入涨幅。还要逐步放开非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参予市场竞争，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防止成本转嫁到中低收入者身上。确保民生基本需求和国家能源安全。
“行医房”是重点。据调查，现在城市居民交通、通信费占消费支出比重达24%，要大幅度提高公共交通、自行车交通在综合交通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降低交通对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中的压力。国家安排用于居民基本医疗的救命钱，要切实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能落入某些利益集团的钱袋子。
现在，医改被人为地复杂化了，许多地方的相关部门利用职权，制订这《办法》那《细则》，各地千差万别，五花八门。唯一不变的，是成文的“政策”里或多或少都有制订者的影子。最后的结果，最终的目的，就是规定看病的医院，取药的门店，出现新的垄断。说白了，都是在打这笔钱的主意。对于指定、垄断，人们都有太多痛苦的体会，最后的结果是，药价高居不下，民众得不到应有的实惠和良好的医疗服务。
上述情况，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人为增大不同群体阶层之间差别，只会大大增加改革向纵深推进入的困难，永远无法实现权益趋同目标。沿着这种路线进行的医改，百害而无一利。从社会发展的趋势讲，我国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城镇居民享受统一的国民待遇。因此，只需把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当然包括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不同经济实体从业的全体中国公民，个人出资和单位缴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集中统筹，打入“居民经济信息卡”内，另一部分用于购买商业保险，居民在医疗上就可以获得有效的保障。居民持“居民经济信息卡”到其信任的任何医疗单位就医，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选择，必将，也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住房是居者有其屋的需要，也是城市留住人才的需要。一场大病使一家或几家赤贫，一套房子拖垮一家子消灭一个中产阶层，这些绝非危言耸听，有些还因为还不起债走上轻生的路。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极大风险，不过正不足以矫枉，政府应坚决打击通过非正常“市场”渠道掠夺民众财富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