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河的寂静中成长
------关于陈家桥的《少年王》
刘仁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一句俗语，但用在陈家桥长篇小说《少年王》的主人公大小二身上也是确切的。在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其独立的风格从一开始便是从救下一位在文革末期被通辑的要犯开始，而且随着文革结束，进入故事的主体阶段时，正是由于与这位被平反的“老人”的关系，使得大小二和那个新时代的新力量之间，有了一种难以割断的顺应关系。从而使大小二的打架、滋事、帮扶与故乡救赎系列事件，具有了一种时代的正当性。这就是陈家桥眼中的少年王，既是故土的少年的“神”，又是一部与时代之间切入的“青春”的前史的王。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到故事末尾，大小二的年龄也没有进入成年阶段，但是他的作为，他的救赎以及他及身边孩子的遭遇，都已经是“成人化”的，与其说这是对一个成人世界在启蒙阶段的莽撞的闯入，还不如说大小二正是对成人世界那个前史的深入的探寻，看似以少年的视角，从一个与作者同名的以大小区分的“大小二”的经验书写和描述故乡的原野世界，其实是要以这个人物来描摹一个新时代的崛起。在这个命题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启蒙，染上了隆重的救赎色彩，因为“大小二”这个少年王在“社会”（即孩子世界，整体故乡及地理意义上的集体生活）与家庭范畴之间的不同反映，来表达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成人世界的某种近乎分裂的人格刻画，一方面是极度任性的对于过去的描叙与否定，另一方面是对新事物及新神话的又一次可能疯狂的重返与刻画，从而使得一个富有玄机的新经济与时代开放的命题，在这个少年王身上显示了深刻的悖论。
英雄出少年，这个古老的神话，却披上了一个小镇及新乡村的崛起的时代外衣，矛盾、焦虑和错位，因而在一个少年的成长史中，被前所未有地粘合了，个人化了，并且也青春化了。我们无法忽略陈家桥在刻画丰乐河少年及少年王时，所使用的那种乡村的感性勃发的集体力量，无论是干旱、种田、赌博、打架，乡镇冲突甚至是少年懵懂之恋，却因而被赋予了时代的荒漠与新生交织的奇异特征，与其说这是对作者故土的书写，还不如说这是陈家桥对故乡的另一种视角的观察，将其从大时代中抽离，以使其获得某种历史新颖性的独特处理。《少年王》耐人寻味的还包括明明是两个小孩即一个大小二一个作者，即因为同名，为了区分，而使得大小二得名的由来，便含有了小说这个他者的艺术无法遣返的作者意识，使得这个少年王从本体意义上获得作者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都叫“小二”的人视为同一个人，只是一个为作者，一个为主人公，然而作者又明确提出他们有各自的故事，作为“英雄”的大小二一直主张着故事的发展和跃进，而作者这个一直陪伴在大小二身边的人物却具有同伴与影子的双重身份，因而使得小说具有了一种结构膨胀乃至复杂化的阴影，这正是作者刻意安排的效果。从“大小二”与少女丁冒德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少年情爱萌芽的描写上有些控制的，这个作者本身像一面镜子。在反观少年英雄的情感动向时，作出了情感收敛，使其无法进一步申张，并且努力使得少年情爱具有某种故乡宿命的悲剧性，因而少女丁冒德之死，实际上既是对少年王的摧残、考验，同时也是对那个启蒙和反理性交织的七八十年代的另一种时代症候呈现。
陈家桥具有的视野，使得这个小说要远远超过故乡、少年，成长这些表面堆积的主题，它所牵动并深刻隐喻的其实是这个世界本身，是这个存在的世界在具体的七八十年代这个时代阶段的一种朴素的矛盾和焦虑呈现，因而再没有比对一个少年的成长史来结构一个时代的变化更具有某种加强性的主题写作了，少年王的成长因而本身成为了启蒙的战场，并因此使得这个时代阶段获得了要作为一个大历史的前史的复杂境遇表征。陈家桥的故乡，也因而成为存在境遇的一个宏观统摄，这个故乡，并因此在写作和小说的命题上，获得了更深层的定位。当然陈家桥更是透过大小二，通过丰乐河少年的历史书写，使得故乡在这个小说中，建立了一种小说历史的横向的面积，并获得了普遍性的故乡记忆书写。《少年王》具有不可多得的突破在于，陈家桥将成长的记忆与个人史的某种悲怆，和时代跃动的转折，具有了诚实的结合，使得个人激烈的事件冲突，在理性与启蒙的八十年代初中期，反而激荡起对于理性的冲淡，消解以及对于某种深入的少年的血性和动荡品格的找寻，在这个角度上，《少年王》又反而是对个人史的重新书写和解放。
在《少年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大小二对于其弟弟小四以及三个姐姐，叫彩霞、春霞、红霞命运的干预和处置，同时，我们也在这样的干预中，发现萨特式的介入，看起来是介入家庭和能力范围以内的英雄的个人生活，其实它隐喻的是那个年代对于权力、社会，对于变革和大历史的在小说视角下的一种另类冲动，在启蒙的同时，少年英雄更是担当了对于大历史在无意识中对于普通事物、事件、人物和个人史的重新定位，因而血性与冲动，“大小二”与那个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时代的局部，同时获得了对于时代的干预和主张，因而丰乐河在故乡之外，也具有了更上升更普遍的品质，那就是对时代的全力参予，尽管这是微观的，而且是地方的，但作为启蒙的场域，少年王已经将悖论化为存在的真实境遇的一种反应，并在这样的反应中继续成长。少年丁冒德之死，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悖论的呈现，也可以看成是这个少年王介入社会介入生活现场的反应中的一次失败，但是，正是那个时代本身作为前史所必然包含的矛盾和危机，才促使了“大小二”作为英雄在干预的主体上，其实已经和故乡之间完成了救赎。在其有可能拯救的沉沦的灵魂中，也有乡村的强人形象，但无论是哪一种对象，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启蒙的那个大氛围所甩开的，只有这样的像大小二这样的“强人”，只有那个一开始就出现的更前时代留下的故事尾巴里，那个“大人物”，那个“大人物”与大小二的关系，才能使得这种拯救由一种理想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跃升到对于一个时代在局部于拯救沉沦中获得转折的可能，只有丰乐河从故乡的事物的格局上，上升到一种跃进的时代的流动冲刷和归海的大形象，也才使得像丁冒德那样少女的飞翔，才能拥有其相适应的故乡的另外一套伦理和价值追求，因而这种价值新范式便在拯救的同时获得新生，显然这是《少年王》背后所要托起的新的故乡经验。
陈家桥的《少年王》以一个十分简单的看似少年的成长，却见证了青春的前史，是在少年大小二进入成人之前的青春期之前的那个扑素的世界景象中书写他对于命运的演绎和左右。而不变的是他和时代之间的介入，却仍然是在小说中完成的，是在实际生活的个人史中，作出新的叙事安排，并因而对那个时代获得了全面但独道的小说书写。在《少年王》里，故乡既是他乡的现实，他乡也是故乡的小说镜像。少年英雄既是少年形象，同时也是悖论的成年的前史，青春在这里反而是悖论的背景，成长既有被启蒙者，也包括启蒙这条道路本身，成长也因而在常识的角度上，与启蒙形成了悖论。(原载于《新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