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访华至今已一月半有余，在其访问期间手忙脚乱的媒体总算稍歇了些。从改革开放早期开始，美国高官来访就总要在国内引起一阵煞有介事的忙乱；近十余年来，此风似有日甚一日之势。时过之后，我们是否应当反思一下：究竟有无必要太把如此来访当回事？
之所以要反思，首先是因为我们不能指望靠奥巴马来访实际解决多少我们关注的当前问题。解决贸易争端？一次访问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减少对华贸易争端，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过度关注中美贸易争端也不合适。
舆论喧嚣正中对方下怀
为什么？从中长期看，中国增长快于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现实，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而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必然伴生国际经贸争端，因此，只要不打算采用昔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手段，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全程中，都不可能摆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骚扰。
从短期来看，虽然此次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有“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字眼，但我们委实不必太把山姆大叔的诺言当真。君不见在2009年10月29日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已承诺“将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乎？言犹在耳，美方便接二连三在奥巴马访问前夕将对华贸易争端推向新高峰；至于他离开后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24日决定向中国石油工业用钢管征收两位数反补贴税，更无异于给我们某些意愿良好者的耳光。
不仅如此，假如我们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经贸争端上，可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应当关注的长远目标上转移开，更令我们在处理对美关系中平白丧失主动，而这些又可能恰恰是对方的计谋所在。
为什么这样判断？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不仅仅是中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有求于美国，美国同时也在众多国内、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皆有求于中国。迪拜危机已经表明，近期国际市场的乐观情绪有些过头，美国本土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在这场危机中遭到了冷战结束后第一次实实在在的冲击，要真正走出这场危机还需要中国在融资等问题上给予充分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应当是让对方和公众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需要我们合作、有求于我们的地方，而不是集中于他们可以掐我们脖子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过多地关注美方挑起的对华贸易争端，是否正中了对方下怀呢？
不仅如此，就是在“中国商品市场准入”这个貌似对方掐我们脖子的议题上，对方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即使不考虑中国方面可能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也不考虑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利益受损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的矛盾，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的巨大份额，也已让对方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封杀中国商品进口。即使不考虑转口，按中方统计，对美出口额在2008年为2523亿美元，2009年前9个月为1573亿美元；在某些商品市场上，“中国制造”所占份额更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在某一种或几种商品上对“中国制造”发难是可行的，要对中国商品大面积发难、甚至全面封杀，结果只能让美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令主张限制中国商品者声誉扫地，随后便不得不以更大力度向“中国制造”开放。
前几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牵头发起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威胁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否则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关税，被视为“核武器”级保护主义议案而受到广泛关注，某些保护主义者一度以为是卡住了中国的脖子而得意洋洋。但也正因为上述风险，虽然舒默和格雷厄姆等人从2003年9月9日就开始兜售这份议案，并于2005年4月在美国参议院的程序投票中以67∶33的压倒优势意外通过而成为可以付诸表决的正式议案，但在随后几年里一次又一次推迟表决，最终被束之高阁。
奥巴马访华至今已一月半有余，在其访问期间手忙脚乱的媒体总算稍歇了些。从改革开放早期开始，美国高官来访就总要在国内引起一阵煞有介事的忙乱；近十余年来，此风似有日甚一日之势。时过之后，我们是否应当反思一下：究竟有无必要太把如此来访当回事？
之所以要反思，首先是因为我们不能指望靠奥巴马来访实际解决多少我们关注的当前问题。解决贸易争端？一次访问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减少对华贸易争端，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过度关注中美贸易争端也不合适。
舆论喧嚣正中对方下怀
为什么？从中长期看，中国增长快于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现实，已经并将继续引起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而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必然伴生国际经贸争端，因此，只要不打算采用昔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手段，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全程中，都不可能摆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骚扰。
从短期来看，虽然此次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有“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字眼，但我们委实不必太把山姆大叔的诺言当真。君不见在2009年10月29日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方已承诺“将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乎？言犹在耳，美方便接二连三在奥巴马访问前夕将对华贸易争端推向新高峰；至于他离开后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24日决定向中国石油工业用钢管征收两位数反补贴税，更无异于给我们某些意愿良好者的耳光。
不仅如此，假如我们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经贸争端上，可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应当关注的长远目标上转移开，更令我们在处理对美关系中平白丧失主动，而这些又可能恰恰是对方的计谋所在。
为什么这样判断？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不仅仅是中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有求于美国，美国同时也在众多国内、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皆有求于中国。迪拜危机已经表明，近期国际市场的乐观情绪有些过头，美国本土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在这场危机中遭到了冷战结束后第一次实实在在的冲击，要真正走出这场危机还需要中国在融资等问题上给予充分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应当是让对方和公众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需要我们合作、有求于我们的地方，而不是集中于他们可以掐我们脖子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过多地关注美方挑起的对华贸易争端，是否正中了对方下怀呢？
不仅如此，就是在“中国商品市场准入”这个貌似对方掐我们脖子的议题上，对方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即使不考虑中国方面可能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也不考虑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利益受损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的矛盾，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的巨大份额，也已让对方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封杀中国商品进口。即使不考虑转口，按中方统计，对美出口额在2008年为2523亿美元，2009年前9个月为1573亿美元；在某些商品市场上，“中国制造”所占份额更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在某一种或几种商品上对“中国制造”发难是可行的，要对中国商品大面积发难、甚至全面封杀，结果只能让美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令主张限制中国商品者声誉扫地，随后便不得不以更大力度向“中国制造”开放。
前几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牵头发起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威胁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否则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关税，被视为“核武器”级保护主义议案而受到广泛关注，某些保护主义者一度以为是卡住了中国的脖子而得意洋洋。但也正因为上述风险，虽然舒默和格雷厄姆等人从2003年9月9日就开始兜售这份议案，并于2005年4月在美国参议院的程序投票中以67∶33的压倒优势意外通过而成为可以付诸表决的正式议案，但在随后几年里一次又一次推迟表决，最终被束之高阁。
在国际博弈中，用自己本不打算大肆运用的牌从对方手里讹取尽可能多的实惠，不过是一种常见的伎俩；假如我们对此看得过重而为此付出过多代价，我们就恰好堕入对方彀中，国人对此不可不察。
切忌热脸贴上冷屁股
之所以要反思，还因为我们真正应当追求的许多目标并不可能在目前美国主导的框架下实现。这场金融海啸已经让世界领教了西方国家转嫁危机的手段，在更深的层次上，把自己完全融入当前这个西方建立、美国主导的体系，果真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吗？“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口号喊了一二十年，我们总该总结思考一下吧？
之所以要反思，也因为我们不应虚妄地给美国高官、特别是美国总统涂上“神圣”的油彩。实际上，奥巴马在美国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即使他有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真诚意愿并为此作出真诚承诺，并不稳定的地位也必然会让他的美好意愿和诺言的效力大打折扣。
事实证明，此君民望的下滑速度甚至超过不少当初看空他的人（包括笔者在内）的预期，因为当初挟超高人气当选的奥巴马，在当选一周年之际其支持率已经低于布什同期纪录，在盖洛普公司2009年11月20日公布的第二次大型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就跌破了50%；其民主党也在刚举行的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惨败。不错，不少天真的欧洲人还是很欢迎他，以至于他还没做什么事情就给他奉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大礼；问题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霸权国家的社会里，没有提高本国实力地位、实际政绩的政治家，越是在国外受欢迎就会越是在国内受反感。在奥巴马出访亚洲前夕发生的胡德堡基地枪杀案，进一步揭示了对他国内地位更深远、致命的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在国内堪称恶评如潮，媒体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对其访华成果的质疑又是其中最为尖刻的。与他竞选时期媒体充斥的溢美之词相比，完全是两重天地。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有太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精英阶层习惯了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山姆施压—中国应对”方式，难以接受中美之间更加平等、美国在许多要务上须求助于中国的现实；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奥巴马在美国国内得到的信任已经急剧下降，评论家们感受到了这个趋势，并竭力要表现得最“in”、最能赶上这个潮流时尚。而如果抨击奥巴马已经成了美国“in”的时尚之一，那么，他推行自己意愿的能力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政策连续性是山姆大叔最为欠缺的东西之一。早在建国初期，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首任司法部长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6）、第四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等开国元勋就在其《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了美国的这项缺陷，告诫其国人道：“即使是好的措施，如果不断改变，也是极不明智，极难实现的。私人生活中如是，国家事务中更加如是，而且关系更加重大。美国从来受不到友邻的尊重，却总逃不脱敌国的愚弄；美国人事多变，政务失措，则给一切有利可图的国家以可趁之机。”自1972年以来，中国人在对美交往中已经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美方政策之缺乏连续性。
在奥巴马访华前，一些舆论拿奥巴马有个住在中国深圳的弟弟大做文章，与之前热炒骆家辉等人的华人血统无异。人情味任何国家都要，但拼命寻找自己与大国高官的个人渊源，并试图将外交关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这种典型的仆从思维，必然会在无情的外交博弈中碰一鼻子灰。看看以前其他华裔外国人制造的前车之鉴，看看李光耀要求美国遏制中国引起的风波，难道还不能清醒一二吗？
笔者无意否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反而时常强调。问题是大国之交如同两只刺猬，想要紧密搂在一起必然会刺痛对方，最合适的交往之道是保持适当距离；更不用说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是基本常识了。
本文出自《环球财经》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