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玄是个不伪装自己的家伙

胡殷红

吴玄如今成了文坛上有些名气的小说家，在杭州《西湖》杂志当个所谓的执行副主编，其实他只“执行”刊物的编辑工作，其他吃喝拉撒一概不问，省下心来编刊。《西湖》杂志在他不断改良下办得很有品位，栏目设置独到，有意思，见水平。作品选得精美，作家选得新锐。在同类期刊中《西湖》以办刊思想前卫、力推新人而备受青睐。原以为吴玄该有点人样了，但他嬉皮风格不变，依旧保持着狼心狗肺、桀骜不驯的腔调。

自从吴玄结束北漂生活去了天堂般的杭州，我们见面少了，但我会常常想念他，我会常常在电话里和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斗法，我也会常常和朋友们谈起我和他的相识。因为我们相识在90年代，所以我们的友谊就被他堂而皇之地冠以“世纪之交”。因为跨了世纪，所以我们的友谊就显得特别久远而亲切。

我第一次见到吴玄是在他的家乡温州乐清采风观光。被邀请的人中，除了我既无职务又无名气，一个纯粹跟着混的记者外，这一行人中有“高官”者在，也有“厚禄”之人，有名人，也有大家。作为接待方的吴玄，时任电视台专题节目编导。于公，他该追逐名人摄像采访；于私，他该趁机与名流沟通联络。但吴玄自始至终一脸不屑。领导讲话，他非但不沏茶倒水，反而冷一句热一句地指点人家的语误。“名家”当场挥毫，本该他笔墨侍候，他反而溜到门外隔窗观山景，口中念念有词：这山可比他们画得好，天天看都看不够。一位书画人士主动到他跟前说要送他一幅画，他满脸堆着极不自然的假笑说，不必，不必，我不懂你这高雅艺术，我天天看看眼前的山就挺好，别糟践东西。弄得人家好不尴尬，愣愣地看着他，听不明白：到底是我的画糟践了你家门口的山，还是你糟践我的画？在那瞬间，我茫然四顾，不好意思看那位“大师”被霜打的蔫吧样。一天下来，吴玄和我一起溜边站、坐后排，对“大师”们一点不恭也不敬。我说，你太猖狂了!玩世不恭!他小圆脑袋一抬，哈哈大笑。与众不同的是，无论他怎么笑眼睛仍然睁得提溜圆，并不因为笑变弯或变小。他笑不可遏地说，那你是“猖”，我是“狂”，我“玩世”，你也“不恭”嘛!听了他的话，看着他无邪的表情，捡点自己的行径，我的唇枪舌剑顿失锋芒，一时语讷。却原来，我们是同类，指责他不啻指责自己。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回京两个多月后接到吴玄的电话，他说他想再读读书，想到北大读书。我想，这就是吴玄，一个区别于芸芸众生的吴玄。吴玄曾有一份令很多人羡慕的职业：市委里的秘书。因为他的个性和骨子里对文学的一份崇尚，辞官到了电视台，还是因为他的个性和想象中的电视与文学相距实在太遥远，所以他就决定选择上学读书。

去过温州的人都会感受到那里民营经济的兴旺与发达，在那个环境和氛围中谁都不会放弃每一个发财的机会，谁也都不愿放弃财政拨款发放的必保工资。可吴玄选择了放弃，只身到北大读书，享受未名湖的氛围来了。

在北大读书的一年多时间里，吴玄没有住在学生宿舍，怕自己昼伏夜出的作息影响上铺的兄弟，而是租住在北大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白天上课，夜里读书、写小说。也就是这一年多的学习奠定了他日后在北京的漂泊生活，他的创作年年丰收。很多大型文学期刊相继刊发了他的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不仅引起文学评论界专家的关注，名刊名编们也乐于向他约稿。吴玄的人和吴玄的文在文坛渐渐为人熟悉，为人认可。他像只快乐的跳骚活跃在京城。

为了自食其力，为了不让老婆助学，北京的哥们儿们看好他的编辑能力，相继推介他到《当代》、文艺报等几处报刊帮忙。在《当代》工作还行，那里素有同仁办刊之传统，同仁之间不必拘泥礼数，只要文学判断一致，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完全没人在意吴玄是否歪戴帽子反穿鞋，所以时至今日他还是《当代》的特约编辑。在文艺报就不行了，他时常指指戳戳地对值班副主编说:这是什么狗屁文章啊，就这水平还不如我呢？然后，毫不顾忌地批评、急不可耐地阐述。若干次下来，报社领导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涵养，吴玄却把文艺报炒了。我这推荐人欢呼雀跃，如大赦般轻松起来，专门在报社门口小饭铺“送瘟神”。

记得，吴玄北大研修生学业刚刚结束不久，他就被浙江省作家协会推荐到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级研讨班培训。当时我凭着对他的了解，很担心他和那些来自全国各省推举的优秀中青年作家关系不融洽。吴玄骨子里的清高我太清楚不过，谈作品、阐述文学理论常常弄得别人张口结舌，谈到一些研究、评论性文章，他的阅读量和理论准备显然高出那些并不认真读书又频频与会发表演说的所谓评论家。我担心，万一他要是犯病把鲁院高研班炒了，那还真成事件了。说实在的，我虽然没有受过文学评论的专门训练，但由于职业的原因接触作家和作品较广泛，一周三五次的研讨活动也参加得多，我确信吴玄对作品文本的认知和评价。也正因为此，我挺怕他那“混不论”的性格惹恼朋友们。

事实上，吴玄在鲁院的四个多月里成了“活宝”，各路“贤能”都和他成了朋友，尽管他的嘻笑怒骂时常令人尴尬，但由于他的“心底无邪”，大多数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有一次一个鲁院同学深更半夜喝多了酒打电话给他，他花100多元打车跑到城里救助，尽管他的酒量无法与任何一个人较量，但他觉得这个时候叫他就是需要他。自己壮着胆喝了个半醉，又把全醉如泥的朋友送回家。

吴玄的言行是表象，他的语言风格掩饰着他内心的孤独和忧郁。他总是在热热闹闹过后，　　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天天发呆。这时候的吴玄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焦虑。用他的话说，写作和谈恋爱很像，要是见到女朋友没有激情，甚至根本没有见面的愿望还谈什么恋爱。写作也一样，没兴趣写了，写一句就写不出来了，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硬写是很抓狂的。但就我观察，这是他动笔前必不可少的焦虑阶段，但凡他把脑子里那些高深的概念转换成另一种思维，发呆、烦躁的日子一过，有了“像谈恋爱一样”的冲动，又一个放浪不羁的吴玄就回来了。

吴玄是很好的聊友，也是值得长久交往的好朋友。和他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必担心他和第三个人转述。快乐的事告诉他，他笑得比你还开心，糟心的事告诉他，被他调侃一顿也会破涕而笑。他是个垃圾桶，我每次搜肠刮肚倒腾后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小气和无聊。

虽然吴玄永远改不了当人面 “不着调儿”、让朋友们急不得恼不得的坏的毛病。但吴玄特别维护朋友，自己从不在背后议论朋友，听别人鼓捣朋友也会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当然，这要看他是不是当你是朋友。有一次为一件我非常气愤的事在电话里和他唠叨，无论我怎么气极败坏他都一言不发，我要隔一会儿问一声：你还在听吗?同时，我硬让他评个孰是孰非。吴玄就说一句：不想说，他是我朋友。我原本的一腔怒火被他噎回去了，反倒平生一份敬意。吴玄的年龄小我许多，但我其实从心里挺敬重吴玄的，因为我确实需要常就一些作品的评价请教他。而他称我“胡奶奶”，决不是因为敬重我。有一次在浙江作协开会，他老三老四地耍贫嘴。我摆出“老同志”的样子对他说，休得无礼，论年龄你该叫我阿姨。他顺势说，叫你阿姨怕什么？叫你奶奶都行，就怕把你叫老了。从此，江浙一带年轻的作家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称谓，起哄架秧子地以胡奶奶相称。我便也倚老卖老、恬不知耻地享受年龄给予我的“霸权”。

我想说，作家不要把功夫用在写作之外，要“用作品说话”。我知道这是句废话，除了弱智谁都知道。写作者把作品当自己的孩子，这也毋庸置疑。可看作品跟看自己孩子一样，怎么看怎么好，就很难提高了。要说提高确实很难，天赋也不是培养出来的。有天赋，加上专业训练，是天才再加勤奋好学，写出的作品一定不掉底线。但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作品，有的被看好，有的被忽略，这大概拼的就是做人了。做人好，写出的也作品好，就更难能可贵了。只是我说不好“做人”和“会做人”到底哪个会得分高。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舆论氛围都影响对人的判断，都会有不同的结果。依我说，还是先“做人”吧。原生态的活着，真实、轻松，虽然一时一事会遇挫折，但日久天长的本色做人还是得益。“会做人”得学、得装，装一时容易，装一辈子多难受啊。吴玄就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