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社会漫谈
——读索曼的《经济不说谎》
彭小兵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2010年8月12日
不少介绍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索曼（Guy Sorman）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知识分子的当代传人——这个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试图将人类知识建构成一个连贯性整体有机的体系，其所著的《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巡礼》（Economics Does Not Lie，以下简称《经济不说谎》）一书是有关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成就之对比状况的普及性著作。我注意到，该书所探讨的一个重点是将经济学应用在社会领域，读者可以在作者详实的比较分析中，体认当今世界典型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得失成败及其成因。
索曼认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基础，即“私有化”、“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自由交换”。没有纯粹的经济学，因为这三个基础都紧密联系到政治、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在索曼看来，虽然经济学并不完美，但它仍可透过科学（实验经济学）来检测，使人类社会走向繁荣，并让人们知道如何避免贫穷。
在《经济不说谎》的书中，与索曼一起探讨世界经济问题的学者分别来自美国、中国、法国、印度、西班牙等族裔的经济学家。在谈及与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话时，索曼抱怨“中国的绝大对数经济学家都是为政府工作”。其实“为政府服务”本也无可厚非，因为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既有相当多的独立经济学家，也有大量的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智囊（包含机构）。但有别于美国且长远看来极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是差别是，中国大陆，为政府（或者说部分政府官员）服务的经济学家过多了且过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立场，而是为某些政府官员或企业家的想法提供理论佐证。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的科研项目申请的例子可以印证我的观点。社会科学类的科研项目申请，基本上都是命题作文，除了少量的且通常研究经历不深的年轻的青年学者是很难申请得到的所谓“理论研究”外，绝大部分都明确要求了指导思想和服务目标的；换言之，绝大部分的研究并非是独立研究，而必须是立即解决某个现实问题的甚至明文规定必须和某个政府部门合作，且必须符合或验证一些政治人物的讲话精神——就像自然科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歌德巴赫提出猜想，学者趋之若鹜地证明这个猜想——我很想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在政治人物的口中能有这么多这样那样的“猜想”吗？其实我不否认需要有这样的研究命题，但我关心的是，是不是太多了？可否多一些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和观点？有多少可用于专注纯自己感兴趣领域的资助？因为过于没有自己独立学术立场的研究成果，极有可能是为了迎合某种权力势力或利益集团的拼凑物。丘成桐先生就指出过，真正有深度的科学研究，需要有深度文化水平的社会和科学的精神才能够完成。什么是“有深度的文化水平”？允许自由探索的社会就是有深度文化水平的社会；什么是“科学的精神”？独立研究就是科学精神。但枪手或御用文人的说法在中国一直很有市场。先秦、两汉、唐、宋时代比较自由的学术风气被明、清两朝阻隔后，虽到民国初年有不到40年以及20世纪80年代约10年的短暂恢复，但至今没有继承下来。一个连独立调查报道、发挥正常舆论监督作用的报刊记者（及其家人）都要被通缉、被暴力敲打的社会，是不可能有深度文化水平和科学精神的。不过索曼找到了茅于轼先生，而茅于轼先生是国内较为独立的经济学家，但也有不少人骂他为富人说话。
在《经济不说谎》一书中，索曼将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娓娓道来，有趣而独特的观点俯拾皆是。他从一个经济现象中找出最佳的模式，从而表达其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在阐述“二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成果惨不忍睹的原因时，索曼解释，那种“用法律强制规定的秩序”，其本身没有任何能引起改革的诱因。在阐述通货膨胀如何拖垮社会、从而改变政治时，索曼认为失控的高通货膨胀会导致独裁，因为“脱序现象变得难以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人民寻求独裁者的救赎”，索曼举证的例子包括较早前的拿破仑、“二战”前的希特勒、以及最近二三十年拉丁美洲的独裁者。至于其中中国的相关话题，就并非事实，无论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处境，还是站在现在的视角去审视，当时超级的通货膨胀根本就不存在，而“患不均”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殖民、奴役和蹂躏，才是中国革命早期的主因。想想看，“五四运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2009年底的根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世界各国就减排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国家，相互之间都有剧烈的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在《经济不说谎》书中，索曼早就指出，不同的文化心理是主要的影响变量。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为什么欧洲人会更优先考量自然环境和气候变迁，而美国人、中国人却不是那样？按照索曼的理解是，自从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便开始崇拜大自然景象；至于美国人，他们和大自然的关系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因为在美国，所谓的自然景观常被规划为观光圣地；而中国人呢？他们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重生，因为在中国，改善个人此时此地的生活远比西方人那种对于失乐园的眷恋更为重要。应该说，索曼的这一段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全然是。我认为根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分歧，最主要还是经济增长因素。欧洲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享受没有像美国人那样耗费那么多资源和能源，人口少，资源也蛮充足的，科技也较发达，节能减排的压力没那么大，也就自然非常关心气候变迁问题了。而美国人依靠高能耗的好日子享受惯了，一时半会还放弃不了，一些美国精英分子，如部分对美国国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国会议员，根本就不乐意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寄希望于新能源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至于中国人，虽然没有基督教的宗教超验之维，但儒家文化中本来具有“天人合一”的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想之处都是在深山野林中，一草一木都有灵性，佛家的“不杀生”戒律里，人与动物都是要和谐共处的；只是，这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后来被“无神论”、“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人多力量大”等观念所替代，但更重要的是过去60年来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再加上人口多，教育和科学技术又相对落后，以至于目前中国不得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以保障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明知饮鸩止渴，却不得已而为之，无可奈何之举。这就是在根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分歧的根源所在。
在论述民主是否与经济发展有必然关系时，索曼提及了一个在中国发生的吊诡现象：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政治民主，这与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不吻合。按照西方的历史观点，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社会往往比较稳定，人民可以忍受非民主，就如中世纪及其之前的欧洲一样，其中宗教起了非常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为了反抗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公，获取自己的利益，人民强烈地要求民主。于是，索曼追问，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我的导师蒲勇健教授就曾经说过，说什么中国人获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谁要是能从理论上全面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现象，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不过我倒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人们不是不强烈要求民主，而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和掩盖了这一要求。事实上，这一要求最近些年明显加快了。不过，索曼在书中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的话说：“大家都期望民主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要证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罗德里克列举的例子有：在皮诺切独裁统治下的智利，其发展速度远比采取民主制度的邻国快得多；日本曾在专制体制下快速成长；曾经的帝制德国……。其实，亚洲四小龙中具有华人背景的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今天的经济繁荣，其实是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奠定基础的：新加坡实际上至今也是一党制，而中国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和繁荣的时代，其成就正是在蒋经国先生（及之前之后若干年）领导的国民党一党统治下奠定基础的。还有，其实越南今天看来也蛮不错的，越南也是一党制的国家。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专制统治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看来，专制的统治下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后，要维持这种成就并可持续发展下去，就非得民主了。虽然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内涵，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可以不同于西方的宪政民主，但是民主的一些最本质普世性的价值，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都要体现，否则，“民主”就不叫民主了，民主的名词都要改变。罗德里克也驳斥了“专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他说，通常情况下，专制的国家让人民处于悲惨境遇。对此，在索曼的《经济不说谎》书中，罗德里克举得例子是北朝鲜和刚果。
如此看来，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种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理论依据，经济成长和民主进程似乎是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托盘上各自演变。然而，索曼又是怎么理解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瓜葛呢？毋庸置疑的是，民主在很多方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具有显著影响。在财富再分配问题上，民主体制比非民主体制更为平等，譬如，中国最近二十年尽管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平等地分配国民财富，最近些年，贫富分化、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就是例证。又如，民主有助于让相关方面进行协商，令所有的危机更容易克服。而可资对照的是，大量社会事件和研究成果表明，虽然增加了预算和编制，但中国的维稳工作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另外，一般而言，民主政体能够在经济危机中存活，而专制体制却很少能够全身而退。对于索曼的这一点，我没有研究不好评价，但似乎也有反证，正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经济大萧条才有了促发德国希特勒专政和日本军国主义专政的机会，如果过去日本真的是什么民主国家的话，也就没有日本军国主义了，谁不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啊。前苏联也在“二战”前后的100年时间里一党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如果不是和美国较劲搞什么冷战和军备竞赛的话，我不大相信历史会朝着现在的俄罗斯方向发展。虽然现在俄罗斯的日子可能会比前苏联过得好，但如果没有冷战的话，一党制的前苏联不一定会变成今天民主的俄罗斯，我从不认为美国和前苏联搞冷战跟民主或专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其实，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之后的“凯恩斯主义”盛行，某种意义上也是某种程度的专制。不过总体而言，民主对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是更为有利的体制，这应该毫无疑问，因为愈是民主化，愈能拉近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更能把财富分给人民，就像索曼所总结的那样：“民主也许无助于经济成长，却能够帮助克服重重障碍，就像是种种不确定性之减压阀一般运作着。”
现今世界，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有冲突，但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甚至民主国家内部都有冲突。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对资源的掠夺，但是如果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对地球上有限资源的掠夺了，那么民主不民主就不重要了，因为真的到了没饭吃的地步，民不民主都要去抢夺，这时候强盗会去抢、翩翩君子也会去抢。美国不是很有民主自由吗？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活着想，民主的美国有那个必要牺牲那么多的人民子弟兵去到处打仗吗？吃饱了撑着啊？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就认为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政府先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后讲究人权问题的主张是正确的。似乎有点道理，但现在却要改了，因为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温饱”。
索曼的《经济不说谎》对中国的发展有许多较为负面的评价，比如说中国目前的体制是“敲诈体制”，其实就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许多学者如吴敬琏等都曾多次论及。索曼还强调民主化程度的差异是造成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尤其在笔者看来具有某种特别针对性的是，《经济不说谎》书中还字里行间里透露出对于没有民主制度的市场经济到底能否持久运行的疑问。不过，尽管有一些对中国的负面论述，但并不妨碍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去阅读，因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该警惕和反省的就要警惕和反省，该商榷和批驳的就要去商榷和批驳，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
索曼还在书中分析了由这次金融海啸所引发的“中国模式”的讨论。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美英放任式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到质疑，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获得更多的肯定，也有西方人士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的确，美国也在反思，因此2008年上台的奥巴马总统多次指责、批判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因此也就有了前不久（2010年7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的美国新金融监管法案。尽管新法案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但新法案表明美国政府要强化对金融活动的监管。不过，索曼的经济观仍然倾向于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实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这两年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如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中国市场》（智库版）杂志2010年6月第24期还专登过“中国模式”讨论的文献，有很多真知灼见。我很赞同姚洋教授他们的观点，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这样的“共识”。一个国家要开创出一个“发展模式”出来，必须要有真正的经济实力，而这种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体现出应对危机的社会承受能力。金融海啸过后美国至今增长疲软，似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真这样想的话就很悲哀了。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如何呢？从5~10年中长期来看这恐怕还真是个问题。中国4万亿拯救计划的后遗症已经开始显现了，国内外不少专家已经开始指出并检讨了。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说明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因为还要看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背后的人均占有量、贫富差距情况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恐怕无人否认，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才是判断一个民族能否承受重大危机，这是体现国家实力的关键，进而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模式”。什什么叫人心向背？什么叫众望所归？当权力寻租、两极分化和民生改进、社会冲突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很棘手的时候，空谈什么“中国模式”是很荒唐的。其实在美国，除了少数杂志会夸张地爆出很八卦很耸人听闻的“北京共识”外，正儿八经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几个人在讨论或瞧得起什么“中国模式”，相反，我倒看到美国不少经济学家还内心窃喜，让中国人去自我陶醉吧。
不过，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学者不同，在《经济不说谎》一书中，索曼对经济大潮中弱势者的命运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譬如，在该书第十五章“中国令我担忧”中，索曼在字里行间里对“受压榨的农民”弥漫着深深的同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索曼非常肯定地指出中国最近三十年经济变迁的相对输家是农民。他列举了背景离乡的低薪农民工，以及被迫卖血为生（并染上艾滋病）的河南农民等，并回顾了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虽然也有“圈地运动”和对劳工的压榨，但这些行为曾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因而不至于那么严酷，但西方的优良传统完全不适于中国。对此，我的看法是赞同。不过，虽然我没有专门做过研究，但据我的观察，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相对输家并不全然是农民，至少在最悲惨的世界里，市民和农民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的。其实改革开放让农民的日子比市民还要滋润的情形也不少见，这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农民中也有中国新经济里头的受益者。更何况，改革开放后市民的境遇相对好于农民的说法哪又有什么普遍性呢？城镇居民中也大有跟河南卖血染艾滋病农民一样的可怜者。对此，笔者深有感触。我爸爸是所谓的市民，我妈妈是农民，可多年来，下岗后的爸爸靠得是我妈妈的农田生活。真的，改革开放亏待了我爸爸他们这一代的很多工人。
另外，索曼在《经济不说谎》一书中还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把中国的“中产阶级”描绘为“暴发户社群”，说这些“中产阶级”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并指出不要指望这些“假”中产阶级去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不过我的看法倒不是这样的。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暂时的确有别于西方世界的中产阶级，但终归其有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而且，之所以中产阶级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方面的进展不大，是因为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即便是茅于轼先生眼中的“假中产阶级”或“暴发户社群”，也人数太少了。尤其是，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所理解的“暴发户社群”，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产阶级，根本就是两回事，因为茅于轼先生眼中的这些“暴发户社群”，根本就不应该叫中产阶级，或许他们就应该叫“暴发户”。而如此说来，不能指望这些“暴发户”来推动民主和自由的进程，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基于上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索曼得出结论说，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能够长久地存在，他说：“中国经验是暂时的，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短暂时刻，而不是能够替代自由民主的模式。”这个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但也足够清醒我们的头脑，免得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