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发表于21年前的旧文章
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
新中国新闻事业四十年
编者按：从本期始，我们将陆续发表对“新中国新闻事业四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它们可能多是令人痛苦的回忆与反思，有时甚至令人难堪，但也许我们因此而有了一把利斧，可用来斩断束缚新闻界、新闻学界的思想枷锁，使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都得到一次清理的机会，发展的机会。
本期发表的是一位中年学者的反思，我们欢迎广大新闻工作者和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同志，以及从事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各种与新闻有关的学科研究的同志同我们一起进行反思，共同为新闻事业、新闻学的发展廓清道路。
陈力丹
一
我面前摆着一本书，书名：《新闻理论讲话》。署名：北京市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三级工农兵学员，出版时间：1975年10月。在十年动乱期间，这本只有112页的小册子，也许是唯一印成铅字的新闻理论“著作”了。尽管它的作者们没有一位与“四人帮”或他们的党羽有任何哪怕是拐弯抹角的特殊关系，但是，如果想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学是什么样子，只要看看这本小册子就够了，它典型地反映甚至发挥了“四人帮”的新闻学观点。说来很惭愧，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当年24岁，“工农兵学员”。书的前四讲是我和三位同学写的，后两讲是老师写的，全书由老师统编完成。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毛泽东刚刚去世，几年内谁也没有想到或提起它的观点有什么错误，相反，倒是另一种说法还很流行，即认为要对学生负责，不能轻率地否定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理论。
这本书把我的记忆拉回到1975年春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中，我和几位同学、老师“开门办学”，住进了朝阳区委后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编写——本新闻理论教材。当时我对新闻学没有独立的理论知识，思想就像一张白纸，谁画上什么就相信什么，唯一看到的一本新闻学书籍，是一位好心的老师悄悄借给我的《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版)，我还认真地做了笔记。这时，社会真的成了我的知识的主要来源和课堂，流行的政治观念和术语被全面动员起来。
我负责写第一讲“马恩列斯毛的报刊活动”，尽管不直接涉及新闻理论，但体现的“斗争、斗争”和“批判、批判”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实际造成对历史的歪曲。第二讲“建国以来新闻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我投有参与，是一位同学根据社会上流传的一本两条路线史之类的东西编写的，贯穿的是对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各项指示的全面批判，和对新闻界历史的全面歪曲。第三讲“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虽然是另一位同学写的，但路子是我“吹”的。当时流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于是我把它看作是一种认识发展的结果往回推导，“吹”出一个三段论：夺取政权前，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夺取政权后当然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了“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就应当是全面专政的工具。第四讲“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其空洞无物的几条“筋”，也是我帮助同学“吹”的。
这里仅把前四讲的结束语介绍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与“文革”、与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联系。
第一讲：“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为把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办成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而奋斗。”
第二讲；“使新闻领域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把报纸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工具而奋斗。”
第三讲：“既要搞清楚资产阶级报纸和无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更要牢牢掌握报纸这一阶级斗争的工具，让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很好地担负起宣传报道、大造革命舆论的任务，有力地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第四讲：“不断增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的自觉性，把新闻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如果忘记了过去，那么这些由“文革”中上亿人的血与泪编织的空洞词句会提醒我们：这条研究新闻学的道路走不通!
二
也许是经历太浅，接受的东西抹掉也比较容易吧，1978年底至1979年初，我经过完成三篇考核论文（共约五万字），对自己过去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认识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算，明显地感到自己有了独立的理论意识。从那时起，无论外界政治气候有何变化，我再没有因此而动摇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获得的信念（包括新闻学观点）。但对自己参与《新闻理论讲话》写作这段往事，当时看得很轻，认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而写的幼稚之作，不值一提。
1984年才有机会掸掉这本小册子的灰尘，看看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时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热”正推动着新闻学努力追寻现代意识，翻阅以往的“著作”，心情很沉重，感到应对过去强化传统理论负一定责任。正是在这种认识下，我在一篇“讲用材料”中检讨了我参加写作《新闻理论讲话》的这段历史，对“文革”中的反科学的学风进行了自我批判。1985年，胡绩伟同志写《评“语录新闻学”》，我毫不犹豫地把这本小册子作为“反面材料”供他参考。1988年，我看到一位研究生的论文中有批判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便建议把论文发表在《新闻学刊》上。
对新闻学的研究越深入，便越感到以往的传统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新闻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毫不留情地批判过去（包括自己），才可能走向未来。我的这种感受被强烈地意识到，是在1982年写作《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时，我写的第三讲“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题目本身已隐约觉着有些陈旧，但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划清界线”的思想方式制约，结果当然仅仅在原有的圈子里做一些小修补。
在其他同志那里，这种难以摆脱的束缚也常常可见。现在冠名“现代新闻学”、“当代新闻学”的书多起来，作者们显然要追求新的意识，但翻翻书后使人总感有一种无形的观念框框在束缚着作者，从而使书很少有现代或当代的气息。最近我看到一个南方中国新闻学术史的写作大纲，作者们显然想对以往的理论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简单观念却苦苦地缠绕着作者，迫使他们处处要“一分为二”，结果不论作者的改革愿望多么强烈，大纲的总体格局依然陷在比较陈旧的框框里无法自拔。
看来，束缚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新闻理论讲话》就不再是与我个人的关系怎样的问题了，其他显然在理论上已被摒弃的著作和论文，也不仅仅涉及与作者的个人关系，而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定的观念。现在的批判或自我批判，实质上是现时代的意识对历史意识的哲学意义上的否定。
三
“左”的指导思想统治了我们国家20多年，从这种环境中走过来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教学和研究人员是“左”的思想的受害者，同时，由于新闻工作的广泛的社会性质，他们也是害人者（包括害己）。但是几年来我们总是把错误思想的横行归结为几个位居中央领导地位的人的品质和脾气、理论观点和个人野心，这是我们民族思想方式的悲剧。1957年对新闻界“右派”的大批判，领导人讲的话只有那么几句，面上大量的批判文章，上纲上线的政治帽子，主要还是新闻界和新闻学教育、研究界自己编织的。“文革”中流行的法西斯新闻理论，直接由陈伯达、姚文元讲出来的也很少，1968年的《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和1976年的《新闻战线的一场阶级搏斗》，不是我们新闻界的普通老百姓自己写的吗?“文革”后期流行的各种新闻学教材，没有接受过“四人帮”的具体指示，都是新闻学教学和研究人员主动编写的。
然而，“文革”后我们（包括本人）对此做过深刻的反省吗?对“四人帮”新闻学观点的批判，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择干净自己的行为。当我们批判“四人帮”伪造和歪曲革命导师论新闻的语录，揭露他们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伪装时，并不认为长期坚持的理论原则有什么问题，仅对其价值功能做了一些调整。也许批判者自己也没意识到，一种潜在意识在支配着自己：即使多少感到理论上有些站不住脚，但不能否定自己。维持地位和形象的顽强心态压抑了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理论良心。总之，我们尚缺少完整的精神人格。仔细想想，我原来对1975年参与写作《新闻理论讲话》看得很轻，认为不值一提的意识，就处在这种隐性意识的支配下。只有抛弃自己才能认识自己。
也许我这样以已之心去忖度别人很不合适，但一种总的社会现象却不能不让人深思：日本人在战败后，产生的是一种全民族的忏悔意识，这种意识成为日本战后迅速发展的动因之一。我们在十年动乱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全民性的讨债意识，大家都觉着吃了谁的亏，一说清查“文革”中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竭力表明自己如何反感“文革”。新闻界和新闻学教育，研究界的情况并不例外。
1985年初，我曾收到一位报考研究生的同志寄来的表明自己水平的“成果”材料；没想到，第一件作品竟是在某省报头版头条发表的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通讯。显然，这位同志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当年的政治运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缺乏自我反省的心态造成了他的诚实，这太可悲了。在评职称报成果时，这种现象也不少见。一些流行很久，现在显然错误的新闻学观点的阐发者，在有了新的思想意识后，也很少对以往进行清理。当一个民族要走向现代化，一个学科要实现现代化的时候，缺乏整体的忏悔意识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思想障碍。
四
作为对比，我不禁想到新教背景下的马克思，十分佩服他对德意志民族和对自己思想的深刻忏悔和解剖。
在他的思想发展史上有过多次对个人思想的清理，第一次发生在他离开家乡到柏林大学之后。他写道：“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像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①正是这次清理，使他在学术方面获得了全面发展，奠定了他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基础。
当他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的时候，人民自身的忏悔成为他经常考虑的问题，甚至马克思把它作为自由报刊的任务之一，他说：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忌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动力是可以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②这里除了包括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的含义外，还包括认识自己的不成熟和局限。如果把当时德国经历的20年的“精神大斋期”仅仅归结为普鲁士国王个人的脾气，显然解决不了德意志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马克思当时要求把“新教精神引进莱茵省”。③在新教看来，每个人都是地上的神物和目的本身，只对上帝负责；人在世上是为了使自己超越自然而得救。马克思摒弃了其中的神的因素，认为“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④这样，他的思想就好理解了：世上不存在神，神就是人们的自我认识。人要认识自己，需要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反省以往的思想，这种坦白的动力是人的解放之路。在这里，显示出我国文化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文化结构的很大差异，我国的儒教“修养”与欧洲的新教“忏悔”几乎完全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人格的完整性，如果对自己的认识不经过忏悔阶段，是不能“得救”的。
马克思本人1843年底转向共产主义，便是又一次对自己重新认识的过程。他当时公开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种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以后才产生了他和恩格斯自我清算思想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
严格地说，马克思讲的“忏悔”虽然含有我们常说的“反省”之意，但不是全部。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本来有相当牢固的意识或信仰，当主观上出现改变以往意识的要求时，如果这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那么这种转变是一个痛苦过程，旧的意识会和新的意向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冲突。新的意向战胜旧的意识的过程，即为“忏悔”。马克思将自己的这种体验做过如下表述：“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⑥显然，经过如此“忏悔”的人，观念的变化是彻底的，并且问心无愧。
五
从马克思回到我们的新闻学，看来我们目前缺乏的就是学科的忏悔意识，除了民族性、传统文化等等的原因外，还有学科的自身原因。我国新闻界几十年来养成一种可以几乎不经过思考的适应形势的能力，与之相联系的新闻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这种习气。没有良心的痛苦，当然忏悔意识也就很少，进而造成新闻学缺乏完整的精神人格。新闻观念的改革还束缚在既定的某些教条中，新闻学以政治或像有的同志讲的“天意宗教”的形式出现等等，便是具体表现。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能够想到并且被提出来，新闻学就已前进了一大步。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有几十年的历史，如果许多当事人能够对往事有一种反省乃至忏悔（并不意味着“全错”，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至少形成相当一部分的共识，我国的新闻观念改革一定会顺利得多。当然，观念多元化是未来的趋势，不能搞破旧立新那一套。问题在于，每个人存旧的权利不含有任何问题，而立新的权利却常常需要为之奋斗，那么，以自我批判的形式（或叫忏悔、反省）立新，总还是允许吧。
我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曾长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缺乏学科自身的忏悔意识是一个整体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为重要，不愿意承认有多少错误，顽强地“坚守阵地”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有些新的观念，也往往变成了新名词下耍旧把戏。不信就仔细想想，现在许多文章里论证的“舆论监督”，与当年的报纸批评有什么不同?现在一再强调的报纸的第一位任务“引导舆论”，与当年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什么根本差异?我国的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新闻学研究需要养成一种习惯，把多年流行的或正时髦的，包括自己曾接受过的和正在接受的一些观念、一些结论和前提，还原为问题再思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8页
②同上，第1卷，74—75页，译文有改动
⑧同上，第40卷，318页
④同上，第40卷，190页
⑤同上，第l卷，418页
⑥同上，第1卷，134页
文章发表于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学刊》1989年第2期。这年年中，在上级的要求下，该刊向上级“主动”申请停刊，因此这一期成为《新闻学刊》的终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