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锦绣》2010年7月，撰文：张泉

 

一

 

雍正十一年二月，33岁的吴敬梓把全部家当堆进一艘小船。他决定彻底离开故乡安徽全椒，去南京寻找新的生活。料峭春寒里，没有人为他送别。所幸诗人从来无需送别。

在船头枯坐的吴敬梓彻底告别了不愉快的青年时代，他的家财，几乎被叔伯和堂兄弟们瓜分殆尽，除了一些他的诗稿文章，以及一部刚刚起笔的小说——没有人对它们感兴趣。

吴敬梓试图逃离的故乡全椒，是一个被死亡恐慌笼罩的小城。饥饿的人们长年煮白石为食，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即便在土地贫瘠的安徽本地，这样的传闻听来都匪夷所思。全椒人对于安康生活的惟一记忆，来自遥远的东汉，饥民刘平带母亲逃难，外出寻找食物时被盗贼抓住。饥饿的盗贼要把刘平煮了吃掉，刘平再三恳求，希望把刚刚找到的一点食物交给母亲，再回来赴死。盗贼们没有料到，放归的刘平真的回来就范，盗贼大为感动，甘愿忍受饥饿释放了他。幸存的刘平后来成为全椒地方官，在任上破除虎灾，使百姓安居乐业。但这只是千年光阴里的一个瞬间，生存的困境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全椒的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到都市去碰运气，每年太平井底都会沉淀大量的铜钱，那是外出“走太平”的人用来测试运气的。当然仍有人宁愿留在故乡，吴敬梓的族人大多选择了这一条路。

吴敬梓的家族是全椒的望族。与大部分安徽家庭不同，默默无闻的吴氏家族，最初发迹依靠的不是经商，而是科举。吴敬梓的高祖吴沛虽然科考失败，却写出两篇应试秘笈《题神六秘说》和《作法六秘说》，传授给后代，结果他的四个儿子先后中举，其中一人（也就是吴敬梓的亲曾祖吴国对）甚至高中探花，而惟一一个在科举上无所作为的儿子，还是因为遵从父命，很早就专事打理家业以便四个兄弟可以专心读书。此后，吴氏家族继续出现了大批举人，以致榜眼。吴氏家族因此在地方上声名鹊起，一时积下万贯家业。

然而，吴敬梓却生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年代。显赫一时的家族正在迅速崩溃，各房频繁地计较利益得失，为了祖屋和产业争执不休，每隔几年，就会有人重提分家。吴敬梓的长房伯父吴霖起一直不堪其扰，而他又碰巧没有儿子，吴敬梓自幼就被过继给吴霖起为子，也因此一跃成为吴氏家族这一支的“宗子”，各房嫉恨的对象，矛盾的焦点最终倾泻到少不更事的吴敬梓身上。

吴霖起病逝前一年，康熙驾崩了，皇太子的人选悬而未定，朝野上下被卷入残酷的派系斗争，四皇子胤祯最终即位，民间忙于为这些宫廷里的争斗衍生出口口相传的脚本，没有人有兴趣关心全椒城里的吴敬梓。家族的矛盾迅速转移到这个长房嗣子身上，十年间，他在叔伯兄弟面前委曲求全，但局势早已失控，他继承的家产被族人大肆侵占。吴敬梓一度试图通过科举树立自己在家族中的权威，然而，在科举世家的荣耀下，吴敬梓的科举之路屡次止步于乡试。他在雍正七年科考前与人私下抨击时政，更成为科举之路上致命的绊脚石。

科举失利的吴敬梓一度流连于花街柳巷，此后，他的妻子去世，他自己也开始生病，不得不卖地卖田，被乡里认作纨绔子弟的典型，他在《减字木兰花》中自嘲： “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声色犬马的时光走到尽头，回想起来虽还在昨日，咂一咂嘴角，却连余味都荡然无存。

故乡的温情已然消失殆尽，船上的吴敬梓对它再无眷恋，他忙于设计去南京的生活，踌躇满怀却缺乏具体的规划。尽管对科举考试深恶痛绝，他可能还是要继续走下去；他也考虑过依靠诗文博得虚名，可惜无论他承认与否，他都不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并不知道，真正能在未来成就他的，却是箧中那一卷刚刚起笔的文稿，那部尚未定名的小说。

 

二

 

吴敬梓的精神世界里曾经只盘桓着读书人、官员和僧道，离开安徽之后，他开始进入徽商的世界。

在吴敬梓的时代，他的安徽同乡们已经雄踞大江南北。这些暴富的徽商，出身比吴敬梓贫穷低微得多，然而，在商业的世界里，他们几乎无往不利。他们与官宦建立起密切的利益链，得以垄断盐业市场，盐的售价和收购价，动辄相差10倍，甚至30倍以上，徽商因此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同时依靠经营木材、茶叶、瓷器、棉布和丝绸，与晋商平分天下，以致时人何嘉延在《扬州竹枝词》中写道：“乡音歙语兼秦语，不问人名但问旗。”

徽商这个群体能在明清时代立于不败之地，既在于其商业智慧，更在于其懂得拿捏商业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家每每发生战事、灾荒、营造，徽商都会上缴巨额捐款以示效忠。到了吴敬梓的时代，帝王热衷于到江南巡访，徽商更是挥金如土，表明忠心，以此换得更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吴敬梓的安徽同乡们，号称可以“身系两淮盛衰五十年”，连天子都感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与权力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得徽商的商业之路，如同钢丝上的舞蹈，却也因此，更令世人瞩目。

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用“无徽不成镇”来评说徽商创造的商业奇迹，对于这些气势汹汹的外来者，人们态度复杂，夹杂着艳羡、嫉妒和鄙夷。然而，谁也不容否认，正是这些外来者在利用商业的大笔肆意修改着城市的格局和时代的规则，南京、淮安、苏州、扬州，无不如是。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总是对远游存在着莫名的恐惧和忧伤，人们深信，正如移植草木，大多可能水土不服。只有安徽人例外。倘若留在故乡贫瘠的土地上，只能兄弟阋墙，争夺所剩无几的生存资源，任凭自己的根都腐烂在泥土里；而一旦离开安徽，他们却反而像放归大海的鱼。安徽人的荣耀总要在别处拾得，命运决定了他们必须背井离乡。

徽商的成功，促成了江南都市的兴盛，同步发生的，则是安徽本土的愈发衰败。在明代，王世贞做过统计，“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尽管徽商们试图刻意融入都市，但对故土仍有强烈的依恋，时常要修缮老宅，竖立牌坊，以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而到了吴敬梓的时代，这些故土情怀已经几近名存实亡。按照时人程读山的描述，一面是江南都市“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闾里相望”，另一面则是安徽 “本州如洗”。徽商们加速融入江南都市，在都会中修建会馆，甚至祠堂，直把他乡做故乡，这愈发加剧了本土的凋敝，也加速了出安徽的步伐。

徽商们一直与儒学关系暧昧，而暴富之后，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徽商，也更有条件对文化趋之若鹜，或者全力供子孙、族人读书进仕，或者出钱为自己和后代买官，试图摆脱曾经低微的身份。他们也保持着对文人的友好态度，时常一掷千金。在吴敬梓的时代，盐商安麓村曾对朱彝尊“赠以万金”，袁枚仅仅给安麓村写了二十二个字，就获赠“二千金”。吴敬梓得以进入徽商的世界，得益于徽商对文化的潜在需求。不过，吴敬梓并不是这些文人中的佼佼者，生存的问题，在徽商，只是现实问题，对吴敬梓而言，却又更添了一层精神的困境。许多人出安徽，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吴敬梓出安徽，却仍注定走投无路。他很快发现，未来比飘渺的烟波还要扑朔迷离。纵然是金陵的鼎沸繁华，也依然无从安置他动荡的命运，但他毕竟可以一直旁观，徽商的生活场景和故事，不断修订着他构思中的小说，万雪斋、宋为富、方六老爷，在连日的宴饮中断断续续地成型。

 

三

 

悠游江南十余年后，吴敬梓决定加快《儒林外史》的写作。他刻意减少了出游的频率，将自己重新抛回逼仄的小屋。

几乎在转眼之间，吴敬梓的不惑之年就被消耗殆尽，他的疑惑却仍在日复一日地加剧。他委身于大都会的过眼繁华，那些趋近永恒的事物都已烟消云散。无论是早年学习的颜李学说，还是重振泰伯精神，都无法拯救他和他的时代。只有纵情诗酒，抒发着对黄金年代的向往，“衣冠晋代浑难问，独凭高原空夕阳”。

《儒林外史》尽管被认为“穷尽文士情态”，其实，又未尝不是一部徽商的外史。除了被科举逼迫得走投无路的读书人，沽名钓誉、不学无术、寄人篱下的书生，还有徽商——徽商演绎的都市神话，徽商造就的时代的奢靡。徽商方家、彭家、万雪斋、程明卿们，固然只是《儒林外史》的过客，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些 “有钱的盐呆子”洒下重金，造就了儒林的磁场，让文化和伪文化都得以在那个奢靡时代的夹缝里并行滋长。

尽管帝王不得不倚仗徽商，却仍把时代的奢靡风气归咎于他们。雍正登基之后，大加鞭笞商人的生活，“奢靡之习，莫盛于商人：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宁，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然而，这也只是帝王一时的任性，商业和商业引发的一系列法则，早已渗透进国家的肌理，以及日常生活，岂是一纸口谕所能改变。

与吴敬梓同时代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例举过盐商们的奢靡生活。喜欢马的，家养名马数百匹，每匹马日耗数十金，每天驱马队出入城门，观者眼花缭乱。喜欢兰花的，从大门到内室，全部用顶级兰花装饰。还有人喜欢异术，木制裸女，内设机关，几可乱真，放在斋阁中，客人来了每每手足无措，掩面回避。还有人耗费万金买金箔，在金山塔上随风抛洒，满城尽染。更有人用三千金买断苏州所有的不倒翁，放入水中，河道都被堵塞。“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

吴敬梓对徽商的描述并没有《扬州画舫录》那样精细露骨，他关注的是纸醉金迷的堆积之下，商人们空洞的内心世界。他放肆地评说着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饶有兴趣地解剖着笔下的人物，像是认真地剥一只刚出锅的盐水鸭。

吴敬梓的安徽同乡好友程晋芳是《儒林外史》最早的读者之一，他的出现修订了吴敬梓对徽商的印象。程氏家族为两淮富商，按照袁枚的说法，“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食口百人，延接宾客，宴集无虚日”。程晋芳这一代中，只有他崇尚儒学，热衷读书，结交文人。吴敬梓与程晋芳相识很晚，在乾隆六年（1741 年），程晋芳只有24岁，尚未考中进士，更不是什么翰林院编修，然而，他的才华，以及他对吴敬梓不遗余力的资助，迅速征服了吴敬梓。尽管吴敬梓生平对盐典商人深恶痛绝，却对程晋芳青睐有加。他甚至在《儒林外史》中安排了正面的徽商，为人慷慨的庄濯江，据说其原型就是程晋芳的伯父、号洴江的程梦星。

吴敬梓虽然对时代大加鞭挞，在《儒林外史》的前半段，他却似乎仍然抱有信心。他自己就曾倾尽家财，修建泰伯祠，试图宣扬泰伯让天下的义举，扭转日渐颓弊的风气。他在小说中也极力渲染修祭泰伯祠的过程，士绅如何众志成城，民众如何欢呼雀跃。然而，经历一场场饮宴宿醉，吴敬梓越来越意识到，这早已不是一个崇尚泰伯的时代。商业塑造了都市的繁华，也在同时加剧了文化和礼教的崩溃，而民众对文化的虔诚，隐藏在看客的喧闹之下。吴敬梓的绝望在《儒林外史》临近收笔时终于迸发，修祭泰伯祠二十年后，后人盖宽寻访泰伯祠，“望见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来到门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盖宽只有叹息一声：“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起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徽商对文化的热衷只是假象；是商业，而不是文化，在塑造城市的灵魂。

乾隆十四年，《儒林外史》在绝望与孤独中收笔。在这部小说完稿之前，吴敬梓的生活屡遭变故，长子吴烺外出谋生，次子生病无钱医治而去世，吴敬梓父亲的侧室程氏也在全椒病故。尽管程氏对吴敬梓有大恩，是她将吴烺养大，也是她把自己的富商兄弟程丽山介绍给吴敬梓，使他一度衣食无忧，然而，吴敬梓仍然没有回家奔丧，他忙于为《儒林外史》作结，因为他感觉，自己同样来日无多。

 

四

 

时代把“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儒林外史》也把吴敬梓“渐渐销磨尽了”。写完《儒林外史》，吴敬梓似乎再无牵挂。三年后，他冒雪返回故乡全椒，他比当初离家时还要清贫，然而，他终于意识到，他一直刻意逃离的故乡，其实一直就压在心头。次年暮春，吴敬梓忍不住再度返乡。然后，他又走了一遍去南京的路，十几年过去了，这次故地重游几乎成为一次死亡之旅。

他在旅途中遇到了破产的程晋芳。程晋芳多年来无心打理家族生意，“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了不堪勘，以故虽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劵山积，势不能支”。吴敬梓原本希望程晋芳能再次接济自己，不料对方已经像自己一样一贫如洗。临别时，绝望的吴敬梓甚至连一首像样的告别诗都写不出来，只能向程晋芳道歉，希望来日写出再寄给他。

然而，已经没有来日。最后几年，吴敬梓流连于扬州，委身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门下。临终前几天，他花光了最后一点资财，买酒宴请故友，当场反复吟诵张枯的《纵游淮南》，“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吴敬梓的一生，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部分美好时光，对于时代，他并没有过于残酷的回忆，只有冷嘲热讽与悲欣交集。吴敬梓死后，《儒林外史》不断再版，不断有人在刻印时写下新的序文，人们却不约而同地都将“功名富贵”作为整部小说的题眼。

然而，吴敬梓对徽商的注解，却注定是一个不完整的文本。他也把时代的奢华、颓废归咎于徽商，却并不知道他们曾经怎样含辛茹苦地赢得这些财富，他从未用自己的双手开拓过生活。尽管如此，吴敬梓毕竟为我们勾勒出那个安徽人横行天下的时代的全貌。出安徽之后，人们分化成两条相互簇拥的道路，吴敬梓一直走的是儒林这一途，却从未脱离徽商的接济。儒生的世界和徽商的世界，架起时代的两翼，为历史推波助澜。面对时代的悲喜剧，吴敬梓一直都不是一个受害者，其实，正是他参与了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