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樊纲老师指出：世界经济的问题在于，所有人都牢记凯恩斯的教诲———在危机爆发时实施反周期政策，而在繁荣期采取放任自由政策，不要有系统性的政策介入。其实治理繁荣才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开始就把危机隐患解决掉。中国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世界”:在微观层面上发展私有经济，放开价格竞争，而在宏观层面上采取反周期的政策介入，我想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就在于此，就是放开市场，通过价格调节，来达到市场的热度，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价格改革，其实我认为更精确的说应该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红利，以及后发劣势。

   我们看到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起因于制度变革，主要是对外开放，搞活市场，推行市场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并没有普遍商品化，而在市场化后，许多物品明码标价，销售记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而随着物品的商品化，市场陆续扩大，细化，分层，因而产生巨大的商机，创造巨大的需求，进而创造更大的财富，因为使国民生产总值有很快的增长，不过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是制度变革形成的红利在渐渐的消逝，不是说制度变革不能转化为红利，而在于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推进比较艰难，而既有的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又在渐渐的消逝，同时收入分配始终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甚至还在恶化，因而经济出现了内生增长乏力的状况，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近几年虽然经济增长已有放缓的迹象，可每年收官之时，数字却依然的漂亮，到底秘诀何在？我想就在于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以及货币超发，地方政府负债大上项目推动所致，我想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秘诀所在，而不是制度变革，很明显这几年经济并没有特别的闪光点，或者新型战略点，唯一我认为是一大亮点的就是城市化，但目前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很有限，甚至相对于大项目，大投资还显得渺小，因为城市化正像当年的改革开放那样渐进的进行，当然势必由此将释放出巨大的红利，但当前做的妙的是不断的负债，无法偿债后又推行一些政策稀释债务，最终将代价转嫁给一般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