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舞台已经变得光怪陆离。
有人在这里成名成家，有人在这里身败名裂，有人在这里学得绝技，有人在这里青春尽毁，有人在这里高声呼吁，有人在这里在百般隐忍……
大学改革正在变得复杂无比。
中国高校教育改革已迟滞太久，久得几代有志之士已额前覆雪；中国大学新一轮向体制宣战又来得太快，快得人们依然在为应该拥有怎样的心理准备而争论不休。
大学未来应该变得愈加清晰。
应该承认的是，“去行政化”大旗的祭起无异于开启了大学改革的新时代，尽管怎么“去”、 “去”的方式是否得当，等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仍在摸索之中。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前后，辽宁首次公选５所大学校长一事出现在全国媒体的显著位置，又一轮高校去行政化冲击波就此一日千里。一时间，善意的追问平地而起：去行政化，能否令大学寻回失落的世界？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公选校长？
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上午，辽宁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相关人士向《时代商报》表示，辽宁省公选５年高校校长报名工作已于５日结束，后续工作正在协调展开，不日，将向社会公开相关工作进展情况。而此前一周，负责此次公选报名统计工作的辽宁省公选办工作人员则称：“报名的人不多也不少”。
此前，辽宁省委组织部发布的消息称：中共辽宁省委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部分省属本科高校校长；公选职位包括辽宁中医药大学校长、辽宁师范大学校长、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大连工业大学校长、渤海大学校长（报名具体条件已由人民日报、辽宁日报刊出，不做赘述）。
《时代商报》第一时间联系上述５所高校后，仅渤海大学和辽宁中医药大学以寥寥数语接受了采访：前者告之相关工作正在展开，不便多谈，不想此时出风头；而后者则表示更多工作尚未没有全面展开，正在等待上级具体指示，待时机成熟自会向媒体通报。但５所高校一致的表态则是“这是历史的进步，完全拥护上级决定。”
事实上，公选大学高层领导并非没有先例。近年来，大学公选校领导已在江苏、江西、云南等省开始推行，只是还没有一个省份从“副校长”级别跃升至“校长”级别，“一把校长”依然尽出行政主管部门。
“任命校长是最大的行政权力，是行政干预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作为我国首位通过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遴选委员会全票通过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针对辽宁此举，曾向媒体表示：“公选校长是教育界的一大进步。从过去，校长由上级任命，到今天面向全国公选校长。这一进步说明，我们已经走在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上，并且已经开始取得成果。”
而综观辽宁省委组织部已经公布的所有消息，“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或许才是推动此次５所高校公选校长的真正动因。
无法否认的是，在高校与政府部门就政策和资金进行沟通时，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还是起到了不小作用。不久前，北京某高校校长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诉苦”，如果一下子去除行政化，很多本来就步态艰难的大学极有可能更难获得来自行政管理层面的“支持”。出于缓冲和过渡的考虑，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薛光也向《时代商报》表示，或许大学的行政化可以先淡化，后取消。只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看空”这种温和的做法。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的一个经典情节：一对寒门兄弟都考上了大学，无奈的老父亲只能让两个儿子抓阄决定唯一一个走出大山上大学的机会，聪明的弟弟抢着写完抓阄的纸条并让哥哥先抓，因为他心清楚，两个纸条上写着的都是“不上”。展开纸条后，没等弟弟再抓，哥哥便二话没说含泪下地干活，而已经无需再抓的弟弟则直到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之后仍然心怀忐忑与愧疚。
２００９年，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说“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然而，这还不是中国人意识中“上大学能改变命运”的最讽刺注解——２０１０年，耶鲁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张磊向该校捐款近９００万美元，而不是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
“现在看来，考不上大学不一定是件坏事。”７月１日中午，沈阳浑南新区的一个大型工地，来自凌原市河坎子乡树杖子村大台子组的农民工陈志金虽然顶着烈日依然干劲实足，５年前，他与表弟一同走出大山来到沈阳，所不同的是，表弟是为了读大学，他是为了打零工。而５年后的今天，命运似乎与兄弟二人开了个玩笑，“表弟学费花了不老少，可工作却一直没找到，还向我借过钱交手机费；而我已经是小组长，手下管五六个人，每月平均收入接近３０００元。”
可供人们谈论的坊间话题仍在不断叠加：２００９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高考；湖北２．６万学生放弃高考；２０１０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较２００９年减少６５万。事实上，“新读书无用论”和“新脑体倒挂”已经存在，早在２００８年初，《时代商报》就曾对此进行过深入剖析和解读，许多观点和事实还被全国政协委员带上了当年的全国“两会”。
《２０１０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系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转眼间，几年前曾经的“热门专业”悉数沦为“失业专业”。“不是我们变了，而是大学变了。”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沈阳市人民政府参事王广林认为，层层重压之下，大学不得不以满足短期需求为己任。
蹉跎中，大学自身的命运和形象也被改变。２００９年世界百所名校清华、北大落选；而在已经公布的亚洲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蝉联排行榜第一，香港科技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别夺得“榜眼”和“探花”，北大和清华仅分列第１２位和第１６位。斯坦福大学校长甚至断言：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２０年。
大学是什么？
调查采访期间，《时代商报》曾对沈阳、大连、长春等地近百名在校大学生或已毕业大学生进行过随机访问，其中，近三成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活感到迷茫，而五成左右的已毕业大学生则认为大学所学不是很有用。大学究竟已经成为和正在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大学是间大办公室。大连某副部级高校教师胡伟说，长久以来，国家将部属高校教师划分为１０多个等级，由于评选过程中资历、头衔、工龄等指标占去较大比重，论资排辈成为标准中的“标准”，官位和学问的关系渐成正比，而最可怕的正是这种“学术行政化”。
大学是所不合格的公司。已毕业１０年的沈阳籍大学生高伟明说，改革开放以来，从国际贸易到法学，从计算机到ＩＴ，从影视艺术到播音主持，中国大学似乎很有能力一次次地让一个个“热门专业”在几年之后迅速枯萎。在开拓新市场方面，中国大学就像一个无比勤奋的公司，但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以及股东和社会责任方面，它却又是一个不甚合格的坏公司。
大学是位永远也死不了的神仙。虽然早在２００９年８月，上海经贸学院因宣布学校不再续办而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但吉林大学研究生李辉还是说，身负巨债的大学已不少见，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先后都曾欠下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巨债，据媒体报道，中国高校负债实际可能高达４０００亿至５０００亿之间，但在“扩招负债，卖地偿还”的“仙策”下，神奇的大学仍然可以优哉游哉。
大学是个掩耳盗铃的人。渤海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佳琪说，由于行政体制沿袭，高校在管理上也主要采用行政式管理方式，即量化绩效考核＋物质激励。但高校工作者主要从事的是知识创新性工作，这一类成果是很难被量化的。比如，袁隆平与杨振宁所做的成果应该依何标准去量化，又怎样去一分高下？而现行的管理体制又非要把这些成果量化，然后再根据得分来排队，这种考核手段又会对高校工作者产生负面激励效应，即他们更愿做周期短、见效快，并且还能给考核加分的工作，这就将高校工作者引向了急功近利之路，促使高校出了很多一般性成果，重大学术成果却很少见。
大学教授怎么了？
在大学漫长的病程中，师道不古往往被人们屡屡从新闻堆中拎出，虽然钱学森老先生临终前的抱憾发问在今时今日想来依然是那么的振聋发聩。那些行政体制的受益者兼受害者，他们怎么了？
“剽窃成风、手法日新；学历造假、羞为师表；本末倒置、副业生金；潜规频现、欲望不掩；名利为大、科研变味；招生贪腐、惑乱公平；视徒为敌、挥拳相向。”６月３０日，在接受《时代商报》专访时，年近八旬的冯玉忠，这位辽宁大学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前校长，面对社会上为大学教授总结的“七大怪”深感不安。
“二三十年前，中国大学思想最为活跃、改革呼声最为高涨时，都没有出现这些情况；１００多年前，大学教育模式传入中国时，西方也没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素来以说话直率著称中国教育界的冯玉忠坦陈，阳光下曾经最为高尚的人和最为光荣的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接受采访的近两个小时时间里，尽管室内温度接近２９℃，可７7岁的冯玉忠的衬衫扣子依然系在最上面一个，这是一个他６０年为人师表却始终不敢擅解的“结”和“节”。
“学术腐败现象与学校行政考核机制有关。教师为完成任务、为评职称，需要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所以不惜铤而走险。”渤海大学一位资深教授在电子邮件中向《时代商报》记者表示，师道堪危、高校蒙尘，个人固然难辞其咎，但由来已久的行政化积弊亦脱不了干系。
装在“套子”里的还有谁？
“世上本没有大学，上当和渴望上当的人多了便有了大学。”如此网络微博虽过于偏激却也令人长思不已。长久以来，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大学的确多少像一个“套”，而陷于其中乐此不疲的，绝不仅仅是那些立于三尺讲台之上的人。
显然，大学生们是被“装在套子里的人”，不久前的《南方周末》选取了高考状元作为典型代表。
其文章称：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开始，高考状元成为各高校和名牌大学的“抢手货”和“硬通货”，据中国校友会网统计，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４年，北大、清华录取的状元比例高达９３％；然而进入社会后，很多高考状元却发现社会评价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４年前的万众敬仰并不影响他们在４年后与当年的“垫背者”们一同沦为为面试和薪水黯然神伤的技术工人；以至为数不少的高考状元在毕业多年后，仍无法走出“大学把天才变成了庸才”的“心魔”， 湖南省一位１９９６年的高考状元毕业后竟然“３年换了５个工作”。
家长更是入“套”的“陪绑者”。有分析指出，２０１０年至少有１００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面临过或正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而对于理论上为数两倍于此的广大家长而言“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沈阳退休工人代丽艳向《时代商报》提供的情况是，１９９９年，她的儿子大学自费专科毕业，３年的花费是２万多元，而２００９年时，她一位好友的女儿考上了一所二本高校，第一年入学时计算出的当年所需费用就是１万多元。
数月前，《时代商报》采访“对毕业未就业大学生实行专业转换培训”一事过程中，一名在东软实训基地接受ＩＴ专业培训的沈阳籍文史专业毕业生无意中发问：“中国父母被看作是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谁之过？”一时间，在场的培训方和记者皆相向无语。
为什么大学“大”而不“强”？
即便如此，中国大学还是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本应该用在学术和育人上的心思则悄然旁落。２００９年，追踪采访当年新生入学的《时代商报》记者眼见一位农村母亲送自己的孩子来到沈阳师范大学，下车后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学真大！”而事实上，这位平生第一次走出大山的母亲指的是沈北大学城。
上文已经提及，２００９年世界百所名校清华、北大落选；已经公布的亚洲大学排名，北大和清华仅分列第１２位和第１６位。中国大学不“强”，但这似乎却并不妨碍它们一路做“大”。
冯玉忠指出，过去３０年中，中国大学教育经历了市场化——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扩招和建大学城三个高潮。三笔过后写出了一个“大”字。１９９９年之后，全国规划和建设的大学城达５０多座，涉及２１个省、市。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不无担忧地谈到，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５年，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食堂面积超过了过去５０年的总和。
在这项不靠行政推进与协调便不可能完成的浩大工程里，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新周刊》撰文称，由于大学扩招推动ＧＤＰ、大学城建设拉动房地产，我们与大学间彼此早已成为“交易关系”。
而提到大学城，学界周知德国海德堡。与欧洲许多古老的大学城一样，那里没有校园，也没有校门，却先后有１０人获得诺贝尔奖，人称“欧洲硅谷”；全城１５万人口中，有１０万人口不是学生就是为大学服务的相关人员，城市与大学合而为一。更为重要的则是，海德堡大学城系６００余年不断发展、积淀而成，以从容、理性的心态步至今时今日。
“来自大学外部的行政化强势往往可能造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偏差，使原本担负职业化、市场化教育重任的民办高职院校处境尴尬，从而加重人们对大学教育的种种诟病。”全国唯一一所独立广告专科大学——辽宁广告职业学院院长、博导、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高凯征说。
为什么大学的“思路”动来荡去？
有些事情源于历史却困扰着现代，比如大学的办学和管理思路。
２０世纪初，西方大学教育模式被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民主与科学渐渐大行其道；
１９５２年前后，中国大学转而师从前苏联模式，即把大学“拆散”由各行政部门代管、代办大学，如卫生部办医学院、农业部办农学院、林业部办林学院，冶金部办冶金学院，直到１９７６年，所有实际上由各级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大学几乎停办；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９年，实行校长负责制，大学内的民主与科学再度生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学虽然脱离各主管、主办部委，但却重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至今。
翻阅历史，中国大学的每一次“思路”转换无不与当时的政治和行政需求神、形合一。
此次，国家又在有关教育的中长期发展纲要中传递信息，通过改革大学人事机制的摸索与尝试，逐步推进高校去行政化进程。对此，包括冯玉忠在内的主流解读是：大学精神应该就是国家精神，但行政意志却不应过多干预教育圣地。
为什么它们会成功？
调查采访期间，《时代商报》曾一度试图联系“根叔”——李培根校长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对方婉拒采访的话语令记者失望之余却倍感真诚，“与哈佛、牛津相比，我们对外界投来的赞许受之有愧。”
哈佛大学，美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拥有将近300年的办学历史，被誉为美国政府的思想库，先后诞生过８位美国总统、４０位诺贝尔奖得主和３０位普利策奖得主。哈佛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哈佛大学由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两个部分组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学校内部董事会及校长对校外管理有高度的自治管理权限，学校外部由校友会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代表社会监督学校工作，并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哈佛历任校长坚持3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哈佛有良好的社会声望，哈佛大学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更长，素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美国甚至世界各界对哈佛大学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尊重。
牛津大学则更为不俗。先后出现过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的41位首相中，有30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此外，哈罗德·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而牛津大学的管理体制则更可以说是学术管理的典范。大学的主要行政人员，均选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大学的实际行政工作由院长主持，校长由各学院轮流选举产生，任期四年。由所有的牛津毕业生组成的大学评议会负责选出每任校长，而实际的行政监督和工作建议则由教员大会负责。教员大会选出18名执行委员，会同校内行政人员，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决定大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一次，为了一个学生被录取，从议会到首相数人前往牛津说话讲情，后来，不但此事未成，“作风硬朗”的牛津还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作法以“严重事件”名议提出了公开抗议。
无独有偶。在瑞士，高中毕业考核会根据全部学年的综合成绩进行计算，成绩合格并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学生无需考试，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申请就读；只是大学考核是真正的“宽进严出”，学生第一年的淘汰率基本在５０％左右，接下来每年还要淘汰２０％至３０％；如被淘汰，学生可以换到其他专业；此外，如专业读到一半不再喜欢，也可换专业；而且，拥有初、高中学历的适龄人群在参加工作后如果愿意，只要通过考试，也可以再进入大学——与中国的单向公交车票相比，在瑞士，教育的车票更像是一张更为便捷、可以在同一线路上双向反复乘坐的地铁票。
“为什么被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却会很容易失去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前不久，一位已经定居瑞士的１９９８年中国文科状元向国内媒体吐露心声，问题出在哪儿？
什么是大学？
问题出在哪？是否在于什么是真正的大学？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校长说，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２０年；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说，１０年内建若干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在哪里？”５月初，先前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的这条微博讨论一出，迅速得到响应，转贴达到１６００多条。
没有独立思考的大学不是一流的大学，甚至都难以称其为“大学”。１９８３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９月任辽宁大学校长长达１２年之久的冯玉忠认为，作为新思想、新技术的发源地，大学需要独立的思维方式，而缺少独立的东西正是行政化的最严后果。
而去行政化、去衙门化，正是改变“中国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的坊间过激说法的苦口良药。今年“两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导张鸣终于发现“高校去行政化”被提上国家议程，格外兴奋。而他一直以来所主张的“让学校归学校、政府归政府”观点，则与冯玉忠的“让大学回归真正的、民主的、科学的‘大学’”理念如出一辙。
显然，努力使大学回归本质并非易事，需要“内”、“外”兼修。
高凯征就在反复琢磨“从大学公选校长的操作流程上看，依然有用外部行政化手段去除内部行政化之嫌”的社会议论。对此，陈佳琪倒不是十分担心，“大学行政化是一套已经很完整的体系，短期内不太可能被一个公选机制所代替。所以，去行政化就要有另外一套内、外兼顾的管理体系来替代之，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尽管如此，公选校长也仍然可以被看作是高校向去行政化迈出的尝试性重要一步，至于最终能走多远，还需看后续改革如何发展。”
２０１０年，刚刚结束高考的沈阳考生李文静有望考取大连工业大学，正是去行政化、公选校长的５所辽宁高校之一。她向《时代商报》似懂非地捧出想象：我的大学应该是活跃但并不放纵、严格但并不僵化、学术但并不学究、敬上但并不唯上……同样是２０１０年，中国有９５７万考生参加高考，有６５７万人有机会暂时成为人中龙凤。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或许，太多的问题，有待大学在今后的岁月里自问自答。
－－－－－－－－－－－－－－－－－－－－－－－－－－－－－－－－－－－－－－－－－－－－－－－－－
专访辽宁大学前校长冯玉忠——
大学之魂在哪里？
在走下辽宁大学校长岗位１５年、告别辽宁大学一切行政职务７年之后，７７岁、辽宁大学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冯玉忠坐在辽宁东北亚经济文化促进会的办公室里。２９℃的室温里，衬衫最上面的扣子一直系着。
有着近６０年大学教师生涯和１２年大学校长经历的冯玉忠老人，依然保持着为人师表、谦恭严谨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欣闻《时代商报》欲就高校去行政化话题进行采访，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社会活动极多的冯玉忠特意腾出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然而，出乎本报记者意料之外的还不仅于此。
别开生面的“反采访”
冯玉忠：“先别问我问题，我先采访采访你，你是哪年、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毕业的？当没当过学生干部？”
不得不承认，在１１年的从业经历中，本报记者还是第一次正式被采访对象“反采访”。一一作答后，问题又至。
冯玉忠：“毕业多年，你如何看待权力、公正和生存的关系？”
记者：“我个人希望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赚得多一点，过得好一点；对于社会，我和许多普通人一样，都曾看到过权力时而异化和公正部分缺失的现象，有时候，个别机关单位科员的权力就足以大得惊人。”
冯玉忠：“是啊，权力异化，文化荒漠，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你对现在的社会矛盾怎么看？以普通人的眼光，抛开你的职业，像你这种感受在朋友中共识如何？”
记者：“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付出代价，对此心恢意冷的人，有，但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则没有集体因噎废食。”
冯玉忠：“应该是这样，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正确的，有代表性的。可以开始采访了。”
行政化的受益者
记者：“高校去行政化日益受到至上而下的重视，作为与行政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高校前主政者，您现在的感受复杂吗？”
冯玉忠：“可以客观、负责任地说，我本人就是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受益者。１９５０年，１７岁的我进入辽大，毕业后留校任轻年助教，后来又到人事科做行政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脱产学习后重新当老师，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间任校长，２００３年７０岁时退休，前前后后在辽大学习、任教、任职、为官、顾问近６０年。”
记者：“仅仅因为您的这些工作和生活道路比许多同龄人平坦，您才这么说吗？”
冯玉忠：“不，‘受益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拥护者’。”
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百年博奕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不赞成高校行政化不是您个人的原因？”
冯玉忠：“说来话长。整个中国的教育模式起初学自西方，行政权力对大学的影响不大，大概是在１９０５年前后；到１９５２年时，学习西方的情况被打破，引进了前苏联模式，即把所有大学‘拆散’，原则上中国大陆不存在综合性大学，如北大、辽大现在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就是一个文、理大学；１９５２年后，实际上是由部门代管、代办大学，如卫生部办医学院、农业部办农学院、林业部办林学院，冶金部办冶金学院，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它的弊病在于拆散了学科建设体系，单调、狭窄。再者，各个行政部门根本不懂教育，甚至没有能力领导大学，但是，各种‘运动’却很多，以辽大为例，到１９７６年，先后经历了１３次运动，平均两年一次，造成现在很多行业人才断档，这是历史的悲哀。”
记者：“但据我了解，前苏联当时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您为什么不看好？”
冯玉忠：“问题就出在这里。学是学了，但我们没学好。前苏联是校长负责制，而我们是党委管理、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学内部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９年，中国高校曾经掀起了一段实行真正的校长负责制的高潮。但为期不长，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之后，就又重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至今日，我们才又提起去行政化，让学校归学校，政府归政府。”
去行政化的时机很重要
记者：“您的语气有些低沉，是否觉得‘时不我待’这四个字很沉重？”
冯玉忠：“我觉得高校去行政化刻不容缓。辽宁省公选５所大学校长一事尚在高层酝酿阶段时，陈政高省长就曾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咨询过我，当时我很感动，答复是不仅应该，而且要快。”
记者：“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去行政化工作‘晚点’了？”
冯玉忠：“凡事需要时机，时机不到，劳而无功。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９年，各地纷纷着迷于实行校长负责制，东北被列为试点，辽大是东北的试点，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在头等大事——厂长负责制还在讨论中的情况下就实行校长负责，时机不成熟。当时，我有一本书讨论的就是厂长负责制，而出版社却都不敢出版。那时，很多人和有关方面动员我，后来，在我到美国访问期间，辽大还是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试点过程中，全国有好几批学校来辽大学习经验，我一批都没接待、没参与，全让党委出面了。后来社会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后，有人让我牵头写东西，呼吁恢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没写，因为当初我就不赞成急于实行校长负责制，何谈恢复。”
大学之魂
记者：“您还记得您在辽大校庆６０周年庆典上的那番令所有人动容、‘根叔式’的讲话吗？”
冯玉忠：“哈，当然，我说‘民主和自由才是真正的大学之本和大学之魂’。但在事后媒体的报道中，‘自由’没有出现，只留下了‘民主’，这也不错。”
记者：“那一次，我也在现场，但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为日后可能接触到的报道积累素材，我记得您当时讲话的内容好像已经涉及到了高校去行政化？”
冯玉忠：“是的。１９５２年之后，中国高校内、外管理体制就是行政化，其弊端第一就是学术自由受影响，与大学的本质相抵触，大学的本质是自由和民主。我曾经说过，构成现代大学有四大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选择自由和表达自由。失去这些，最终的后果是没有创造力，创造是自由的表现，著名的美国蓝德公司（音）有一条规章就是保护谬论，牛顿当年的想法也被当成谬论，但日后谁能说牛顿不伟大。行政化的后果还有就是缺少独立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习获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大学应是新思想、新技术的发源地，而行政化不能使学生学到独立的思维方式，也就很难产生新的思想和技术。所以自由和创造才是大学精神，而大学精神往往是也是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现在全世界50所一流大学中，有3５所是美国大学，说明什么问题？美国大学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美国精神。”
大学的主体是大学生
记者：“除公选校长外，就内部角度而言，高校去行政化还有什么工作不应轻视？”
冯玉忠：“主人问题，谁是大学真正的主人——不是校长，而是广大学生。从现在大学的招生宣传册上就可以看出谁是大学的主人，印在前面介绍的十之八九是校长、老师，学生往往在最后甚至没有，大学应该是大学生的大学，封面人物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学生。所以，大学行政化的影子从学校招生简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大学由于官本位，使我们的青年人入学第一个印象便是尽可能地当官、升官，没有为社会服务的荣誉感，太可怕了。
“还有，大学各种会议的主席台上，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坐在前面的几乎全是毕业于此的各类官员，这就是用我们的行为在培育青年一代的官欲。２００５年，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一次研讨会后进行合影，第一排坐的全是农业部官员和本校领导，全是黑头发，而第二排站着的有很多则是‘白头发’。可悲呀，如果中国就一个大学这样还不足为奇，但恰恰相反，很多都这样，说明我们中国大学主次颠倒的体制本身对学生的成长不利。”
万里长征第一步
记者：“现在公选大学校长的做法在高校去行政化总体进程中的地位如何？”
冯玉忠：“万里长征第一步。高校去行政化，首先应是高校主管部门去行政化，减少行政干扰，减少评审会议。而且，公选校长的试验期不要太长，2010年试验，2011年就推广，最终标志是新校长要让两位‘先生’在校里扬眉吐气。
“大学的行政化是体制问题，单就大学本身谈淡化行政化是徒劳的。在行政体制下，德先生
“１９８９年之后的20多年里，没有其它去行政化的尝试，因为高校在这20年里不是改革而是在后退。为此，我曾经主张过大学校园对外开放，要让市民到校园里来，走、看、乘凉，要让大学和市民结成和睦关系。大学要神圣但不要神秘，不能脱离实际。”
“还是称呼我‘辽大前校长’吧！”
记者：“最后，在我们的文章中怎么称呼您，是教育家？知名学者？还是……”
冯玉忠：“别，别，千万别提‘家’，因为这种体制下有可能有化学家，有物理学家，但不会有教育学家和经济学家，充其量是‘工作者’。就写‘辽大前校长’吧！”
－－－－－－－－－－－－－－－－－－－－－－－－－－－－－－－－－－－－－－－－－－－－－－－
专访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辽宁广告职业学院院长高凯征——
“等”不来的去行政化
众人眼中，高校去行政化已经掀开了它巨大的一角，但似乎种种迹象表明，包括公选校长的５所辽宁高校在内，几乎所有高校都在等待上级的进一步指示和行动。
原本，按字面理解，去行政化为的是去除长久以来高校内、外管理体制的僵化，弥补和挽救高校在学术创新、民主科学和适应市场等领域的不足和危局，以使中国教育走出广受社会诟病的种种怪圈。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被动等待绝不是办法，更从未奏效过。
２０１０年７月５日，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曾任辽宁大学文学院院长１２年、辽宁广告职业学院院长高凯征告诫道，虽然去行政化已是势所必然，但高校若依然甘于等下去，以期通过外部自上而下的力量实现以逸待劳式的“自我救赎”，则有违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初衷和终极目的。
创办于１９９３年的辽宁广告职业学院（原名辽宁北方广告专修学院）目前仍是全国唯一一所独立的民办高职类广告学院，由于与辽宁大学颇深的历史渊源，令它成为了一个在其身上既能体现民办高职院校优势，又能洞悉公办大学窘境成因的典型标本。
不求“通吃”，但求“专业”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从发展现状看，与公办大学不同的高职类院校更聪明？”
高凯征：“这多少是逼出来的。辽宁广告职业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比辽大低出近２００分，学校实力与学苗质量相差都很大，如果培养的学生再没有特殊定位的话，这样的学院是没有生存空间和出路的。公办大学培养的是通识人才，高职院校显然应该着力塑造智能技术人才。”
记者：“现在看来高职类院校当初有些像‘无心插柳’。”
高凯征：“与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一样，随着全球经济合作的深入，我们的教育也必然面临更加细致、有效的分工。”
没有什么改变不了
记者：“高校在提倡去行政化，但似乎总有些问题根深蒂固，真的难以解决吗？”
高凯征：“据我所知，课程体系的改革是这样的。比如辽大现在使用的部分教材仍然是我１０几年前在任时编写的，所以说，大学存在着严重的教学与实际应用的不符合。”
记者：“那么，您的高职院校里是怎么做的？”
高凯征：“辽宁广告职业学院的主动改革始于２００４年，分四个阶段：先用３年时间总体上改变课程结构。由原来课堂文化理论授课课时和实践课时的‘七三开’变为‘三七开’，原来的课程体系被砍、并、调、创，具做法是引入案例分析；又用３年时间变教给学生知识结构为行为结构。例如，把相对枯燥的广告策划知识整合为一步步的具体行为——市场调查、产品分析、产品定位、策划策略、文案写作等等，这与传统的知识逻辑结构完全不同；再用半年时间改革教学方法。在继续大量引入案例分析的同时，变课堂教学为情境教学。即根据各种市场状况进行情境模拟，如第一时间引入‘三鹿’事件，让学生真切接触危机公关，后来，地震灾情也被情境模拟，由于现在许多企业在重大公共事件上的自我宣传措施不是很有效，学生的反映非常好；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增强学生动手能力的第四阶段。
“考试改革也很重要，我们引入讨论式考试，一个月考四次，每堂课至少提两个讨论课题，这种考试的结果占最后成绩的７０％，卷面分只占３０％。而且，尽量不设标准答案，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创造力。”
犯险而进× 知难而改√
记者：“而这些主动求变的做法为什么在公办大学很少见？”
高凯征：“原因是体制问题。教师的知识结构就是这样，
主动救赎天地宽
记者：“作为高职院校的校长，您如何评价目前去行政化工作中大部分公办高校的等待心理？”
高凯征：“在中国市场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文专业很吃香，各单位都有宣传干事，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化，中文专业降温，那么市场需要什么，是一味知识广履盖的通识人才还是更多有动手能力的执行者，需要好好考量。与此同时，尽早付出行动最为重要。如果辽宁广告职业学院的课程体系改革只是等待而无实际动作，那么，我们已经连续３年９８％以上的就业率恐怕仍在梦里。”
去行政化不应“一刀切”
记者：“高校去行政化过程中，是否还有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高凯征：“当然，不同的高校多年来，靠自身和行政调控已经确定各自的发展路径，对于那些符合市场需求的，则应支持其发展下去。去行政化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平均式发展，社会发展永远是不均衡发展。
“比如，一些公办大学没有必要办三本，没有必要办校中校，既占用了国家大量的教学空间和师资资源，又不能有效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应该把原本属于高职院校的生源空间还给高职院校。据我了解，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精神，把三本和校中校的招生名额资源还给高职院校，明年实行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