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皇家从民间选了三百名宫女，全部经费只用了不到三十两银子，堪称奇闻！此事见于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我在前面的博文中已有披露。

      不过明代官场并不总是那么俭省、低调，仍据《宛署杂记》记载，在北京举行的科举“乡试”，一次就要花掉近四千两银子（3856.1935两）。按一两银折合人民币240元计算，约合92.5万元。——考虑到那时整体经济规模较小，政府税收也有限，这个数字已十分惊人！

乡试是选拔举人的考试，三年一科，考场设在各省会及南、北两京。时间固定在考试当年的农历八月，分三场：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每场要提前一天入场，推后一天出场，因此考生要跟着折腾九天，还要在考场狭小的号房里蜷缩六个夜晚。——如今有人说我们的高考太紧张，连考两天，家长心疼孩子，中午还要高价租星级饭店客房让孩子休息。古人有知，真要羡煞！

     那么用于乡试的近四千两银子，具体都花在什么地方？大致归并一下，可以分为三笔：

第一笔是考场房屋修理费，据我统计，连“号房”（万历十九年这一回只修了“东号房”，共1960间）带办公用房，总共2174间。工、料都算上，用银585两（五百八十五两四钱一分七厘六毫），合人民币14万元挂零。

第二笔是直接用于考试、办公的费用（称“乡场杂办钱粮”），从官员的轿马、伞盖、官服、衔牌、刑具，到试卷及办公的纸张、笔墨、灯烛、工匠薪水等，共花费白银将近600两（五百九十三两五钱七分），折合人民币14.25万元。

第三笔，也是乡试经费最大的一笔，竟是用于吃喝的开支。这笔开支又可分为两块：一块是“上马宴、下马宴”的费用，一块是整个乡试期间考生及官方管理人员的饮食费用，都有细到几斤粮、几斤肉、几个碗、几副筷的细账可查。

上马宴、下马宴是指乡试一头一尾的两次官方大宴，参加者自然都是大大小小的“公务员”。官场最讲等级排场，因此我们看到，酒席也分四等：“上席”、“上中席”、“下中席”和“下席”。

当年的宴会，不像今天这样多人共桌，而是每人一席。能享用“上席”的，是主考、监试、外搜检、提调、提学察院等，都是考试各关键岗位的最高领导。让他们坐上席，既是对权威的尊重，也是对责任的提醒。——这样的高档席面，两次大宴才设十七席，每席用银“四两八钱五分一厘三毫”，也就是说，一个人一顿饭就要吃掉1164元！（每席除了各种酒肉菜蔬、干鲜果品，还有一只大活羊！）

享用“上中席”的，是同考官、本府各厅长官，下马宴还要添加经魁五人（各科第一名），共四十三席。每席用银“二两六钱二分九厘一毫二丝五忽”，约合每人630元。

“下中席”二十四席，享用者为掌试卷官、誊录官、弥封官、受卷官等，宛平、大兴两县知县也在此就座。每席用银“一两五钱九分七厘三毫一丝二忽五微”，约合383元。

“下席”最多，总共二百一十一席，享用者为顺天府两县的下级官吏（包括管宴官、管伞官、库官、司狱官、阴阳医官等等），此外，下马宴还要增加一百三十名举人。席面等级也最低，但每席仍需银“七钱六分五厘六毫七丝五忽”，约合184元。

总的说来，上马、下马两番大宴，共设二百九十五席，酒肉消耗及人员服务、厨房费用等，合计用银“五百九十九两五钱四分二厘六毫”，约合14.4万元——竟与修理考棚（14万）及考试办公费用（14.2万）相等，甚至有多无少！

然而这还仅仅是考试前后两顿礼仪性“饕餮大餐”的费用。考试及阅卷、录取的漫长过程中，数千考生及大批管理、服务人员都要吃饭，这就属于“大锅饭”了。一场乡试下来，共要吃掉“白老米九十一石八斗二升，无锡米十九石九斗二升，红老米三十石七斗，京米二石，绿豆一石八升，上白面六百十六斤，次白面四千五百五十九斤，烧饼四万九千四百四个”，总计消耗粮食约3.5～4.5万斤！（当时一个烧饼有多重，无资料可查，故总重量只能是个约数）

这是“大锅饭”的主食。“大锅饭”的副食则有“大活羊四只，猪肉三千六百五十斤……牛肉二千四十五斤……羊肉四百斤……鸡一千六百七十只、鹅三十五只、鸭一百二只、鲜鱼七十三斤……”连同各种菜蔬、调味品、燃料及炊食器具的添补租赁等，共用银2080两，折合人民币近50万元！加上马宴、下马宴的花费，乡试用在吃喝上的费用，竟高达2680两白银。也就是说，一届乡试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二强（69%），都被考官、考生及种种相关人员吃进了肚子里！

我由此颇生感慨。

首先，感慨我们今天的公款吃喝之风，原来有着深远的社会渊源。当我们高喊口号，自诩摆脱了封建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已跃进到更高社会层面时，其实我们体内的封建“基因”并未自动消除，因而很容易出现“返祖”现象。——有一年我应邀到一个贫困县去参加宣传地方文化的节庆活动，发现在我下榻的星级宾馆餐厅里，摆着“流水席”，县里的公务人员（各局的局长、科员们）不分时间、川流不息地来进餐；我没见到有人支付现金、刷卡或出示餐券（也可能有，我没看到罢了）。我忽然想起，从前人们对在政府中工作的人，羡慕地称之为“吃公家饭的”。不想我也跟着吃了好几顿“公家饭”！

其次，我又想到，其实中国官场的吃喝之风又有着文化渊源。中华文明对饮食的重视流脉悠长，商周时期的彝鼎重器，哪一件不是食器？把最洁净、最甘旨的美味献给上天及列祖列宗，这是以农耕为本的华夏子孙表达心愿与信仰的最诚挚方式。因此，由官方举办的耗资不菲的饕餮大宴，实际上带有颇为神圣的礼仪性质，不如此便不能显示对国家“抡才”（即选拔人才）大典的高度重视、崇隆有加！

其三，通过饮食而体现对人才选拔的重视，还有其朴素、务实的一面，即除了让官员吃得体面风光，还要让应试的士子们吃饱、吃好。——以往在我的印象中，科举考生是要自带干粮入场的。然而《宛署杂记》告诉我们，至少在明代万历时期，考生是由公家供饭。试想，一场考试消耗了三、四万斤粮食，单是考官及管理服务人员，哪里吃得掉？主食中还包括49000个烧饼，那无疑是为考生预备的快餐食品。（清代北京考场有上万间号房，明代也不会太少。《宛署杂记》只提到修理东号房，应当还有西号房。）

那么，参加考试的考生是白吃吗？是否要交伙食费（包括科考是否要交报名费）？恕我孤陋，不能确知。但从《宛署杂记》看，那一笔“大锅饭”的费用（占全部费用的50%以上）全部由官府支出，账面上未见有收取任何费用的记录。——由此可见国家对人才的甄选，是不吝工本，不惜“出血”的！

这还可以跟皇家选宫女相比：选三百宫女，花了不到三十两银子，平均花在每个宫女身上的费用只有23元。而一场花费近四千两银子的乡试，最后甄拔举人一百三十位，平均花在每位举人身上的费用是7000元，相当于宫女的307倍！——可见封建统治者并不糊涂，他们对人才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自身享乐的关切！

其四，《宛署杂记》中披露的乡试账目，是万历十九年这一科的真实记录。据作者说，“历科费用不等，……然大约不甚相远云。”——当然，也不要把旧日官场想得太美好，那些高档酒席的银钱核算尽管精确到小数点后五六位，但消费规格高达每人几百上千元，其中肯定有油水可捞。不过无论如何，这些开销还是有定制的，且有账可查、不惮公开；这与今天个别号称“公仆”者大不相同：他们只继承了老祖宗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却始终不肯效仿老祖宗的光明正大、胸襟坦荡；把一本吃喝账藏来藏去、不敢公示，群众不生疑才怪！

总之，《宛署杂记》开出的这样的一篇乡试账目，带给我许多联想，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相信读者诸君眼明心亮，还能从中看出更多的东西来。 

（凡本博客中文章，均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及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