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快草原小说的诗化品质

    去冬我到内蒙古大学讲过一次课，并参加了当天举行的里快小说讨论会。里快是内蒙一位从事写作多年的作家，年近六旬，却直到近几年才引起较大范围的关注——这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称他是文学新人显然不妥，说他是一位需要文坛刮目相看的作家，则无疑。

    近年来，我陆续读过里快的三部草原小说——是的，我愿叫它们为“草原小说”，因为它们的草原色彩实在太浓厚了，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草原；草原始终能动地贯穿着，幻化着，但不是作为背景，而是作为一种意志，人格，精神，一个巨大的悲欣交集的灵物。三部小说题材迥异，《美丽的红格木拉河》是一部草原英雄的传奇，对英雄人格，尚武精神，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表现得强烈而激荡人心，对“搏克”文化有入神描绘；长篇《狗祭》并非迎合当今写狗的潮流，而是独出机杼，表达了另一种更为深邃的思考；长篇《大漠悲风》的笔触移到了汉代，写著名的李陵悲剧，写李陵与苏武的刻骨友情和人生分野，写李陵背负着专制的汉武帝强加的巨大罪名无限痛苦，内心翻腾着难以洗清自己的悲愤。很难说哪一部更好。我在阅读中深感到，三部长篇里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撞击人心，它们是超时空的，主宰着作品的品质，是什么呢，颇费思量，很难简单概括。这里试着对它们的品质做一些探究。

    我感觉，现在写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少作品有个弊病，一般写的大都是看得见的东西，风情，风俗，风光，物产，地貌，皆显露在外，色彩缤纷，却大都写不出那种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文化精神，渗透到灵魂里或骨子里的东西，内在的，内眼一下子不能认识的。这种内质一旦写出，感染力就大了，且比较持久。《狗祭》，《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写出了这种民族的精神根性，写出了内在的美。

    里快是一位这样的作家，他具有本土文化，草原文化的精神内质，他把诗化和抒情化的因素大量带入了他的叙述话语之中。他不是一个严格的写实型作家，缺少精雕细刻的耐心，总是忍不住跳出来主观抒发，他的风格粗犷，豪迈，骨子里是狄奥尼苏斯式的酒神精神。这构成了他小说的魅力，也许在他看来，氛围比细密的环境重要，大自然，人性比社会、政治的细节重要，写意性比写实性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小说当抒情长诗来写的。所以，背景，事件，历史的具体性，往往被淡化了。比如《大漠悲风》里，我们不大看到汉代的典章，制度，礼仪，以及宫闱秘史，复杂的人物关系，而被突出的，是主要人物的境遇和心态，连司马迁都是虚写，转述，画面中心的是苏武和李陵。于是，他的小说里有较多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成分，有寓言化，象征化，抽象化倾向。有时会觉得线条比较粗，话语比较露。在他的小说里，年代似乎并不重要，时代背景的真实细节也不重要，他要写的是英雄传奇，悲情故事，是比较长远的母题——草原上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人文主题，具有原始意象化的东西。在红格尔木拉中，紫骝神马，雄鹰，人与兽的对话，让大自然也加入进来，有许多符码。还有马术，剑术，搏克，摔跤文化，得到精彩描绘，总是先抑后扬，起伏跌宕，痛快得很。他在摸索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族风格。里快不是蒙族，我惊奇的是，他确实写出了道地的蒙古风。整体看来，还是文化小说。写景占了他小说中不小的成分，草原之瑰丽万状，成为它小说中最抒情，最富于色彩感，最诗化的部分。《狗祭》的开头写库伦图草原，由月牙形边缘写起，恩格尔河把蓝天白云揽在怀中。在红格尔中，女性之美，被很自然地用大地，草原，湖淖来比喻。游牧文化气息一下子出来了。

    近年国内不少作品多以狗之忠诚，高尚来寄托对正在缺失中的优美人性的呼唤，写狗性实为写人性。但狗祭有所不同，它不是把狗作为人的对立物，反衬物，而是写了一条最优秀的灵犬如何在环境被污染的同时，灵魂遭到污染，中了魔性，由极善走向了极恶。既批判了环境问题，批判人类的贪婪，另一方面，则批判灵魂的遭到扭曲和变质，突出了工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激烈冲突。这是进了一步，含有深意的。《狗祭》突显了现代生态意识，写了人与自然关系，人的异化，狗的异化，被异化的人诱惑过了的狗成为疯狗，魔狗，成为人的敌人。破坏的当然不仅是环境，更是人心。人心变坏，作为人类忠诚的朋友狗的背叛，令人惊心动魄。贪婪的工业化或功利化，商业化，机器化，利润最大化，带来的不但是对草原风光，万物，清新，活力，对洁净的生态的破坏，而且是对原始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天人合一的素朴哲学——与草原联在一起的千百年的蒙古民族精神的根的败坏，对草原生态和心态的破坏，事实上，里快的小说写的主要还不是自然生态而是精神生态。这是一个作家使命感的表现。

    《狗祭》中巴图老人的形象是个创造，以前作品中也有过，但不一样。这头“老骆驼”，是个象征性人物，是草原的人格神。他像怜惜自己的儿孙一样，怜惜草原上所有的生命。他可以放过怀孕的狼，咬人的毒蛇，最后却不能放过他最心爱的、相依为命的变坏了的灵犬哈日巴拉。他对哈日巴拉的灵魂倾诉，含义非常复杂，这只能叫倾诉，还不是对话。白驼现身，非常浪漫，优美，它是石墙宰杀现场的目睹者，也是巴图心灵创伤的抚慰者。老巴图，究竟怕什么呢？怕失落草原精神，草原的根，也即民族精神之根。他反对小孙子在城里上学。他眼见库伦图草原日渐憔悴，饮用不洁水而死的白狐一片，尤其那一株株过早凋谢的高大的兰蕙花，让他流下了眼泪。杀狗，是为了卫护草原的生存逻辑，卫护草原的尊严，卫护人的尊严。他对他的这一残酷处置毫不后悔。石墙下的大段心理独白和后来的对话都是证明。他到飞云谷的超度和祭奠，把哈日巴拉的皮送入生命之河，寻求再生，使小说达于高潮。

    但是，哈日巴拉作为被诱惑者，它的忏悔和自剖要能写出，也许会更加惊心动魄。但这颗罪恶的灵魂一直未能言语，未能发声，使小说显得逊色。同时要指出，里快的小说太流畅了，于是不免有些松软，密度不够。好的语言要涩重一点，挟着思想的重量。里快一写起草原就来灵感，但遇到情节过渡，交代性环节，会忽然用一种公共的平板的话语，大为减色，成为夹在乐曲中的平庸部分。尽管他写出了自己的特色，但我仍然认为，能否进一步找到自己的词，自己的场，自己的方式，仍需努力。（原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