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医药与科技的发展应该与充满铜臭味的经济无关，高校与科研院所应该是最后的净土，然而，经济的发展不会注重道德，伦理是否应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后底线，也还处在争议之中。顺理成章的，在商业社会中，医学的发展与药物的研发，也直接受到了经济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有钱人容易犯的疾病，很快就能成为医学关注的焦点，而穷人所感染的疾病，如果不是流行病，且治愈成本较高，则即便在几个世纪后，也很难有适合的药物研发出来。

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到这里，应该已经有了一丝不安——原来，我们所遇到的很多不治之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难怪说，跟着有钱人才能赚到钱，在某种程度上，跟着有钱人得病，被治好的可能性都要大好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保健、养生、美容的书大行其道，治疗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的偏方比比皆是，讲座场场爆满——原因只有一个，得这些病的人，有能力支付足够的治疗费用：三万元一个月的食疗班，都需要提前预定。而穷困地区的营养不良，或各种不知名的怪病，除非是由于媒体报道引起公共舆论的关注，或是转化为流行病引起群体恐慌，否则便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例如：在非洲的艾滋病人群，和中国河南因为输血而感染的艾滋病人群一样，由于公众的冷漠和经费的不足，长期处于失控之中，甚至缺乏基本的预防措施。

与中国一样，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机构与辉瑞、葛兰素史克、惠氏等大型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然而，临床医师的观察与医学研究人员之间所掌握的信息却完全不同。在制药公司看来，抑郁症、精神病、焦虑症的易感人群显然具备更高的支付能力，而经常传出的名人政客明星的感染此类疾病的新闻便是最好的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有抑郁、焦虑和歇斯底里的时候。所以，制药公司只需要请学术名人作为代言人，就能让临床医师认为他们的判断得到了专家的认同，同时，也能在公众眼中获取公正与权威的形象。

所以，健康是可以用来营销的，而医学的营销却困难得多。如果单单只是养生保健，很多人都是吃不好也吃不死，安慰下自己紧张的神经，作为退休生活的一部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涉及到年轻人中日益普遍的精神疾病。就没那么轻松了。例如：作为镇静剂的安定，原本也可以作为抗抑郁、抗焦虑的药品，但普通的公众却不这么认为，相反，如果研发出一种新药，哪怕它的副作用比安定大，效果也未必明显，但依然可以以安定五倍的价格进行出售。在如此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医学的伦理底线自然就会一溃千里了。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众所周知，麻醉剂和毒品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很多麻醉剂本身就是毒品。吗啡、鸦片和可卡因本身都是很好的镇痛剂，而大概在十年前，我就见过酒吧的少女，将止咳糖浆里加上类似的药物，当做摇头丸——晃一晚上而乐此不疲——某种程度上，药品的滥用比毒品的泛滥更可怕。在法国，为了消解毒品成瘾性的美沙酮，被民族化的丁丙诺啡所取代，并由此带来了丁丙诺啡——这一新型毒品的泛滥，正如抗抑郁的“百忧解”也被许多人作为毒品一样——毒药和解药往往相辅相成，都能使人进入一种“轻微的迷幻状态”。为何抗抑郁的药物本身就是毒品？而且，如此容易成瘾的解药为何还在使用？这背后是制药公司的利益，还是同样有医生的利益？这一切都难免令人生疑。

所以我想，医生的道德水准必须高过常人。在患者要求服用新药、特效药的时候，你需要清楚这类药品的副作用，以及对患者是否合适——即便是患者由此而怀疑你的医术。毕竟，一时的误解可以挽回，而用错药物的痛苦可能会伴随患者一生。在治病的时候，医生就是上帝，患者是将他的一切都交到了你的手中，哪怕他是国王。而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面前，在无知的病人家属的诘责和质疑声中，你守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良心，更有人类生存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