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件小事而罢免两位辅臣，崇祯帝的心火还是没有出尽。最能体察皇帝心思的温体仁就不失时机地又为他提供了一付解药。文、何两人刚刚离开内阁，温体仁以首辅的身分又参劾了一个更不重要的小人物庶吉士郑鄤一本。

　　这郑鄤是明末理学高调风行时期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是南京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出身于世家名门，天启2年（1622）进士，又通过考试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与文震孟是同科（文是天启2年状元）、同乡（文为苏州人），又同在翰林院中，交情非常深厚。文震孟在中状元的当年就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官，但从此声名满天下。郑鄤附骥于后，为了援求文震孟也被降级外调，同样博得了一个正直不阿的好名声。降调后他一直乡居在家，没有赴任，崇祯帝即位后起复原官，但他先后丧父丧母，接连丁忧不能上京任职，所以同年的文震孟已经当上了大学士，他却还只是一个翰林院的学员——庶吉士。尽管官运不佳，他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却不容忽视。前朝著名大臣，东林巨魁，礼部尚书孙慎行是他的岳父，当朝大学士吴宗达是他的母舅，他的朋友中更多是名声显赫、位高权重之士。他的学问精良，文章大多讲求义理，是个出名的理学家。在同更加出名的理学家交往中，他也做出一付道貌岸然之态。大理学家黄道周曾到他家拜访，见到他家里检朴异常，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数次询问母亲想吃什么，亲自侍奉，因而对他极为推崇，以为道德文章当推他为天下第一，自己所不及。可是迂直的黄道周没有想到，郑鄤家中的一切都是摆出样子专门让他看的，有人说连那个被孝敬侍奉的母亲都是让人假扮的。实际上，郑鄤贪漤好色，仗势横行乡里，包揽讼事，品行极为恶劣。据说有一次乡间某富户正在打官司，他听说后前去勒索，那家人把他骗进院里，准备好了杀猪刀、盐水盆，因为他长得肥胖，要把他当猪宰了，吓得他跪地告饶不止。

　　在服丧期满后，他开始谋求出山。但如果重新出任庶吉士，同他的资格和声望都太不相符，他本人和朋友们都不能满意；可是直接任命更高的官职，又从来没有先例。为了这件事，他亲自跑到京城，文震孟等人在朝士中积极活动。进入内阁以后，文震孟还请求温体仁帮忙想办法通融。温体仁对于文震孟和他的东林同伙却一直存有戒心，口头上哼哼哈哈地答应，并不实心去帮忙。何况，在郑鄤的亲友中也有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辞。他的亲舅舅大学士吴宗达就对这个外甥很不以为然，在内阁里曾对温体仁说过：这厮不是好货，当年曾怂恿其父杖责亲母，不贤不孝，莫过于此。但不久后吴宗达卸任离京，温体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文震孟罢职，崇祯帝仍然怒火不息，温体仁感有必要提一提这件事了。一来可以为皇帝提供一个发火的机会，二来也可以借此事揭露东林君子们的丑恶，杀一杀他们的气焰。但以首辅重臣的身分去纠参一个十几年没有任职的庶吉士，多少有点不妥，于是温体仁在劾疏中全以吴宗达的口气讲话，说“郑鄤曾以箕仙幻术蛊惑其父削发为僧，又迫使父亲杖责其母。其母舅旧辅吴宗达每言及此事，则流泪不止”。崇祯帝果然立刻抓住这件事不放，命将郑鄤革职，交刑部严审定罪。

　　郑鄤杖母这件事，各种记载纷纷不一，归结起来大体是这样的。郑鄤的母亲吴氏醋劲极大，经常残酷虐待家中那些被怀疑与其夫有染的婢女，甚至有虐待致死的。郑鄤的父亲心中不忍，就与郑鄤共同定计，请了一个巫婆到家里来，装神弄鬼，假作天仙附体，对吴氏不守妇道，酷虐婢妾大大谴责一番。吴氏被吓得要死，甘愿受杖责以赎罪。郑鄤也就毫不留情地棒打了亲娘一顿。谁知这件事后来露了马脚，不但吴氏翻脸，吴家的娘家人也出面大闹了一通。那已经是近30年前的事了，主使是郑鄤的父亲，郑鄤不过是个协从，而且事出有因。但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亲手杖母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令人发指的杵逆不孝。身为理学名家的郑鄤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所以铁嘴钢牙，绝不承认有过这件事。他在辨疏中说：“臣读温体仁之疏，惊怖欲绝，不信人伦天壤之间，有此怪诞不经之事。且臣父亡八年，母亡五年，而突然发难于吴越隔省（温体仁为浙江乌程人），从未见一面之首辅，难道是听人误传而没有仔细考察吗？”

　　京中舆论对这件怪事也大多持怀疑态度，刑部提出异议说：“蔑视人伦之大罪，不可由风闻定论，还请饬郑鄤同乡官员共同核实。”而在京的常州籍官员或许由于年久失闻，或许为了同乡情面，回奏都说一向闭门读书，没有听说过此事。但民间的传说却各式各样，有人说郑鄤不但杖责亲母是实，而且还有其他劣迹。他的未成年的儿媳妇因为父母双亡，被他接进家去，后来却自杀死了，据说就是因为被他奸污。还有人说，他同胞妹关系也很暧昧，妹妹出嫁后闹出了丑闻。当然，这些风传又全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证。

　　崇祯帝是为了泄火才死抓此案不放的，在他看来，抓到了如此罪恶滔天悖谬人伦的所谓“名士”，不但证实了他一贯关于士风日下的判断，而且足以说明天下败乱至此都是由于朝士们的无比恶劣所致，并非他这个皇帝没有作好。既然兹事体大，当然不管有没有实证。他痛斥刑部官员徇私蔑法，又把郑鄤转给锦衣卫去审理。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同江南士大夫的关系一直不坏，深知郑鄤的势力不同寻常，又很佩服他的学问，在锦衣卫狱里对他也极为照顾，甚至让两个儿子到狱中听他讲授经典，办起了监狱学堂。这件案子由此也就一拖再拖，拖了3年。最后吴孟明为此事被撤职，郑鄤才在一直没有实证的情况下被定了案，在西四牌楼下被凌迟处死。临刑前传下的圣旨结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当天京城里买卖生人肉片就成了一宗大生意，据说此物作为药引子，可以治疗疖疮，大有奇效。

　　郑鄤案由于起因奇特，处理怪异，成为崇祯时期最脍炙人口的一件轶事，直到明亡之后，议论的人还喋喋不休。人们或是认为郑鄤实在无行，或是认为皇帝过于狠刻，或是以为发生这件事全是由于温体仁在其中捣鬼，但很少有人想到，郑鄤的倒霉遭遇其实是同崇祯帝那次郑重其事的罪己联系在一起的。

　　这次罪己的直接牺牲品还有好几个人。十一月，礼部右侍郎陈子壮上言反对选拔宗室人才特授官职。这本来是崇祯帝破格用人各种办法中的一种，是希望自己的本家亲人们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与自己同心同德，但多次命有关部门着意推选，一直没有成果。陈子壮这一次从理论上反对这种作法，认为从来宗藩自有官爵，疏支远宗也可以参加文武科举同普通士人一样以功名授官，如果特开保举宗室的先例，则只能徒然增加朝政的混乱。崇祯帝见到这份语言还算平合的奏议，又是一次大怒，命人把陈子壮抓起来，准备实行廷杖。侍郎是卿贰大臣，就是在明代历史上也很少有廷杖的先例，内臣外臣一起叩头救护，崇祯帝才算宽免，把陈子壮革了职，交刑部议罪。

　　但他既然已经起了打人的念头，就难以收心，十二月，终于还是实行了廷杖。廷杖是明代皇帝用来迫害、凌辱朝臣的一种特别臭名昭著的残酷制度，就是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全凭着皇帝的个人意志在紫禁城的午门外对朝臣进行杖责。遭受廷杖的朝臣像囚犯一样被捆住双手，押解到午门以外，上百个锦衣卫士持杖等候。受杖者都是被放在一块大布上，由4个人拽着，行杖的人则把大棍搁在他的大腿上。掌刑的锦衣卫使大喝“打！”开始行杖，每5下换一个打手。掌刑的口令也有讲究，如果喊：“着实打！”则受刑者还可能生还；如果喊的是“用心打！”则必死无疑。廷杖既能挫辱朝臣的人格，又可以不经法司而直接置朝臣于死地，因而成为明代皇帝们打击朝臣发泄恶毒心理的一宗法宝。对这宗法宝，常常对朝臣恨之入骨的崇祯帝当然不能不继承下来。自崇祯初年起，廷杖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对象往往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一次要打侍郎没打成，他只好再用小臣撒气。

　　这一次的受难者是一个滋阳县知县成德。此人性格亢直，在任上得罪了不少上司，被纠弹入狱。经过调查，所有罪状都不属实，已经准备释放。但他在狱中又写了一个攻击首辅温体仁的奏本，崇祯帝见了，以为是小人之无忌惮者，不严惩不足以端正士风。于是以无主赃银70两的罪名，下令廷杖60，五凤楼前终于流满了鲜血。成德没有被打死，棒伤未愈就被发配到边地充军去了。

　　同月，另一个地方小官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朝廷赏罚无章”，“行间失事，无日不议处议罪，而于荡寇安民毫无少补”。这些话很说到崇祯帝的痛处，更引起他极大的恼怒，于是命将汤开远削籍，由地方抚、按押解来京刑讯治罪。汤开远几乎要遭不测，幸好他同围剿前线的总兵官左良玉等人关系不错，左良玉率所部将士70多人合奏乞求宽免。崇祯帝对于拥有重兵的左良玉从来忍让三分，这一次算给了面子，把汤开远放回去，让他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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