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君臣之间：1 

　　进入崇祯9年（1636）之后，围剿农民军的形势仍然不见好转。去年八月任命卢象升为总理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别负责东南和西北的剿务的时候，崇祯帝再一次刻期6个月完成剿平任务。但到了这年春天，限期将至，农民军仍然风行天下。洪承畴在陕西一直主要同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等部的农民军周旋，胜负参半，总是不能给农民军以重创。在中原地区活动的最有实力的一股农民军是闯王高迎祥部，卢象升在崇祯9年（1636）初的一封信里讲到围剿形势说：“两个月来奔驰于汝州、南阳、黄河、洛水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肆横，前后擒斩虽有数千，却不是彻底荡平的好办法。必须在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其他各贼才能依次歼灭。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人，其中妇女约二三万，壮丁一二万，精骑一二万。此贼之危险，不亚于东虏（清军）和察哈尔部。”

　　但要剿尽高迎祥谈何容易！就在这年正月，高迎祥和张献忠等部突然东下安徽，围攻滁州，直接威胁到留都南京，卢象升只得提兵救援。农民军却转而攻凤阳，不克，又经怀远、蒙城进入河南，二月间在嵩县大败官军，击毙了总兵官汤九州，转过头再一次回到陕西。这一时期的农民军还没有彻底消灭明王朝的明确战略意图，也没有集合组织成统一的大兵团，分散流动作战主要是为了回避官军的集中围剿和寻求足够的军粮给养。这种分散流动的作战方式虽然还不足以颠覆明王朝的统治，却使得明朝官军的围剿十分困难。卢象升和洪承畴大抵只能不断地驰援救急，疲于奔命，根本无法组织起重创农民军的大战役。

　　接连不断的灾荒制造了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又为农民军的不断壮大提供了基础。这年春天，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灾情还在蔓延。三月，山西巡抚吴甡奏报：晋南闻喜、沁源等处大饥，人相食；河南巡抚陈必谦等人相继奏报：南阳、南召、裕州（今方城）一带村落荒凉，树皮都已经被剥尽，有母亲把女儿煮食的；陕西仍是没有止境的旱灾、蝗灾，有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洪涝。面对遍地饥馑，崇祯帝一筹莫展，只能对几个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减免钱粮，但不过是官样文章，对于嗷嗷将死的饥民来说，减少一点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崇祯帝只能设想，先用全力剿除农民起义这一心腹大患，以后再想办法慢慢收拾残局。因此在这年三月，他又一次勒令兵部，要卢象升等人立下军令状，限期灭贼，否则将以军法从事。他很想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围剿农民军这件大事上来，可是朝臣们却仍然在吵吵嚷嚷，内乱不休，不断地搅扰他的思路，让他烦躁不已。

　　正当他为了四处的灾情和战报焦虑不安的时候，却见到御史张寿祺一份参劾首辅温体仁的本章。张寿祺的劾疏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不过是说温体仁心怀险僻，治国无谋，任首辅数年，未建一良策，致使流寇嚣张、边警频传，要温体仁引咎辞职。按照传统，大臣受到攻劾，应立即上疏请求辞职，同时还要暂时停止公务，以示严于自律和心胸广阔。这一次温体仁也照样做了，以健康原因为由，提出退休回籍。崇祯帝对这些故套却很不耐烦，朝中诸多政务都需要辅臣来协助处理，哪能总是受到无聊的言官们的干扰？他在温体仁的奏本上批了几句慰问的话，要他立即回阁办事，不必理会御史的叫嚣。张寿祺见到自己的劾疏毫无影响，就接着又上了一本。负责传达本章的通政使司汇报了有关情况，崇祯帝干脆下令，不要把张寿祺的奏本送进宫来，连看也不要看了。

　　自从温体仁出任内阁大学士以来，攻击他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几十次了，攻击他的人上自大臣，下至庶民，攻击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温体仁是靠同东林党人撕破脸皮激烈斗争才得以晋身内阁的，因而一直被东林一气视若仇敌，但他不断受到恶毒攻击甚至在朝野间遭到普遍恶评，却与他受到崇祯帝特殊的宠眷有关。在崇祯帝17年的统治中，没有一个内阁辅臣能像温体仁那样任职长久。在其他49位阁臣中，除周延儒先后两次入阁总共5年多时间，前期的吴宗达在阁近5年，后期的陈演在阁近4年之外，其他人多则两三年，少则几个月，很少能多年安居于相位。而温体仁自崇祯3年（1630）六月入阁，6年（1633）年为首辅，至10年（1637）致仕（退休）回乡，作了整整7年辅臣，4年首辅，创下了崇祯时期的纪录。而他能在阁臣特别是首辅的位置上坐得如此长久而稳固，又体现出崇祯帝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和依赖。

　　崇祯帝对于温体仁最为欣赏的地方是他的“孤立无党”，曾经多次公开这样表扬他。这其实同他的性格有关。温体仁为人阴沉孤僻，不喜欢与人交往，在朝为官数十年，却没有一个挚友，也没有什么可靠的心腹。因此，在历次政治内哄中同他结成同盟，为他充当党羽的，都是为了一时的利害，过后就可能变脸，很少有人能同他长期合作，更谈不上关系密切。对于一个高级政治家来说，这很难讲是一种优秀品质，但在明末朋党交哄纷纷扬扬的官场上却也真是十分难得。崇祯帝极其痛恨朋党勾结争执不已，因而对温体仁的孤立也就特别看重。按照他的逻辑，只有孤立者才会全心全意地只依赖皇帝一人，满腔热情地为朝廷办事，才是最可靠的忠臣。

　　除了孤立无援之外，温体仁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清介不贪。由于少有交往和内心的孤傲，他很少接受贿赂和常例以外的馈赠，居首相多年仍然相当清贫。这一点，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攻击他的人在各种问题上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却闭口不谈当时普遍存在的贪贿问题。文不爱钱，武不怕死，就是忠臣良将。这种传统的价值判断尽管在复杂的政治运行中已经被动摇，在崇祯帝心中却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因而清介也成为温体仁得到崇祯帝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在孤立和清介之外，温体仁就乏善可言了。他不贪财，却极重名位。排挤掉周延儒后，按位次他已是内阁中的第一把交椅了，但旧例只有皇帝降明旨之后才能有首辅的身分。内阁的九间直房中前排的第一间是专供首辅用的，温体仁在担当首辅责任多日之后却还不能搬进去，不免耿耿于怀。原来崇祯帝本想让前内阁大学士何如宠复出任首席，只是何如宠因病一直拖延，最后只得作罢。为了这个原因，温体仁当了将近一年有实无名的首辅，真是心急如焚。直到第二年端阳节，皇帝照例要赏赐阁臣酒食，颁赐御馔的太监传达的口谕里提到了“首辅温体仁”几个字，他才一块石头落地，立刻就命人把自己的用具挪进首辅的值房。

　　由于汲汲于名位，他在事关自己的政治争夺中显得冷酷而强硬。这在当面揭发钱谦益和阴谋排挤周延儒的事件中已经有过鲜明的体现。就是在对待与自己无关的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刻薄残忍。但在同样冷酷而强硬的崇祯帝看来，温体仁的这种风格正是一种少有的优长。崇祯帝的治国术以惩办为基础，喜欢用严刑峻法驱动臣民去服从，去效力，以“乱世用重典”为信条。而这“重典”却需要有刚忍的辅臣去协助推行，温体仁正好堪当此任。在以往的无数起严处大小诸臣的事件中，大多数都是由温体仁拟旨，往往正中崇祯帝下怀。每年十月斩决死囚，照例要进行复审再由皇帝亲自核准。崇祯帝有时候会讯问一下阁臣的意见，但温体仁从来不为拟议处决的人讲话。崇祯6年（1633）秋决的案犯中有一个陕西华亭（今甘肃华亭）知县徐兆麟，上任才7天就因县城被攻陷判处死刑，连崇祯帝都以为有些无辜，温体仁却绝口不提缓刑二字，徐兆麟终被处决。崇祯8年（1635）为皇陵被毁君臣共同修省，其中一项措施是宽免部分在狱中的犯事官员。吏部为此提出了一个100多人的名单，温体仁拟旨却只同意释放十几个人，崇祯帝感到相当满意。

　　温体仁在严刻对待朝臣方面处处与崇祯帝合拍，也有他故意用心逢迎的一面。此人虽然阴鸷刚猛，在讨好皇帝的问题上，却也不乏乖巧机智。崇祯帝很喜欢搞一套君威不测的小伎俩，处理人虽然总体从严，偶尔也会意想不到地从宽；有时候明明有话要说，却偏要朝臣们猜谜。对于这样一位聪明皇帝，作阁臣为他拟旨实在不容易。温体仁却摸到了一套规律，能够应付裕如。凡遇有言官等人建言可能有令皇帝不高兴之处的，内阁总是先拟一条“该部知道”的票拟，这代表皇帝的一种冷淡的中立态度。如果这个票拟被退回来要求重写，下一次就有分寸地加重语气，再退再加，直至皇帝满意为止。这样就既满足了崇祯帝独裁一切的权威感，又不至出现内阁重拟而皇帝宽容所引起的尴尬。这个成规直到温体仁下台以后仍然被后任的阁臣们尊行不移。

　　在猜谜方面温体仁也是一把好手。崇祯8年（1635）曹文诏死难，奉旨抚恤祭奠，曹文诏之子副总兵曹变蛟上疏谢恩。这种谢恩疏通常是最容易批旨的，但这一次内阁连拟四次都被崇祯帝发了回来。温体仁当时正好因事没有值班，其他人抓耳挠腮不得要领。还是等温体仁回来之后，仔细揣摸，发现崇祯帝在奉旨恤典的日期和谢恩疏的落款日期上各点了一个点，才弄明白。原来曹变蛟为了父亲的恤典差人上京活动，得知事情已经办妥就连忙谢恩，却忘了谢恩的日子竟在颁旨日子之前，露了马脚。温体仁于是拟旨诘问其故，立即就被通过了。崇祯帝专好在这些无关宏旨的小事情上玩弄他那无以伦比的小聪明，而他的小聪明又只有温体仁的小聪明才能领悟，才能欣赏，无怪崇祯帝要把他当作一个难得的知音。

　　认真对比之后就可以发现，崇祯帝与温体仁这君臣两人，虽然地位悬殊，经历各异，年龄上又差着30多岁，【温体仁生年未见史载，但其堂弟温璜有《寿家少师六帙序》文，见《温宝忠先生遗稿》卷1，体仁崇祯9年（1636）十月晋少师，11年（1638）七月卒，则其生年当在万历5年（1577）至7年（1579）之间，长崇祯帝31至33岁。】但在性情气质上却颇有些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洁身自好、刚愎自用、刻薄残忍又好用聪明。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契合，才是他们君臣遇合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