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崇祯帝来说，任用温体仁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温体仁无形之中成了代他受过的替罪羊和挡箭牌。崇祯帝的刚愎自用和刻薄寡恩一直是士大夫们极其不满的，但在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根本不允许对于皇帝进行人格方面的批判，即使在心中想一想也有大逆不道的腹诽之嫌。因而历代的朝臣们都倾向于把皇帝的自以为是和残虐臣下归罪于他身边的重臣，对于皇帝的极度不满也就有意无意地全部发泄到那些被指控为“奸臣”的重臣身上。这种意识甚至渗透到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中，李自成在《永昌元年诏书》中对明末政治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却说“君非甚暗”，“臣尽行私”。明代公认的最著名的奸臣严嵩和温体仁，分别在两个最刚愎最严狠的皇帝嘉靖帝和崇祯帝时期充任首辅，显然不是偶然的。严嵩和温体仁从总体上说都属庸才，为了邀宠固位而阿顺皇帝意旨，也可以说是佞臣，但说是奸臣却过分了。因为在嘉靖帝和崇祯帝这样的“英明之主”面前，他们唯唯诺诺尚觉心怀悸怖，哪里敢耍聪明搞什么奸谋诡计呢？

　　朝士甚至普通百姓对于温体仁的恶意，正是随着他们在潜意识中对于崇祯帝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而日益加深的，在崇祯9年（1636）前后形成高潮。这时候，朝野上下无不切齿痛恨温体仁这个奸相，并且把朝廷的每一项恶政都当作是温体仁的杰作。言官庶臣只需上疏把温体仁不负责任地痛斥一番，就可以扬名天下；卿贰大臣凡敢于公然同温体仁作对的，都能博得一个公忠义烈的称号。崇祯7年（1634）会试，温体仁任主考官，有个参试的举子名叫漆园的，竟敢在考卷中借题发挥，暗剌温体仁不恭不敬。批卷的房考官文震孟见到这样的文章大喜，批语：“伸眉抗手，想见其人。”温体仁明知是在骂自己，还是沉住气选取了漆园。只是在考试之后才在内阁中抱怨说：“外人说我们要进考场收几个门生。我们今天的地位，也靠不着门生了，何况考场里就有人骂我。”同僚们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他那篇八股末尾专讲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岂不是骂人？只是本房批了‘伸眉抗手，想见其人’，哪里敢不取他？哪里敢不取他？”

　　这大概说明，温体仁自己也明白是在代君受过，因而颇有些无可奈何。但他能对种种恶语相伤泰然处之，心胸也还是够宽阔了。只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却从来没有被舆论认可过，反而纵容了对他的攻击谩骂。京城中恶少根据时政编了一付对联，因为礼部尚书黄士俊是丁未科状元，左右侍郎孔贞运、陈子壮分别中过榜眼和探花，一部三位主官恰巧是三鼎甲，传为美谈，所以上联是“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黄、孔）”，虽略带谑虐，不失好意。下联却很不堪入目，用的是几位阁臣乡籍的协音，温体仁乌程籍、归安人，王应熊巴县人，吴宗达为人圆滑无争，被称为篾片，因此说“内阁翻成妓馆，乌龟（归）、王八（巴）、篾片，总是遭瘟（温）”。因为解气，这付把内阁称作妓院的对子在京城内外广为流传，阁臣们听到了也只能苦笑置之。

　　崇祯9年（1636）和10年（1637），京城里还出了两件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件新闻是被重处的滋阳知县成德的母亲，在崇祯9年（1636）年末连日在长安街上等着温体仁的轿子过来，见到了就用砖头石块乱投，并且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在长安街上看老太太对当朝首相乱投乱骂，一时成了京中特别有意思的一景。崇祯帝也知道了这件事，特意为温体仁加派了50个卫兵，却也不愿意同一个撒泼的老太太大动干戈。另一件新闻发生在第二年春天，是南京新安卫千户杨光先进京上言攻击温体仁。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还随身用车拖来了棺材，以示必死之志。于是京城哗然，赠诗赠文的争先恐后，把他带来的棺材上都贴满了。崇祯帝痛恨他的哗众取宠，命令对他廷仗80，发配到辽西极边。据说行杖的时候，观者如堵，全都为他大念阿弥陀佛。

　　身为国家第一大臣，温体仁可谓丢尽了体面。崇祯帝对于这一点却好像并不太在乎。他似乎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温体仁的被攻击、被侮辱，有几分代自己受过的意味。但这种事情不好言明，所以他虽然一直对温体仁百般护持，对于朝臣过分的攻击也常常小有惩戒，但总体上还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不愿再为温体仁树立更多的势不两立之敌，也不愿引火烧身，把朝臣的恶意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只有当大小臣工们在攻击温体仁时夹枪带棒，把矛头暗中对准皇帝的时候，崇祯帝才会认真恼怒起来。

　　像绝大多数皇帝一样，崇祯帝很讨厌臣子们对自己提出批评，也就是所谓“进谏”。但在儒家的传统意识形态中，乐于纳谏、勇于纳谏又是一个贤明君主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为此，历来的专制王朝都专门设立了一套言官系统，以进言为其专责。明代的言官系统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由都察院统辖的御史们，分属十三道，总计100余人；另外则是各自独立的六科给事中，约50人，两者合称科道。原则上说，御史主要负责监视群臣，是监察官；给事中主要负责监督皇帝，是谏官。但明末科道大体合流，在朝都以言事为主，因而统称言官。言官的职责就是言事，而且可以风闻奏事，用不着负责任，因而在每天数不清的本章中总有一部分言官的奏本，其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朝政的或温和或激烈的批评。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圣君，崇祯帝不能不经常要听任言官们说三道四，但在骨子里他却对言官们厌恶之极。明末官场上把言官称作乌鸦，说他们只会哇哇乱叫，实为不祥之兆。崇祯帝也深有同感。太子开始读书后，他就常让太子陪他一起阅读本章，以便使太子早早了解朝政中的精微奥密。在看本的时候他告诉太子：“凡阅读科道的本章，必须明确其中的用意，或是为了讨好他人而荐举，或是为了树立高名而救援，这才是他们的本意。至于表面上的那些铺陈，娓娓千言，只是虚张假借，可不要被欺骗了。”这些话正是他对于言官的真实想法。

　　出于对言官的厌恶，他除了采取像对张寿祺的本章那样干脆封锁住其言路的办法之外，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对于真正冒犯了他的言官发一次威风，以抑制他们的嚣张。在崇祯9年（1636）的八月，他就又发了一次这样的威风。

　　这年七月，围剿农民军的形势本来很不坏，洪承畴和刚刚上任的陕西巡抚孙传庭分率所部在陕西周至同高迎祥农民军作战，因为叛徒出卖，高迎祥被俘获。由于高迎祥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巨贼”，这个消息使得崇祯帝和整个朝廷大为振奋。按照崇祯帝多年的梦想，活捉了高迎祥这样重要的人物，本来应该举行隆重的献俘大典，以振军心士气，同时也让自己大为开心一次。他也发出了旨意，要将“贼渠解京，著择的当员役，沿途拨兵严防，毋致疏虞”。但京师出现的紧急军情却使得这件事情延误了。

　　在俘获高迎祥的好消息传来之前，已经先有了清军再次入塞的坏消息。这是清军第三次进入内地了。六月末，由皇太极之弟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领的10万清军由北京西北的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县北境）毁边城入关，然后沿延庆、昌平一线直逼北京，大有己巳年横扫畿辅的势头。七月上旬，京师开始戒严，崇祯帝一面命文武大臣分守城门，一面传檄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处兵马火速入援京师。幸好这一次清军入塞，志不在攻打北京而在抢掠京城周围的人口财物，在京城附近一扫而过，就连克房山、固安、文安、永清、定兴等畿南州县，然后又转过头来攻陷了京东的顺义。京城没有受攻，使得崇祯帝精神稍定，他看到对敌的将帅个个畏缩不前，不能用命，决定再派太监外出监军。他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势不得已，曾经对阁臣说：“派遣内臣出京监军，全是当天就出发的；而新任的添设兵部侍郎张元佐出镇昌平，受命三天却还没有动身。怎么能怪朕任用内臣呢？”但他毕竟对朝臣的抗议有所顾忌，因而这一次尽量不事声张，悄悄派遣，希望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朝臣们也不要再毫无道理地争论不休。

　　但皇帝的这份苦心却还是没有被朝臣谅解。八月初，河南道御史金光宸上疏攻劾在外督师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和镇守通州兵部侍郎仇维桢，说他们报捷叙功首推监视内臣，是别有用心，并且义正辞严地请求罢去所有督军内臣。这一次崇祯帝真的被激怒了，对文臣昏庸武将怯懦的痛恨，对言官的厌恶和自己一片苦心不被理解的怨艾，一起爆发出来。

　　十七日，他在平台召对大臣，特地也召来了御史金光宸。召对开始的时候，突然风雨大作，侍立在屋檐以外的太监们只好用袖子遮挡飞溅下来的雨水，以免弄湿了中左门内的殿堂。崇祯帝厉声喝问金光宸为什么借题发挥，沽名钓誉。金光宸却强硬地说：“皇上因为文武诸臣不能实心任事才委任内臣，臣却以为任用内臣只会使诸臣更加推诿不负责任。”崇祯帝本来是想重重处罚金光宸的，但突然一个炸雷轰下来，好像要打在他的御座上。他似乎有些心虚，沉吟半晌才说：“你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就没有再行追究。第二天传下旨来，金光宸只被降3级调用。朝中都在传说，金光宸是靠着上天的保佑才得到幸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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