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四年》里这样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短短数十字，即提炼出“多难”与“兴邦”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可不叹古人思维的精辟。

    其实，中国古籍里向来不缺这种“得”与“失”、“安”与“危”、“福”与“祸”的历史辩证思维。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等。

    然而，“多难”与“兴邦”之间不是“种豆得豆”的关系。正如辩证法里所讲，矛盾对立的双方必须经过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转化。“多难”与“兴邦”斗争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更加深重，也可能如凤凰涅磐、浴火重生，更加兴旺昌盛。而要实现后者的升华，具备特定的条件，至关重要。

    “多难兴邦”的前提是灾难发生后的冷静思考。思考什么？思考怎样抢险救灾，思考怎样灾后重建，思考怎样抚慰人们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的心灵。而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会发生灾害，要反省人类行为与灾害频发之间的因果关系，要考虑怎样防患于未然，尽量减少灾害的发生。

    “多难兴邦”实现的关键是人心。这种人心，亦可理解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气质或品格力量。如灾难发生后，只知一味地哭天抢地、怨天尤人，并从此萎靡不振，灾难只会加速国家、民族的衰落、破败。而如果能将生死关头迸发的求生本能汇聚成万众一心的坚强意志，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转化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坚定决心，则国家、民族将会在灾难面前越挫越勇，昂扬奋起！

    恩格斯说过：“每一次灾难都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这一点，对于泱泱华夏文明，更是如此。中国自古就灾难频发，撇去人为祸乱不说，洪水、干旱、冰雪、沙尘、蝗虫、瘟疫，几乎从未断绝过。然而，华夏文明这棵奇葩却依然青葱依旧。

    为什么？

    我想，很大程度应归结于儒家文化推崇的内心深处的自我反省。曾子认为，人应当每日“三省吾身”。“省”什么？顺境时，省时势、省不足，居安思危；逆境时，省原因、省教训，引以为鉴。

    “多难兴邦”，固然能在灾难发生后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其并不会必然发生。振奋之余，也应当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