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刚明求治（1） 

　　崇祯7年（1634）甲戌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三月十五日，通过了会试的贡士们照例入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这是一次大典礼，文武百官都身着斑斓的礼服跪在丹墀上，黑鸦鸦的一片。崇祯帝庄严地坐在皇极殿（太和殿）的御座上，等着群臣们一拜三叩的仪式完毕，才见到礼部官员引导着300多名贡士们鱼贯而入，按名次排列在大殿外面。

　　当年唐太宗策试士人，见到天下学子中的佼佼者们鱼贯而入的时候，曾经极为得意地说过：“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此时的崇祯帝却并没有那样的好心情。朝廷以科举取士，重用科甲人才，是明代的祖制。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要职差不多被清一色的进士占据着，就连手握重兵，相当于大军区司令（而且兼管地方行政）的各处总督也是清一色的进士出身。但崇祯帝在自己执政的这几年间却深深感到，那些堪称八股文能手的进士们、翰林们，在处理实际军政要务的时候大多是些昏昏聩聩之辈。他很想在自己亲手考选的进士中挑出一批干练的人才，但面对着这一大群神色拘束紧张的书生，他又很怀疑其中是不是真有干城栋梁之才。

　　前一天才紧急刊印出来的“策问”考卷下发到每一个贡士手上，考生们连忙浏览一番，全都表现出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有的朝同伴们递送着不解的眼神，有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这篇“策问”试题中一连提了9个问题，出语严峭无华，却大多切中时弊，劈头第一问就说：“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如今士风不正，欲求无边而见识短浅。想要正士风以复古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从理论上讲，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次考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监考，亲自阅卷评定名次，因此进士们都得意地自称是天子门生。但长期以来，明代的皇帝们大多对朝政毫无兴趣，因而所谓主考只是名义上的，有的皇帝仪式性地在考场上露一下面，有的则根本不出席，全部事宜都交给内阁大臣去处理。只有事必躬亲的崇祯帝才每次殿试必到，而且每次都认真地直接过问考试的各个环节。殿试时间较短，通常只考策论一道，就是根据皇帝提出的“策问”回答自己对于一些治国大政的意见。这相当于试题的“策问”通常也是由内阁拟出两三种再由皇帝挑选，大多空泛无实，贡士们也是以空对空，写上些歌功颂德的话交卷，反正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全体参加殿试的贡士都能得到一个“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或是“同进士出身”。

　　因为有这样的传统，这一次参加殿试的贡士们早就通过各种关系从内阁里套出了原拟的两道“策问”，事先写好了两篇洋洋洒洒的空洞文章，准备在殿试的时候誊写一遍就交差过关。谁知道，崇祯帝这一次对内阁所拟的两道“策问”都不满意，于是自己重新作了一篇。

　　虽然只是一篇试题，他却实实在在是有感而发，因而这篇“策问”很清楚地反映出他在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和对时事的看法。这篇300多言的“策问”共有9问，可以归结为5个方面。最初的一问表现了他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极度不满，在他看来，官僚们在整体上已经腐败之极，士风败坏，庸碌无能，对此非彻底整治不可。但用什么办法才能重振士风，使得官僚们勤廉兼备，德才并茂，他自己心中却毫无成算。除了端正士风之外，“策问”中提出的问题还包括抵御外患、消弭内乱、治理财政和破格用人。对于每个方面的问题他都正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指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贡士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外患，他认为满洲本来只是属夷，地域狭窄，人口稀少，但一旦对本朝发起进攻，竟然势不可挡，实在不可思议。对内乱，他以为流贼与天灾互为因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于财政他讲得比较具体，说是流寇蔓延，兵事孔急，国库空虚，粮饷不继，进言的人却不考虑国家大局，总是要求减免税收。人民是国家之本，朝廷怎么会不怜恤呢？但又要恤民，又要养兵，两全之策却不知是什么。最后他特别提到：唐、宋时代文职武职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区别，国初的时候用人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而现在却成了牢不可破的规制，这种压抑人才的陋规非改不可。

　　贡士们常年潜心于八股文，对这些重大国政当然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他们在皇帝眼睁睁的监视下才发现，题目同原来打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一时心烦意乱，文思全无，定了好一阵神，才硬着头皮各自应付了一篇，交卷。

　　崇祯帝自己对这篇“策问”却是极其郑重其事的。国事日趋艰难，心中毫无成算，他很想通过候补进士们的集思广益找出这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能发现几个人才俊杰，以便让自己的帝国由乱而治，重新昌盛起来。因为有过很高的期望，见到那些言之无物的“策对”答卷就更叫他失望。内阁在初评后按规定把12份最好的考卷标定名次进呈御览，崇祯帝把这些“策对”仔细研读了一遍，觉得竟没有一篇能让他满意。难道天下人才真的枯竭到这种程度了吗？他仍然不甘心，让内阁再选一些比较好的送进宫来。辅臣们只得又选送了12篇。仍然不好，但其中的一份总算针对“策问”中的问题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打开弥封一看，是河南杞县举人刘理顺。崇祯帝只好矮子里拔将军，把这个刘理顺钦定为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实这位刘理顺也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关系少没门路，在殿试之前没有探听到内阁原来拟定的试题。因为本来没有特别的准备，见了崇祯帝亲自出的“策问”反而不紧张，从容抒写，竟中头魁。有些时候，老实人并不吃亏。

　　这次小小的殿试制度改革，只是崇祯帝在执政期间所进行过的无数次革新尝试中的一次，而且也像他所进行的一切革新项目一样，丝毫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他御极已有7年，一直痛切地感到朝中无人才，天下无人才。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们也确实是无用的居多。明朝特重科举，科举考试又只重八股文，引导大批士子终身读经制艺，头脑中除了程朱理学的一套性情义理的教条之外空空如也。这就造成明代各级官僚和士人只会空谈天理，极少政治、经济和军事才能。《明史》上说：“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是很公允的评价。空谈之余，在士大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德”轻才，重义理轻实际的意识形态至上的风气。东林党人总体上比较清廉正派，为了他们自认为的正义也曾轰轰烈烈地流血牺牲，但其中却很少有干练的政治家。而且这个政治派别的最早起源恰恰是同反对干练的政治家张居正有关。在一次讨论京城防御清兵的时候，有人提到使用西洋人汤若望教习的火炮部队，天下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左都御史刘宗周竟然说：“汤若望向年倡说天主邪教，蛊惑人心，堂堂中国，止用小技御敌，岂不贻笑天下！”而朝野中的士人竟也对刘宗周的凛然正气大为折服。

　　崇祯帝在即位之初就对朝士们的迂阔无用早有领教，随着国家危机的目趋严重，他对于大臣们的失望也越来越强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在文官制度方面也进行过多种革新的尝试，崇祯七年（1634）前后推出的就有：从知县、推官中选拔人才入翰林院；不拘资格任用科道；内阁大学士兼用朝臣和外臣；破格起用特殊人才等等。这些改革大体是为破除多年来用人只重进士、进士中又特重翰林词臣的陈规。因为进士也罢，翰林也罢，只不过是《四书》烂熟，文章优秀而已，并不见得就有经邦治国之才。而明代历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既压抑了各方面的人才，也使得政府高级官僚长期脱离实际，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崇祯帝一面命令直接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地方官员中选拔人才任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以改变翰林院的结构；一面从没有翰林经历的官员，特别是由知县、推官起家的官员中遴选内阁辅臣。崇祯八年（1635）他首次任命知县出身的张至发为内阁大学士，以后任用的地方官出身的阁臣还有薛国观、程国祥、范复粹等数人，其中张至发、薛国观、范复粹都作过首辅。

　　崇祯7年（1634）同样是武选的大比之年。明朝的科举制度文武并行，武科同样有生员、举人的名目，武举还3年一次参加会试。但由于明代一向重文轻武，武生、武举的社会地位根本不能与文科的秀才、举人们相比，而且武举通过会试后也只是酌情授予武职，不给进士的名分。在天下刀兵纷纷，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况下，崇祯帝觉得，这个武选的制度也该改一改了。

　　还是在崇祯4年（1631），武举会试，武场考试中能挥动百斤大刀的只有徐彦琦和王来聘两个人，但发榜时徐彦琦却因为文场考试成绩不佳而没有中选。崇祯帝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大为恼火，天下军情孔急，正是需要将才的时候，而主试者却还是固执于重文轻武的旧规，选拔武士居然也以文章为主。他把主考的两位詹事府词臣杨世芳、刘必达逮捕严办，同时下令重新举行会试。这一次的做法以后成为定例，武会试以刀马骑射的武艺为主，文辞为辅。为了提高武科的地位，崇祯帝还决定从这年起，武会试之后增加殿试，同文科一样授予中试者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另一个能耍大刀的王来聘于是成为明朝的第一位武状元，当即被授予副将职衔（在武职中仅次于总兵官）。

　　即便能耍得大刀，射得好箭，也未必就真是将才，何况武场的考试积弊多年，管理松弛，从来等同儿戏，耍刀射箭的武艺也不见得是真的。崇祯7年（1634）秋天的武选会试就搞得乌烟瘴气，第二场考步射，正赶上刮起了大风，射中的极少，监试官就提请只要中一箭的都算合格。有人说，考骑射的场面更加令人吃惊，许多人都是让仆人牵着马跑到靶子前面，用手把箭插在靶子上。如此武艺怎么能对敌作战呢？因而崇祯年间偶有一两个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行伍部卒出身，很少有武举、武进士起家的。这一番武试革新同样毫无成效可言。

　　在用人的风格上，崇祯帝确实有些不拘一格的特点，而且一直在探索着通过科举、词林、科道以外的非常规途径网罗人才，一直尝试着文才武才并重、科第保举并重、朝官外官并重等一套新的用人办法。从明朝选官用人制度的弊端来看，他的这个思路还是很正确的。但他本人实际上根本就缺乏统筹安排进行制度改革的能力，而且又自以为是，从来没有组织得力班子作过周密的筹划，只是凭着一时的激动随意降旨。对各种破格使用的人才，他又很少认真进行过周密考查，更谈不上长期培养。而一旦印象改变，罢免的时候也极轻易。因而崇祯时期用人极多，用人途径极广，真正有用的人才却没有几个。另一方面，用人制度的改革势必会侵犯朝官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使得君臣之间更加离心离德。因此他的用人改革想过无数办法，坚持了许多年，但徒然增加了朝政的混乱，却始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