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挤走了闵洪学，算是在与温体仁的斗争中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但他自己受到的损伤也不小。一方面是他这次与东林联手，使得崇祯帝也对他产生了勾结东林谋求私利的疑心。另一方面，温体仁和他的党羽们通过这件事情对他恨之入骨，更坚定了整垮他的决心。还有，就是东林方面的人士见到他并没有能把温体仁驱逐出内阁，对他的能力和人格再次感到失望，也不想再同他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周延儒的处境就相当艰难。温体仁却在这个时候使出一个非常阴险的招术，终于将周延儒打倒了。

　　崇祯6年（1633）初，温体仁不再用亲信的言官，而是请一位在宣府监军的太监王坤上疏对周延儒进行了一番系统攻击。崇祯帝在刚刚即位后就撤除了全部监军太监，一直被朝臣和士民们当成英明天子善政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随着他对朝臣的日益失望，到了崇祯4年（1631）秋天，这种引起官僚层极大不满的太监监军制度又被恢复，而且派遣人员之多超过了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朝臣们当然要集体抗议，崇祯帝却咬牙坚持，表示自己出此下策实在是由于文武百官太无能太腐败。君臣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始终没有真正和缓下来。温体仁明知道，在这种背景下，由一位太监攻击首辅，必然会遭到大多数官员的不满和抗议，但这种抗议却一定会激怒皇帝，使得在朝官舆论中得到支持的周延儒在皇帝那里彻底失分。对于这样一条巧妙曲折的毒计，不论是周延儒和朝臣们还是崇祯帝本人，都没有看透其中的奥秘。

　　温体仁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同宦官的关系一向很好。因为太监们是常随皇帝左右的，一句悄悄话对于皇帝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全体朝臣的集体启奏还大。崇祯帝自认为是从来不受宦官影响的，对掌管国事的太监们也非常严厉，但他实际上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着极大的影响，温体仁对这一点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平时在内阁，哪怕是一个最没有权势的小内侍来传话办事，他也总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在其他场合他并不招摇过市地同太监们交往，但时刻不忘恭谨二字，不少太监对他都颇有好感。太监王坤同他的关系显然已经不只是好感了，其中的内幕不得而知，但温体仁在攻劾周延儒的过程中做了手脚，却是满朝皆知的。

　　果然，朝臣们对一个宦官指摘首席大学士表现了几乎是同仇敌忾的愤怒，以为这使得整个文官官僚集团都大丢面子。新任的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全体卿贰大臣上疏说：“陛下博览古今，曾见过有内臣参论辅臣的吗？从今以后，廷臣都将拱手屏息，这难道是盛朝气象！臣等失职，请立赐罢谴。但不忍心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让后世万代指责。”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还独自上奏：“近年来内臣参劾朝臣越来越多，朝内则参给事、御史、各部司官，朝外则参总督、巡抚方面大员，进一步又参部院卿贰大臣，现在参起辅臣来了。臣以为，这太出格了！”崇祯帝却认为这是朝臣们借机发泄对自己任用内臣的不满，也果真气恼起来，决定同朝臣们斗上一斗。

　　第二天是二月初八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和各部院尚书、侍郎、都御史等高级大臣。首先让王志道出班，对他说：“王坤的劾疏，已经有旨责他轻率妄言，为什么还要牵扯许多？说是内臣参的就处分，参内臣的也处分，这样说来，所有被惩处的官员都是因为内臣，这个朝廷上也没有别的政事，都是内臣了。全是诬捏！”而后又插七插八举了一大堆近日处分朝臣的例子，说明都是罪有应得，并非为了宦官的缘故。又说：“你们不自己检查反省过失，只是揪住内臣不放，无非是借一个题目，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这是怎么说？”

　　王志道只得回答：“王坤疏劾辅臣，举朝惶惶不安，都是为了纪纲法度担忧，并非为了朝臣自己开脱。至于臣疏中不能详慎，语多谬误，罪当万死。”

　　崇祯帝却没听清楚后面那句话中说的是语多什么，就问周延儒：“是说什么？”周延儒代为答道：“谬误。”他就接口说：“又有这许多谬误了。你在朕前说谬误，写在史册上就不谬误了？多少关系国家大计的事，从来不发一言。如今使用内臣，不利于你们在外作弊，恰有王坤一疏，就张大起来，有许多话说。故意借个题目，挟制朝廷不便处分，你真是奸巧之极。”他越说越觉气愤，越说越觉痛心，转而对诸臣说：“文武百官，朕未尝不信用，可是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才差内臣查核，原是一时权宜之机。你们外臣如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一时声色俱厉。

　　朝臣对于皇帝的发火无可奈何，周延儒跪上前去劝解说：“王志道并非专论内臣，实际是谴责我们内阁溺职。诸臣不能尽心修职，以致封疆多事，寇盗繁兴。皇上万不得已，遣出内臣查核边防，原是一番忧勤图治的苦心，屡次上谕很明确，外廷都知道。人们对皇上无不钦佩敬服，只是臣等罪状多端，所以外廷都来责备。”崇祯帝的脸色这才好看一些，沉思了许久才说：“王志道疏中诬捏款项还没有说尽，本该捉拿问罪，念在辅臣申救，起去候旨吧。”当天有旨下来，王志道革职回籍。

　　这次风波虽说暂时过去了，但崇祯帝对于周延儒还是起了疑心，觉得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才纠集群臣在任用内臣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为什么要这样急于保护自己呢？显然是真有隐藏很深的亏心事，生怕暴露出来。根据这个逻辑，崇祯帝认真对周延儒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那个王坤本来在劾疏上只是侧面攻击周延儒利用职权，选拔了一个并没有真才实学的连襟作状元，仍然是一套过时的老话。但此时见到皇帝认真要查，就又搜集了一大批有关周延儒的罪行材料，共有20多条，有纵容仆从，招权纳贿，为害乡里，乱政误国种种罪恶，从大政方针到生活琐细无所不包，其中也有实有其事的，也有道听途说的，也有凭空捏造的，洋洋洒洒，真够周延儒抵挡一气了。

　　崇祯帝早已对周延儒有了成见，对于这些指控也是将信将疑。他又作了进一步调查，还把周延儒的一个门客叫李元功的抓进了锦衣卫监狱进行拷问。周延儒毕竟是一位当朝首辅，又是崇祯帝一手提拔上来的，崇祯帝即使现在对他也并不是全无好感，这些调查多半是在秘密进行的。皇帝显然并没有真下狠心，负责调查的锦衣卫衙门也就没有真下实力。因此调查拷问了许多日子，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周延儒的那些罪状大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查来查去，倒查出一条无关紧要的事情来：有人反映，周延儒自称“颇有回天之力（对皇帝的影响力）”，而且在背地里叫皇上是“羲皇上人”，实属大不敬。

　　所谓“羲皇上人”就是指太古之人，但一般很少有人用这个词。陶渊明在文章里说：“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是一种很潇洒的说法，或许有几分自嘲，却绝无贬意。状元出身的周延儒书读得多了，喜欢玩些文字游戏，把皇上两个字夹在“羲皇上人”里面，作为一种代号，多半是为了好玩，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崇祯帝却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觉得大臣，特别是像周延儒这样的亲近大臣，给自己起外号，简直不可思议，的确是有大不敬的味道。于是他抓住了这一条，反复追问周延儒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延儒真是有苦说不出，总不能说是为了好玩才给皇帝起个代号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就一直支支吾吾，不肯明白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依照惯例上疏乞休了，而且暂时停止入阁办工。他本来还以为这并不算什么大事，希望能得到皇帝温和的慰留，但没想到他的第三封乞休疏（照惯例就是最后一封了）却被在阁中当值的温体仁拟了“准予休告”的旨，而且被皇帝批朱通过了。于是这位年轻的首辅只能回家乡去“调养”身体。这时是崇祯6年（1633）的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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