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祯3年（1630）的下半年起，当初因为会推中没有列名而显得可怜巴巴的周延儒和温体仁，分别担任首辅和次辅，成为内阁中的主导人物，成了朝廷政务的核心。两个人曾经为了共同“争官竞进”一度联过手，但由于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得势后又不能不为各自的利益发展朋党，渐渐地变得势如水火了。周延儒少年得志，中年即成为首揆，是一路顺风的人物，因而外表虽然风流潇洒，机敏善辩，其实内在气质中却有很软弱的成份。他又已经身为首辅，同温体仁斗主要是为保住已有的位子，因而一直比较被动。温体仁则是个深谙世故的老牌政客，表面上待人一团和气，温柔可人，内心却阴险而决断。他一心就是想对周延儒取而代之，处处设计却尽量不留痕迹，常常令周延儒防不胜防。

　　周延儒是最先被崇祯帝赏识并被重用的，要取而代之就需要在君臣两方面下功夫，先在舆论上、感情上领先一步。温体仁很重视攻心战，也很善于攻心战，相比之下周延儒则差得远了。这从一些小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钱龙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遣戍，出狱临行前特地去拜会当朝的辅臣。周延儒对他说：当时皇上火气很大，几乎无法挽回了，我们几个费了很大力气才使皇上回心转意，（保住了阁下的性命）。钱龙锡当然非常感激，在见到温体仁时再次致意。温体仁却说：皇上当时并不是很恼怒。这件小事使得钱龙锡以及他的亲朋故旧都非常欣赏温体仁的为人忠厚，而对周延儒却颇有微辞。

　　在对待崇祯帝的时候，温体仁更是深深懂得为臣之道。他一直在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已的势力，但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他明知皇帝生性多疑又刚愎自用，于是采取虚实结合、扬抑并用的战术。凡是他想要荐用的人，总是先找别人举荐在先，而后自己才出面，免得被崇祯帝疑心；而对于想要排挤的人则故意做出宽容的样子，想办法触动崇祯帝的疑心，让崇祯帝自己动怒。周延儒虽然为人也十分乖巧，但常常乖巧在表面上，有的时候会让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察觉出来，时间长了就了些不太好的印象。

　　吏部和兵部两位尚书的决斗是关系朝中力量消长的大事，正在暗中较劲的两位辅臣不可能不参预进去，也不可能不把这次斗争当成一个发展自己实力，排挤对方的重要时机。因而在王永光与梁廷栋的斗争背后，一场潜在的辅臣之争也在激烈地进行。

　　周延儒是支持王永光的，他一直把王永光的势力作为支撑自己主持国务的重要力量。同时，他对于一直在崇祯帝面前很吃得开的梁廷栋也很有些敌意。但阴柔狡诈的温体仁却另有一番打算。他入阁才半年多，实力尚弱，但已经作好了驱除周延儒全面把持朝政的通盘安排。在表面上，他对周延儒很尊重很友善，实际上却在不露声色地拆周延儒的台。这一次他看到王永光因为多年长吏部得罪人太多，而且在皇帝面前的宠信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就果断地站在了梁廷栋的一边。这时候正好赶上周延儒主持会试，不在内阁，于是温体仁做主似了一道严厉申斥王永光的圣旨。一向以为是自己在操纵群臣和朝政的崇祯帝哪里知道朝臣之间还有那么许多曲折繁复的门道，一不小心就把温体仁所拟严旨批发了。根据传统，受到严厉申饬的大臣是不能安于其位的，王永光只能再三地请求辞职，并且终于得到了批准。

　　王永光在东林党人正面的大举进攻面前没有垮下来，却在梁廷栋与温体仁的阴谋活动中成了牺牲品，从此脱离政坛。

　　但梁廷栋的如意算盘同样没有得逞。赶走了王永光，他本人并没有顶替上去补为吏部尚书，那个位置糊里糊涂地被左都御史闵洪学占据了。闵洪学是温体仁的同乡好友，这次任吏部尚书也是温体仁荐举的，显然在驱逐王永光的事件中得渔人之利的正是温体仁。这以后，温体仁与闵洪学结为一体，阁权、部权合一，温体仁的势力逐渐膨胀起来，逐步压过了周延儒。

　　梁廷栋却因为是在驱王事件中冲锋陷阵的，既得罪了王永光的党羽又得罪了首辅周延儒，再加上他本来政治资本就薄弱，经过一番伤筋动骨之后更无法在朝中久留了。果然不久就有人弹劾他营私舞弊诸多实事，这一次在幕后主持的正是周延儒。梁廷栋无法与朝中大势力抗衡，最后被罢免，回原籍闲住。

　　靠着种种阴柔的办法，温体仁越来越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在朝廷中的实力也渐渐超过周延儒。但直到王永光去职，温体仁的亲信闵洪学当上吏部尚书之后，周延儒才意识到温体仁已经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周延儒仗着自己的首辅地位，也对温体仁的势力作了一些反击。王永光去职后不久，他先是搬倒了同自己作对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捎带着以为梁廷栋泄露消息为理由，把内阁大学士钱象坤也赶出了朝廷。钱象坤是温体仁的门生，尽管比温体仁先入阁，却一直以师生之礼屈居于温体仁之后。除掉这个钱象坤总算减少了温体仁在内阁中的一个重要内援。至此，内阁中两位辅臣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崇祯4年（1631）的所谓科场事件正是在这个背下产生的，暗中主持这次行动的也确实就是温体仁，当初他能用将近十年前的一次科场事件整垮钱谦益，这一次就准备用眼前的一次科场事件除掉挡在自己前面的首辅周延儒。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成功，却为后来倒掉周延儒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年的年底，山东方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叛乱事件。原先属于毛文龙部下的一部分官兵在毛文龙被杀后各谋生路，其中很大一部分浮海逃到胶东，带头的是孔有德、耿仲明和李九成等人。负责胶东半岛防务的登莱巡抚孙元化过去多年任职辽东，对辽东部队比较有感情，就收编了他们，仍由孔有德等人统领。这支部队却为了主帅被袁崇焕无缘无故地杀死，对朝廷深怀不满，脑后的反骨并没有蜕化。十一月，因为辽东大凌河遭受后金围攻，形势吃紧，孙元化奉命调孔有德部从旱路增援。队伍走到吴桥（今属河北），因为天降大雪军食不足而哗变。孔有德带着部队一路向回杀过来，攻陷了山东的陵县、临邑、商河、青城、新城等县，长趋进入胶东，在岁末的时候围困了孙元化驻镇的登州城（今蓬莱）。

　　对于这次叛乱，孙元化一直主张和平招抚，朝廷一时没办法调集军队去剿杀，也只得先让孙元化招抚着看。直到叛军兵临城下了，孙元化仍然以为自己凭着老关系可以传檄而平乱，还是多次写信劝喻孔有德，没有把注意力全放在坚守拒敌上。崇祯5年（1632）正月，仍在孙元化军中的耿仲明在城里作内应，登州城破。孙元化自杀没有死，作了俘虏。孔有德看在过去的交情上，又把孙元化放了。孙元化逃到北京，不久就因致叛、陷城被逮捕，后判处死刑，处决。孔有德的叛军则在山东闹腾了足足一年多，到处攻城陷地，杀人放火，至崇祯6年（1633）二月乘船逃往辽东半岛，投降了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重要有生力量。

　　失事被杀的孙元化和周延儒是同科举子，过从甚密，关系极好。孙元化主张招抚，在内阁中主要是靠周延儒的支持。再加之周延儒身为首辅却对于孔有德叛乱一直没有拿出什么好的对策，朝中不少人就追究起周延儒在这次事件中责任。温体仁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也发动自己的党羽一起趁火打劫。一时间弹劾周延儒在山东问题上主抚误国的奏章有数十封，有人甚至风闻奏事，把一些同山东事件无关的事情也一起搬出来，说周延儒收受大盗神一魁的贿赂，力主在西北抚贼，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周延儒为自己作了辩护，崇祯帝也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全由周延儒负责，温旨劝慰，让他继续在阁中办事。但以崇祯帝一贯的作风，朝政中有大的失误，总是要由部阁大员承担责任的，众人指责首辅应该为山东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仔细想起来也不无道理，正好合了他的思路。前思后想，周延儒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为了自救，周延儒进行了最后一番努力。他决定先对吏部尚书闵洪学下手，以此来动摇温体仁的基础。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他只好去求助于那些喜欢在朝中兴风作浪的东林派言官。周延儒由于乡籍的缘故本来同东林党人的关系并不坏，在东林中也还有一些朋友，只是由于在崇祯元年（1628）那次会推风波中得罪了东林，才反目成仇。但相比之下，东林中人对于温体仁更为仇恨。周延儒让自己一派的吏部侍郎张捷等人向东林言官们表示，只要挤走了闵洪学，在内阁中驱逐温体仁可以由周延儒一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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