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通胀时代的生存


 本文是为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博士的新书《通胀经济来了》所做的推荐序



货币是谁的财富工具?

 

从经济学哲学的角度看,两百多年过去了,我认为马克思还是对的:“财富的本质就是时间”。——经济社会中的人们,用自己的时间(生命的片断)生产出了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然后通过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交换时人们对于估值能力(需要知识)、议价能力(需要资源)、时机(需要知识和资源)、宏观政策(博弈的重要一方)等要素的掌握,就成为投机获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我们认为自己还“拥有”时间,或者说我们可以透支自己或下一代的未来时间,我们就透支了经济增长或繁荣。赵晓教授在这本书中大胆地预言了“通胀”将不只是一种现象,“通胀作为一种长期政策”(货币供应量与价格及经济周期的关系)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用来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方式,我们将进入“泡沫化生存”的时代。——因为我们要财富、要繁荣,我们就很“幸运地”找到了货币和货币的创造。

金融危机被消灭了?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人们原先预测美国经济要经历一场大萧条,但后来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就像今天的中国经济一样是“V型”复苏。其背后是美联储持续不断地降低利率,向市场大量释放流动性,结果美国引发了一个比互联网泡沫更大的房地产与金融泡沫。赵晓认为,美国人是“用后一个泡沫托住了本来要崩溃的美国经济”。没有人愿意承受经济衰退的痛苦,所以全世界人民就以各种方式向各国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而政府也只能动用政策工具制造“泡沫型增长”。——就像J.M.伯恩斯在《领袖》一书所揭示的秘密“领袖是大众的领袖,领导者其实也是追随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知,我们都假装认为推迟泡沫就“可以”消灭泡沫。那么政府如何“消灭”泡沫呢?最快的方式的就是制造更大的泡沫。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拍了两个纪录片,《债务美国》和《时代精神》,形象地、很有说服力地调侃并揭示了美国政府和货币市场的“机制”。例如美国政府出现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危机,税收的速度又远远赶不上政府花钱的速度。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借钱;而如此巨大的金额,唯一可借钱的对象也只有作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因此美国政府就印了一些“纸”,并称之为“国债”借条),“押给”美联储;美联储能做的就是找来“另外一些纸”,印成“美元”,“借给”美国政府。——这样1万亿美元就流进了市场。加上货币乘数的作用,还有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放弃了“金本位”之后的“美元本位”)的全球流动性,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就十倍、百倍地“被创造”出来了…..

 

制造货币的另一种工具就是“土地”。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创造的“地王”,跟2007年性质上完全不同。赵晓教授分析了一些数据后认为:2007年的“地王”,主要是二三线的城市大量推地所致,是总价的“地王”。但2009年的地王,却是一线城市频频创造的单价“地王”,这是典型的泡沫标志。再如,2004年,上海在黄浦江边的黄金地段曾推出过一套当时全国最贵的楼盘,每平方米卖到11万人民币。据报从2004年至2008年,只卖出去3套,而2009110月却卖出去30多套。同期,上海大部分楼盘价格也都涨了50%甚至100%;而北京市场上,单价超过10万元的楼盘,也不乏可见......

 

2009年,不仅中国经济的复苏超出意料,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复苏同样也超出意料。2008年,从政府到学者普遍预测2009年经济会负增长超过3%,而实际上2009年的负增长只有1%多一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大量释放货币,不仅中国是货币极度增长,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也都如此。美国的利率降无可降了,国债也无法销售了,干脆就直接印了1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宋鸿兵先生在当年的《货币战争》一书中更为通俗地描述了“印钞机效益”和“房贷效益”所带来了的永久性通胀——“通胀”只是一个比较隐蔽的经济学术语,而背后的实质可能是特权或掠夺、可能是集体无知或自欺欺人。

 

“股神”巴菲特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的老师、价值投资概念的创造人格雷厄姆,曾自豪地称自己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大宗商品”作为“替代货币”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商品作为货币,其虚拟性和泡沫化已经很严重了,让格雷厄姆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通胀式的制度安排,是直接印钞票。更令人担忧是,互联网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将让“虚拟经济”更快地进入了人类社会,虚拟货币也已不再是理论术语而成为一种趋势性转向。在传播意义上,新闻传播学大家麦克卢汉在50年前就断言:“所有的技术都是媒介”,而不妨借用麦克卢汉的“泛实用主义”范式,我也预言:“所有的可交易物品,都是货币”。比如我们注意到,刚刚开始的“低碳经济”中“碳交易”市场似乎已经出现了! ——“碳交易”可以用货币来交易,当然也可以像“石油货币”一样用某种“碳指数”来交易!

 

谁在制造危机,中国还是美国?

 

赵晓先生提醒我们要关注钉住美元可能带来的输入性通胀风险。——美联储为降低高企的失业率而维持的低利率政策。美国经济虽然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不过这还不足以促使美联储上调利率。这将对美元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中国等货币钉住美元的国家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而美国的经济学家或政客们对于中国进行了极不恰当的评价,主流的声音是将美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撰文说:“中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金融和贸易大国。但是它的表现却和其他经济大国不同。它坚持重商主义的政策,人为保持过高的贸易顺差。在当今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这类政策,说白了,是掠夺性的。”据克鲁格曼的估计,中国的弱势人民币政策导致美国失去了140150万个就业职位,因为美国制造商很难抵挡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因而失去大量制造业的岗位;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等人也把2001年至2008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240万个归咎于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对上述观点,赵晓先生在书中进行了充分的否定论证和回应。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暂停了执行了三年的人民币逐步升值的政策,重新钉住美元。正如亚洲金融危机时,人民币维持不贬值一样,此次危机中国的汇率政策同样也发挥出稳定作用。通过钉住美元名义锚,确定进出口贸易的收益,防止了全球贸易的急剧萎缩,对于经济的快速复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呼吁人民币升值,最终实现如美元、日元及欧元自由浮动的声音,又开始喧嚣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创造就业的目标,就使中国对美国的持续经常项目顺差、继而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认为贸易逆差是造成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原因,而被低估的人民币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所在;相对地,中国则认为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源是美国消费过度而储蓄不足。这种争论无法决定下一场全球金融崩溃能否重现,但肯定会是下一场全球贸易战的关键因素或关键借口。

 

 

知识拯救和制度拯救

 

《财富的革命》是2006年的热门图书,作者托夫勒描述了三大深层的“新财富原理”,包括时间原理、空间原理和知识原理。——三大原理中,空间问题已经被人类相对“好”地解决了——汽车、轮船、飞机、互联网;而时间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缺陷。托夫勒提及了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和体制方面存在的、很难避免的缺陷,包括我们前文所讨论的“透支时间”的货币问题。而未来几十年,各国都需要思考这个“时间问题”;知识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应用和解决得较好。尤其是美国,其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80%来自知识服务业,同时,美国向全世界输出各类知识——科技、文化、包括娱乐。

 

借鉴一个当前的焦点问题。人类对于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采取的“低碳经济”策略,其实质就是“更多的知识、更少的物质”、就是“以知识换物质”、就是人类自身用“创造新知识,来解决旧知识所造成的问题”。我因此认为,处理金融和经济周期性危机问题也应如此。除了知识创新和制度改革,没有第二条出路。

 

赵晓也在书中介绍了“美林投资钟”的案例。——“投资时钟”是一种将经济周期与资产和行业轮动联系起来的方法。它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每个阶段都对应着表现超过大市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这种方法强调,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该投资不同的资产类别,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资产、获得更大收益。——作为一种避免投资损失或增加投资收益方式的“美林投资钟”,当然无法解决金融危机和通胀的问题,但作为一种知识创新的路径,我们可以借鉴的是,通过某种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人类也可以拯救自己、也必须自我拯救!

 

一件似乎是可喜的现象就是,美国和欧洲已经出现了一些服务型的电子商务网站,人们不是通过交换货币来交换商品,而是通过交换时间来交换服务。比如,我帮你做两小时的园艺,你教我一小时的数学。这是一种“去工业化”的趋势,也是服务经济将大行其道的一个征兆。——如果说“货币”就是用来帮助“货与货”交换的“币”,那如果交换的不是“货”,是否“币”也不需要了呢?我说这种现象“可喜”,是因为直接的劳务交易,可能不再需要货币。货币既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才出现的产物,那么在另一个阶段也可以让货币消失、或部分消失。而且,因为时间无法像商品那样“被储存”,这就导致了货币乘数作用在这种交易情形下无法发生。当然,这种现象是否可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常态现象,现在还无法预见,但这种方式可能“消减”了部分货币,而不是去“创造”更多货币。

 

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当公众在货币流通的环节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之后,货币的创造环节,话语权也将从国家向公众转移!——早在50~60年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 克就预言,“金融权力分散化的最后一步,就将是所有垄断之母——国家货币的私有化。要想实现这一过程,人们所需要打破的思维瓶颈就是,货币和汽车、冰箱、 马铃薯、金子一样都是商品。”

曾任美联储(中央银行)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在1990年就公开表示,“生产货币的中央银行完全属于20世纪,现在是结束中央银行的时候了。而且,中央银行一直被看做和被用做只是政府的融资手段,它已经不适合于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在哈耶克时代,“货币的私有化”还只是一种人与人更为平等的经济思想,今天的技术手段已经完全有能力来实现这一理想。连任过四届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 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2006年也预言:“21世纪的货币将会回归私人化。”虽然他给出的只是一个大体框架,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他。(2014年10月30日补)

   

另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是否足够?数学天才比尔-盖茨在2006年就明确地表示,今天的全球化、和所有社会领域相互作用的多样性,使得各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已呈“天文级数”、而不只是“几何级数”地“复杂化”了,人类知识已远远不能应对人类社会的“熵增式”无序运行

 

曾经担任过布什总统顾问的未来学家James Canton(价值中国人物专访,在《极端的未来》一书中也将我们的时代归纳成为五个关键词:速度;复杂性;风险;变化;不可预知。相比较而言,代表公众决策或行政的各国政府的政策,可能是最“确定的”、但是“最无力”的……最终的问题根源不全在政府,也在于人类知识的“整体无力”。今天,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知识化生存”或者“泡沫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