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希腊政府发言人证实，在当天晚间召开的欧元区峰会上，欧元区成员国领导人通过了希腊救助方案。根据方案，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联合向希腊提供救助，其中欧元区国家将以双边贷款的形式承担 “主要”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提供“相当大”的一笔数额。
这让自去年10月突然发生、持续至今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回首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金融泡沫发生的频率及其破坏程度令人惊异。从世纪初的科技泡沫，到2007年国际油价的飙升，2008年的次贷危机，2009年的迪拜危机，再到当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日子似乎很难消停。
危机来时忙于应付，危机过后陷于思考：是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危机？还是危机背后有身影作祟？这是人们一直感兴趣并且争论不休的。
身居幕后
一次次的危机，让一个身影逐渐浮出水面：高盛难辞其咎。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当年希腊迫切希望加入欧元区，但其预算赤字和负债率远远高于欧元区国家必须符合的标准。高盛为希腊政府设计了一套掩盖债务的方式：先由高盛以高利率借给希腊一笔钱，这笔钱不但不会出现在希腊的负债表里，还可以在账面上冲减赤字，使得希腊符合了欧元区的标准。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为了对冲希腊还不起钱的风险，高盛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与债务等值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保险。如果希腊不能还贷，德国银行将赔付高盛的亏损。
如果不是2010年希腊债务到期，人们还很难将希腊危机与高盛联系起来。可惜如梦初醒时，早已悔之晚矣。
不仅如此，以高盛为代表的华尔街银行家们通过一系列不受监管的金融创新一手制造了次贷危机。高盛先从房贷公司（如房利美和房贷美）收购大量的房贷契约，对每个契约的违约概率及不同契约违约的相关性进行测算，再经过复杂的数学模型的运算，将其打包分层为三个等级：低风险低收益(高级债券类，信用评级为AAA)、中风险中收益(中级债券类，信用评级为BB至AA)和高风险高收益(权益类，无信用评级)。这样的分层产品美其名曰‘抵押债务合约’(CDO)。高盛将不同等级的打包产品分别卖给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以至国外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又将买来的打包产品卖给其他金融机构，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持有关系。此外，为了对冲次贷风险，高盛又和AIG做了一种叫做‘信用违约互换’(CDS)的交易，来对高盛所持有的等值CDO产品投保。这样，高盛和AIG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赌博：高盛在赌高风险的分层产品会违约 （从而拿到赔偿金），而AIG在赌它们不会（从而赚取投保费）。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不惜血本也要拯救AIG：AIG一旦倒闭，高盛所持有的CDO将血本无回；救了AIG，高盛就能够根据CDS合约将用于拯救AIG的款项堂而皇之地揣进自己的腰包。据美国“商业周刊”披露，高盛从AIG公司获得了至少130亿美元的投保赔偿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批购买高盛发售的CDO产品的投资者遭受了重创，而高盛自己却安然无恙。
而始于去年11月底的迪拜危机中，迪拜世界未来5年到期债务名单中，高盛、高盛的盟友三井住友银行 （高盛同时持有该银行12.5%股权、三井持有迪拜世界2.25亿美元）、盟友巴克莱、花旗也都在列。高盛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石油期货交易商，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分析，高盛一直以来就是石油价格的背后操纵者。在迪拜债务危机中，高盛可以借机加强对迪拜商品交易所的石油定价影响力，以便稳固并增强其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
站到台前
如果说希腊危机中高盛还置身幕后的话，雷曼兄弟破产案中，高盛已站到台前。
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兰克费恩曾对金融危机中大批破产案形容道，如果你在海滩上遭遇海啸来袭，那么无论你是名奥运游泳选手还是一个小孩，这其实没什么区别———你都会溺水身亡。
但是高盛没有溺水，高盛集团不仅在历次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每次危机都使高盛取得丰厚利润后实力大增，目前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高盛具有如此高的能量和影响力？“我们只是运气比较好。”布兰克费恩在被问及有何经验可以传授时，多次这样表示。这个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好运气可以随机出现却是无法持久的。
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财长保尔森曾任高盛的董事会主席，美国金融机构万亿规模的救助方案正是在保尔森的主导下开展的。多名前高盛高管不仅在众多和高盛利益相联的金融机构中任职，而且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比如美林公司的CEO赛恩(JohnThain)，是前高盛银行家；AIG救助时期的CEO李迪 (EdLiddy)是前高盛董事总经理，是保尔森指派出任的；曾任新泽西州参议院并刚刚卸任新泽西州州长的JonCorzine曾跟保尔森共同担任高盛董事会主席；美国现任财政部人力资源主管帕特森(MarkPatterson)、现任财长盖纳特，都与高盛渊源颇深；甚至在在世界范围内，世界银行行长、加拿大和意大利央行行长都是高盛培养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高盛集团已经占据了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的重要职位，其触角甚至触及到了全球金融机构的要职。对于这样一个集全世界财富、权力、智慧、谋略为一身，拥有方方面面深厚的人脉关系的金融机构，还有什么是它不能影响到的呢？
跟与高盛有着紧密关联的其它金融机构不同，雷曼历来是高盛在固定收益和房贷市场上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其以CEO福尔德(DickFuld)的特立独行和刚愎自用而著称于华尔街。这也就不难解释2008年保尔森抛出了一系列大手笔的救助方案：先是3月份救了贝尔斯登，6月份救了房利美和房贷美，而后9月份又救了美林和AIG，而独将雷曼兄弟排除在救助之外了。以至于雷曼CEO福尔德在国会听证会上理直气壮地质问保尔森的一个问题，保尔森一直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是惟一没被救助的？’(Whywearetheonlyonenotsaved?)如果不是出于打击竞争对手排除异己的目的，相信保尔森实在做不出其它解释。
走向何方？
布兰克费恩在一次银行业会议上曾公开承认，金融危机爆发前，银行对于自己售出的一些对社会无益的产品失去了控制。他说，“银行业让新工具的增长和复杂程度，超出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效用以及掌控它们的操作能力。”一些产品已变得太过复杂。“我们应该对金融体系负责，这就要求我们，如果客户的需求及市场的利益能够用公开交易的标准化产品来满足，就不应当选择非标准产品。”
金融衍生工具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人们有效规避价格、利率、汇率等变动风险，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现有金融衍生工具品种繁多、交易复杂且多属场外交易，难以监管，也容易产生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被那些创造者用来过度投机牟利的情况下，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本世纪初，在高科技泡沫破裂之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在多次降息的同时，放松了金融管制。一方面，降低信用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向信用等级低的借款者放款；另一方面，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的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为扩大利润来源不断设计结构复杂、高杠杆的衍生品提供给客户，对冲基金大量涌现。信用衍生品交易规模在近年来飞速扩张，逐渐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在衍生品市场日益发达、各个金融市场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市场的过度反应、投资者信心的动摇会波及金融市场全局。
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贝尔斯登被收归摩根大通，华尔街排名前五的投资银行只剩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家。两家投行申请转为银行控股公司，2008年9月21日晚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批准这一申请。转变身份后，高盛和摩根将能够设立可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从而改善资金状况，并可永久性地获得从美联储申请紧急融资的资格。
经历了这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后，传统的投行业务已走向现在的多元化发展，以前的纯投行模式不会再回来了。
这给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开放、因此躲过金融危机一劫的中国金融业很大的启发。
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是显性的、可控的，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为适度的水平。2010年，中央政府预算赤字8500亿元，加上中央代理地方发债2000亿元，全国预算赤字总共10500亿元，预计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的比重只在 20%左右。但是，在政府预算账本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的隐性债务。有报道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规模2009年9月底已达5万多亿元。有人预计，到 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将达到11万亿元。这种不断膨胀的潜在风险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控，这样才能保证财政经济持续健康的运行。
目前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是没有均衡、没有自由竞争的，有的主要是大资本的垄断。要警惕国际投机资本的操纵。不注意这点，中国也终究逃不过金融危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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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正平，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CMC）,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企业管理学会理事,多家企业管理顾问。 业务专长：企业战略规划、企业文化、人力资源体系、营销体系、规范化管理等方面。 力主推行“用具有实践经验的团队、做具有实效的个性化方案、推动客户实践管理变革”的咨询理念,形成了“贴身服务、深度参与、挂职推进、长期合作”的咨询模式,成功主持实施管理咨询项目上百个。 代表著作《民企瓶颈》、《战略咨询实务》、《企业规范化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