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后北京接连诞生3个地王，楼市泡沫俨然不可遏止的态势。在大家都批判高房价和高地价，情绪高涨的时节，《环球时报》一篇署名卞洪登的分析文章依然用非常冷静、理性的态度和坚实的数据告诉大家，房地产还有30年的黄金期。一枚硬币总有两面，稍晚的《21世纪经济报道》署名尹中立的分析文章却告诉我们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按照卞洪登指引的实现30年黄金期的途径，再结合尹中立提供给大家的数据，我倒觉得这样的黄金期不要也罢。因为它其实也意味着房地产商的好日子还要持续30年，而普通城市居民和“被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还要忍受30年的高房价煎熬。
    得出房地产还有20年到30年繁荣或黄金期判断的人大有人在，街谈巷议中几成定论，也算不上什么高见。最重要的是这个30年的黄金期到底是个什么内容，是不是大家共享的普遍繁荣。很遗憾，卞洪登也像所有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或城市精英一样简单认为，价格高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不断供应土地，不断扩大建设规模就行。只要供给上去了，房价自然就下来了：除了“公改私”，还有“9亿农民两亿户农舍”没推向市场呢，18亿亩红线为什么就不能触动呢，粮食不够也完全可以进口美国加拿大等国“更便宜”的玉米、小麦啊。在卞洪登看来，城市化只是个建设问题，所有有关人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但我却对9亿农民何以就能在一个满是美国加拿大的玉米小麦的城市化世界里生存、就业、购买住房充满怀疑，而且也无法理解农村土入市怎么就能解决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我们究竟是靠城市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最终解决民生问题，还是靠房地产的畸形繁荣来掩盖实体经济的虚弱和转变的痛苦？中国有足够多的城市商业、工业和科技规划用地被用来改建成住宅，俨然成为大国强国，只要不断盖房子，不断涌现房地产的亿万富翁就够了，西方几百年的工商和科技立国都不足为例？
    房价高是有土地供给的问题，但房价高同时也有财税和金融体制问题、土地财政问题、保障房建设迟缓问题，当然也少不了开发商捂盘抬价问题，也许最该检讨的是，房地产在一个土地供给相对垄断的体制下被完全市场化，并且被富裕阶层左右着日益变成一种加大财富转移的投资场所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问题，那些扩大了的供给只是把高房价的问题拖后延缓和放大而已。看看现在小产权房的投资热，想想失去宅基地的农民的灰色前景，城市化真不应该蜕变成开发商向城市农村全面进军的号角。
    回到尹中立的数据，1999年以前的国内消费占需求结构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1999年至2007年间国内消费占比从50%下降到40%以下。同样，1999年以前的储蓄率一直在40%以下，基本上稳定在37%上下。但1999年以后迅速上升，从1999年的36.8%上升到2007年51%。1998年之前，全国住宅销售收入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一直为5%左右，1998年以后迅速上升到15%以上，2009年该比例达到了36.8%。这充分说明，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都贡献给了房地产行业。与此同时，199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68亿元，2003年为5421亿元，2009年就达到1.5万亿元，房地产行业的亿万富翁也从头到尾占据着各个版本的财富榜。结论是，市场化的房地产行业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通过土地和住房的媒介让越来越多的财富从居民手里转移到政府与企业手里。
    在这样确凿的数据前，想想未来30年黄金期的前景和实现模式，对普通居民而言，就是“白金期”也不值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