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的妹妹
——读晴朗李寒译《午夜的缪斯：阿赫玛托娃诗选》有感
■ 洪烛
【普希金与阿赫玛托娃】
因为普希金的缘故，皇村成为后世的所有俄罗斯诗人的故乡,或曰精神家园。普希金是俄罗斯的男神，具有女神形象的则是阿赫玛托娃。只不过她比普希金迟到了近百年。
大约在1900年，尚是周岁婴儿的阿赫玛托娃，就被退伍的父亲从敖德萨带到了北方的皇村，并且在那儿住到了十六岁：“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苍翠碧绿而又未经人工布置的花园、保姆携我玩耍的牧场、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场、旧的火车站以及其他，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她曾就读于皇村女子学校。她有条件觉得自己离普希金很近。
阿赫玛托娃的这种“普希金情结”，被布罗茨基表达过:“戈连科家族并非皇亲国戚。但这家人还是住在皇村中，而皇村是沙皇一家夏季的居所，这一地理位置也许对那位父亲有所影响。对于他十七岁的女儿来说，这个地方则具有另一种意义。皇村是皇村中学的所在地，一个世纪前，在皇村中学的校园里，无意中绽开了年轻的普希金。”
在阿赫玛托娃眼中，皇村并不是属于沙皇的，而是属于普希金的，是诗神的领地。她并不羡慕什么皇亲国戚，却宁愿做普希金的邻居。没有什么地方能像皇村那样，使人以为普希金仍然活着，并且丝毫不敢加以怀疑。她珍惜自己与一位前辈诗人的心灵感应。正是在那段难忘的生活之后，她开始研究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撰写了《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普希金在1828年》、《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妻子的妹妹)》等一系列文章，结为《普希金之死》一书。
阿赫玛托娃晚年时曾回忆十月革命以后的皇村:“皇村，那时改称‘以乌里茨基同志为名的儿童城’，几乎家家户户饲养山羊；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山羊都叫做塔马拉。二十年代的皇村，令人无法想像。所有木栅栏都当柴火烧了。无盖的水道漏口上摆着生了锈的床，这些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病房里搬出来的。大街小巷杂草丛生，各种颜色的公鸡走来走去，叫个不停……施腾博克·费莫尔伯爵的楼房，不久前还富丽堂皇，如今它的正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大招牌：牲畜配种站。但是，希罗卡亚街每到秋天，橡树的芬芳仍然是浓浓的——这些橡树是我童年的见证人，教堂十字架上的乌鸦呱呱的叫声仍然像我上学经过教堂小花园时所听见的声音，公园里的雕像仍然是一十年代的样子。有时，我也能从衣服褴褛的可怕的人影上，认出皇村的居民。货栈封闭了。‘尽是石头圆规和石头的弦琴’,我一生总觉得这是普希金指皇村而说的。”
普希金若再次出现在这里，肯定也会迷路的。虽然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皇村已不是那个皇村了，正如整个俄罗斯都已改变了。
【普希金的妹妹们】
茨维塔耶娃敏感的童年，一度笼罩在普希金的死亡阴影里——仅仅因为家中挂有一幅描绘普希金决斗场景的油画。普希金就这样进入三岁小女孩的印象——而这位女孩长大后决心做他的妹妹，开始写诗。“我所知道的普希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被人杀害了……丹特士仇视普希金，因为他自己不会写诗，于是向他挑起决斗，也就是把他骗到雪地里，在那里用手枪射穿肚子把他杀害了。因此我从三岁起就确定无疑地知道，诗人有肚子……我要做妹妹的心愿乃是受了普希金决斗的启发。我还要说的是，‘肚子’这个词对我有一种神圣的东西，甚至一句普普通通的‘肚子疼’都会使我产生一种颤栗的同情感，这种同情感排除一切幽默。这一枪击伤了我们大家的肚子。”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把自己当作普希金的妹妹，那么普希金恐怕还有另一个妹妹 ——阿赫玛托娃。人们把普希金称为俄罗斯诗坛的太阳，而把阿赫玛托娃称为月亮。
阿赫马托娃基本上还是继承了普希金的衣钵。她在普希金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圣父一统天下近百年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圣母。
她对普希金的敬爱，可借用其一首诗来表现：“尘世的荣誉如过眼云烟……我并不希求这种光环。我曾经把幸福的情感向我的所有情人奉献。有一个人今天还健在，正和他现在的女友情爱绵绵；另一个人已经变成青铜雕像，站在雪花飞舞的广场中间。”那塑像无疑是普希金的。这简直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爱情。
阿赫玛托娃还在《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一文中，详尽记述了曾苦苦寻找十二月党人埋葬地的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想念，也就是对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死亡的思虑无休止地折磨着普希金……普希金毫无疑问在以此痛苦谴责尼古拉一世……在《波尔塔瓦》草稿上画有绞刑架的上方，普希金写道：‘我也有可能像个侍从丑角’，而在致乌沙科娃的诗中——‘假如我被绞死，您可为我叹息？’他仿佛把自己也算作１２月１４日的牺牲者了。他觉得，涅瓦河之滨的无名墓，几乎就应该是他本人的坟墓……”
可见普希金在被保皇党人丹特士及其背后的沙皇杀害之前，早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并不畏惧伤口，所以更不畏惧枪口。普希金血淋淋的伤口就这样烙印在俄罗斯诗人们的记忆里，甚至连阿赫玛托娃这样温柔的女诗人也不例外，也能意识到它鲜明的存在。她在遭受攻讦之时也拒绝了流亡国外的朋友们的召唤，不愿离开祖国，多少年后她仍然将这种坚强引以为骄傲：“我剩余的青春在这儿，在大火的烟雾中耗去，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对自己的任何打击。”是的，诗人为什么总是容易受伤——因为他们永远也不愿意学会逃避命运的打击。他们似乎已将受伤视为某种宿命。
阿赫玛托娃还咏叹过跟普希金一样在决斗中被杀的莱蒙托夫：“迄今，不仅他的墓地，而且他的被害地都充满对他的怀念。好像他的灵魂飘荡在高加索上空，与另一位伟大诗人的灵魂互相呼唤：……”这是莱蒙托夫在高加索的墓志铭。
【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
“什么我也不珍惜，什么也不保存，可您的书我要带进棺材——放在枕头下!”这是茨维塔耶娃1921年致阿赫马托娃的信，她同时寄上自己收藏的阿赫马托娃诗集《念珠》和《白色的云朵》，希望对方题词后寄回。
于是我们得以了解：一位女诗人幻想死后也能随身携带的，不是锦衣，不是玉器，而是另一位女诗人的作品。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头枕着一部装帧精美的诗集长眠。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算一般的殉葬品，而是为另一个世界准备的读物，一种反复的阅读仿佛不会因生命的中止而中止的。
茨维塔耶娃写这封信时刚刚29岁，29岁她就想到死亡了，但因为这种想象是围绕收藏的诗集展开的，死亡也显得不那么可怕了——相反，还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美丽的幻觉中的死，不仅没有使诗歌失去意义，反而强化了诗歌的价值——它可以陪伴我们度过任何形式的孤独与寂寞。也只有诗歌，比有限的生命更重要，比无限的死更缓慢，足以取代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物质而成为永恒的纪念品。
在同一封信里，茨维塔耶娃还把对方称为自己“最喜爱的诗人”：“我曾经——很久很久——六年以前——梦到过您，梦到您的将出版的书：深绿色，上等山羊皮革封皮，烫银的——《金玉良言》——一种像祷告一样的古老的魔法(确切说——回返的魔法!)——而且——在我醒来以后——我知道您将会写出这本书的。”这简直是为自己钟爱的诗人所做的漫长的祈祷，并且在生活中实现了。
所以她如获至宝地抚摸着阿赫马托娃的几册诗集：“如此单薄的，如此小巧的!……随身携带是多么轻巧!活像一杯灰烬。”仿佛接受了命运的礼物。这梦寐以求的礼物似乎已构成她身体的一部分，或精神的一部分，即使面临死神也不忍舍弃。
我想起加拿大女诗人阿特伍德的《为一首永远也不可能被写出的诗所作的注释》：“这是她的尸体，沉静得失去手指，在写这首诗……好像没有别的可以去做，或者说拯救你自己吧。”对于茨维塔耶娃而言，她拥有的也是一部永远也不可能读完的诗集，一项必须持续到死后的阅读。而棺材可作为陈列心爱的诗集的书架来看待，诗集即使压在死者的枕头下，也可能随时被翻开。诗人的阅读恐怕跟她的创作同样重要，都出于灵魂的需求。
其实阿赫马托娃仅仅比茨维塔耶娃年长三岁，但又比后者长寿，活到了77岁(1966年)，茨维塔耶娃比阿赫马托娃更孤癖，命运也要不幸得多：1941年，她自缢身亡，年仅49岁，距她给阿赫马托娃写信时已有20年。
不知别人是否遵其意愿将阿赫马托娃的诗集放进她的棺材里?恐怕，也只有我在关心这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如果可以将茨维塔耶娃的愿望扩大为诗人们的普遍愿望的话，或许每一位诗人的枕头下，都将压着一本不同的诗集，正如他们的心目中供奉着各自最喜爱的诗人。说不定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诗《神灯》或《离别》，同样也构成别的诗人的梦想之物。
啊，我知道，当缪斯一袭白衣……
诗/阿赫玛托娃
译/晴朗李寒
啊，我知道，当缪斯一袭白衣
走进我狭小的蜗居，
我灵活的双手会去抚弄
那石头般僵硬许久的竖琴。
啊，我知道，当爱情的最后一次暴雨
戏耍罢，飞逝而去，
我会紧闭起锐利的眼睛，为那最好的
小伙，痛哭流涕。
啊，我知道，当尝试了那些令人惊讶的风险，
我陶醉于成功的喜悦，
众人很快会用残酷无情的大笑
来回应临终前的祈祷。
1925年
2010年3月6日试译
2009年6月23日，是俄罗斯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诞辰120周年，为纪念这位“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我【晴朗李寒】心目中伟大的缪斯女神，决定自费出版她的诗集《午夜的缪斯：阿赫玛托娃诗选》：这本诗集是我历经十几年译出，依托俄罗斯莫斯科“中心-100”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诗集《灰眼睛的国王》为蓝本，精选诗人1900年至1919年所作诗歌230首。从这些诗歌中你可以领略到女诗人早年诗作风格的清纯与细腻，意境的伤感与唯美，语言的自然与精炼。译作努力做到与原作的心神合一，她肯定有别于你以前所读到的阿赫玛托娃译本！另外，书中还配有诗人早期生活照片和著名画家为诗人所作的画像36幅。64开，6个印张，384页，精装本，小巧，印刷精致，携带方便，定价29元。【晴朗李寒：空寂·欢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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