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扬文转铅笔经济研究社陈青蓝一篇，美文共赏！
重庆向左，成都向右。成都和重庆都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改革试验田的地位，但这两个城市的试验却路径大异。重庆仍然在向中央要政策，要求成立国家级的新区“两江新区”，意图仍在以此概念圈地，并拉外来投资。更糟糕的是，重庆在意识形态领域极速左转，打黑唱红，在经济领域打击私人资本，在很大范围内强化国企的垄断地位。
而成都却在以制度的革故鼎新从实质上推动改革，取消束缚个人自由的户籍制度，推动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所谓“重庆向左，成都向右”，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重庆是在恢复国家控制，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而成都是在推动个人自由，推动阻碍市场经济的旧制度的废除。
成都市政府11月16日宣布，成都将实现城乡自由迁徙，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实施了数十年的户籍制度的一次根本性的突破。在关注成都户籍新政所带来的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的落实，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回归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平等这些令人兴奋的进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成都的户籍新政对现有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的颠覆。
这次成都户籍新政与以往其它城市的户籍改革的不同，除了“城乡自由迁徙”“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城乡统一公共服务”之外，最大的亮点是农民进城落户将保留其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项政策的突破性在于，通过将进城落户的主导权交给农民，变政府主导型城市化转变为市场主导型，使得城市化具备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但从城市居民来看，农民进城享受与城市居民无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同时，还保留了在农村的土地权益，这不仅仅是确保了农民的权利，甚至可以说对农民的“偏袒”，这是很多人对这项政策不满的原因：凭什么农民在农村有土地，还跑到城市里拥有城市户口和福利，而城里人却只有城市户口，没有土地？比如，彭定鼎老师就曾经表达过，农村土地也应该让城里人拥有一份，这才是正义的分配。
成都市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从历史看来，农民在数十年当中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因“剪刀差”而付出了长期停滞的代价，这样的改革，除了是对农民既得权益的尊重和保留之外，也是对农民过去所付出代价的一种补偿，这是一种补偿性的公正。但我认为，什么补偿性的公正可以作为一个官方的说法，但这的确不是什么补偿，而是农民应得的利益，因为，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是农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所获得和得到确证的个人财产。
当然，从获得正义上来说，这些土地当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之处。比如，很多土地是在解放初期通过暴力土改从地主那里剥夺而来的，这些土地的原主人的财产权也需要保证。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人民公社，农民通过土改获得的土地又被收归公有，到1980年代又通过包产到户而再重新分配，结果就是，同样一块土地，可能有好几拨人来主张权利。甚至于，城里人也不甘于农村土地被最终确认归农民，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土地产权，需要有一个原则来了断，那就是：实际占有原则。
目前土地由谁实际占有，或者实际占有时间超过一定年限，则拥有土地所有权。这类似于国家间领土争端时的处理原则。一块土地，农民在上面已经耕种了数十年，就可以确认其拥有土地产权。我们说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当私有财产已经被侵犯，并被重新分配之后，我们是否确认新的财产占有格局，的确存在一个权衡问题。好在，现在距离土改已经过去很长时间，老地主拿着地契来要土地的情形不会太多，不是全局性的问题。而在土改之后的历次土地分配，包括集体化、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实际上都是一个分赃问题，或者说是无主财产的分配问题。包产到户尤其如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无主财产的分配问题，适用财产权上的先占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农民所占有的宅基地和耕地，就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在推行户籍改革的时候，当然不应当剥夺。这里当然不存在什么城里人也应该分一块土地的问题，因为农村的土地与城里人无关。从上面的分析看，确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进行户籍改革是正义的，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城市化道路。这项政策在消除农民对进城的顾虑的同时，将选择城市化的主动权交到了农民和普通老百姓手里，让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之后，自主选择是否进城落户。这就在实际上把以往政府主导的让农民“被城市化”的进程切实转变为市场化的城市化进程。
在以往的城市化、城乡统筹、小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当中，由于城市化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绩指标，因此尽管表面上的政策是自愿城市化，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追求政绩，而强制推行城市化。在一些地方，地方官员为了完成城市化指标，在利益驱动之下，逼迫农民在保住土地权益和获得城市户口之间做出“艰难的决定”，强制推行“撤村并居”、“土地整治”，农民“被上楼”“被城市化”，甚至无视公民的财产权和生命权，对公民的合法房产进行非法强拆，进而引起民怨。同时，在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由于缺乏产业支撑，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最终成了“伪城市化”，使得被迫进城、上楼的农民在城市中生活无着，最终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农村老家。本来应该在城市化中受益的农民，却成了失去土地权益的被忽视、被损害的人群。
而将进城的主动权交到农民手里，他们就会凭借对城市就业的可能性、物价水准、房价水平等综合指标来做出是否进城的选择，这样的城市化就是建立在真正的市场和产业支撑的基础之上，是更加健康和有持续性的城市化。成都此次推行的“进城不失地”的户籍政策正是在对“以土地换户籍”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我们期待成都的此次户籍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并将成都经验推进到全国，推动中国落实公民宪法权利的历史性进步，同时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向着健康、持续的市场化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