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前国际经济出现了种种复苏迹象，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仍有一些不确定性。对于这些不确定性，如果认识不足，处理不好，危机仍有反弹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很有必要进一步认识这些不确定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消除。
    一、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
    1.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这次危机之前，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政府都有不少债务。危机来临之后，为了拯救金融业，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方式救市，向金融机构注入的“流动性”达到了天文数字。其结果，金融业虽然有了复苏迹象，但政府部门却增加了巨额债务和赤字，在一定程度上由金融危机转向财政危机，出现了一些“破产国家”或“破产政府”。以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强国而论，它们的财政都陷入泥潭，短期内难以自拔。政府去救金融，而谁来救政府？这对世界经济将产生什么影响很不确定。
     2.失业问题的不确定性。经济危机来临时，企业竞相裁员，造成大批失业。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达到2.12亿，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增加了3400万。欧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失业问题尤其严重，虽然其就业人数只占全球的16%不到，却“贡献了超过40%的新增失业人口”。据传统经济理论，随着经济的复苏，失业人数或失业率会相应下降。然而，这种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尚未出现，有的国家的失业问题还在恶化。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经济危机一般包括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基本过去，第二、三阶段何时结束仍不确定。
     3.虚拟经济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虚拟经济本来就看不见、摸不着，有一定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之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虚拟经济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加速膨胀。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实质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债权证券化的恶性膨胀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连锁反应。
    美国政府对华尔街炮制的金融衍生品要加强监管，而这又遇到银行家、金融家的强力抵抗。金融自由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尖锐矛盾，在2009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进一步暴露出来。今日，全球的虚拟经济规模究竟有多大？如何对华尔街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既然过去它能翻江倒海，那么未来又将如何？这些都是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问题。
     4.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这次经济危机暴露出实体经济的软肋。要全面解决这次经济危机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治理高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方面），则是大力强化实体经济，找准新的实体产业，以确定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正确方向。当前的问题在于，新的实体产业是什么，新的正确的投资方向在哪里。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找准投资的方向，找准新的实体产业，才能切实加强实体经济，使之与虚拟经济相互匹配，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适应与制约规律的客观要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走出经济危机。  
    历史上，钢铁业、汽车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信息业等都曾作为带头产业带动欧美经济一次又一次闯过经济危机，一步又一步走向繁荣。今日的带头产业是什么？是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还是生命与生物产业、海洋产业？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宣布其出口新战略时，选择的先导产业是环境产业和服务、可再生能源、医疗保健、生物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是正确的投资方向吗？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其投资方向也难一律。因此，在找准投资方向和产业方面，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5.刺激经济政策进退的不确定性。2008年初冬经济危机袭来之时，各国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防止了经济跌入深渊，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复苏。目前，这项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退出，可能前功尽弃，导致经济转向下坡路，危机反弹，二次“触底”；如果前进，继续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和信贷投放，这将面临两难：一是从何处筹措资金？各国的财政均已朝不保夕，危机四伏，而信贷资金也难再加码，各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有限，自顾不暇；二是货币的大量投放又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招致通胀的再现。
    一般说来，宏观经济有五大目标，即经济发展速度快、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公平与效率兼顾好、国际收支比较平衡。这些目标之间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目前，这类矛盾多且尖锐，很难处置。在刺激经济政策的取舍上，面临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矛盾。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其中包括我国，这个矛盾相当尖锐。宏观目标上的各种矛盾表明，刺激经济政策的进退有很大不确定性。
    二、不确定性的根源
    1.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问题。当前“不平衡”已成为一种时髦用语，但其涵义却多种多样。有人说的不平衡仅限于国际贸易方面，不包括财富分配不平衡；还有人将不平衡视为经济结构失衡；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同发达国家的不平衡有各自不同的内容。
    首先，从几个大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不平衡及其转化方向来看。二战结束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登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宝座，而德国、日本成了战败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至于刚刚从内战中诞生的新中国更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这种状态在当时的美国看来是平衡的，而在德国、日本和中国看来则是不平衡的。从那时起，经过50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美国虽然还处于头号强国的地位，但是德国、日本和中国则今非昔比，已处于美国之后的二、三、四的位置，在某些领域甚至敢于向美国挑战。这种状态表明美国的所谓平衡则向不平衡转化了。对于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转化，有人不理解，耿耿于怀。
    其次，从经济结构不平衡及其转化来看。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而言，在钢铁、石油、汽车以及电器制造业等方面，50年前美国曾称雄于世，而今日却夕阳西下。与此相反，美国的虚拟经济（以现代金融为代表）则日益强大，目前位居全球第一。而这次金融危机证明，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不利于就业。于是，奥巴马政府企图重振现代制造业，以此作为出口新战略的产业基础，力争今后5年外贸出口翻一番，解决200万人的就业问题。近五六十年来，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经历了平衡、不平衡、再趋向平衡的轨迹。而这种结构的变化，将不断震撼世界经济。
    再次，从由美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的进出口结构日益高端化来看。美国的出口有两大优势：一是服务产品的优势。尽管在货物贸易方面美国年年出现巨额逆差，而在服务贸易方面则年年是大量顺差。二是高科技产品和军工产品的出口优势。按照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应向我国出口其有显著优势的服务产品、高科技产品和军工产品，而从我国进口劳动密集产品。然而，美国的决策者只允许从我国进口劳动密集产品，拒绝向我国出口其具有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和军工产品。这样，必然产生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如果美国允许向我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和军工产品，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将立即消失而达到平衡。由此可见，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决不是什么中国人操纵人民币汇率所致，恰恰相反，是美国决策者操纵美国出口产品所致。不仅如此，美国的所谓“贸易出口新战略”主要锋芒指向中国，妄图抢占更大的国际市场，扼杀中国的出口，以达到奥巴马近来再三说明的所谓贸易平衡。
    还应当指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还突出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平衡。在当代的国际经济领域，表面上是平等交换，实际上却是不平等、不等价。美元日夜不停地流向全世界，而全球的物质财富、资源和能源则以更大的规模流向美国。因而，美国的财富总量以及人均物质财富、人均资源、人均能源、人均文化财富等，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何止十倍、百倍。2007年，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高达46040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7倍。这是中美经济的最大不平衡，是当代世界经济最大的不平衡。  
     2. 关于世界货币流通规律问题。当今世界上有三类货币：一是局限于国内流通和使用的所谓国家货币，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属于这种货币。二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如欧洲、亚洲）流通和使用的货币，如欧元和日元，这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三是在全球流通和使用的货币，如美元，这种货币称为世界货币。这三类货币组成全球货币体系。其中世界货币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中处于主导的特别关键的地位，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这种货币的运行规律值得高度关注。
    世界货币同国家货币、国际货币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点。共同点主要在于，它们有共同的运行规律。对这个规律马克思有三种表述方式：（1）“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2）“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3）“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当纸币出现后，马克思又针对这个情况指出：“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个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量。”对于货币规律，马克思还强调指出：“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不言而喻，在国内适用，在国际社会也适用。
    按照货币规律的要求，货币和商品必须相互适应。美国却制造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美国制造货币，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制造商品。这样，美元流向全球，而全球的各种商品和资源流向美国。通过这两个流动，美国摄取了全世界的财富，完全破坏了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谁能确知，美国究竟发行了多少美元和换回了多少财富？
    美元这种世界货币不仅没有按照货币规律运行，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反而像匹脱缰野马，在国际社会里横冲直撞，泛滥成灾，搅乱了世界经济秩序，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元过分自由化，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限制。名义上虽然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但它们是否敢指出真象？鉴于目前还没有哪一种国家货币能够充当世界货币这个角色以代替美元，所以只能在美元身上采取一些限制措施，解决其过分自由化问题。
    当前至少需要采取两项措施：其一：恢复美元与黄金挂钩，重新规定美元的黄金含量。本来二者是挂钩的，美元可以直接兑换黄金。上世纪70年代，《牙买加协定》解下了这个锁链。现在看来，很有必要再给美元套上这个“金锁链”。其二，改革和加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发言权。
    3. 关于国际价值规律问题。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不可能没有价值规律。目前，放眼全球考察，除个别国家还实行计划经济外，哪个国家不是市场经济？可谓全球皆市场。在这种环境里，价值规律必然越出主权国界而在国际社会里起作用。这就使价值规律转换为国际价值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价值规律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当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中的种种问题的存在，其根源之一在于违背这个规律的要求。
    同国内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相比，国际市场经济中的国际价值规律具有至少三个特点：
    其一，同一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创造不同量的国际价值。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由此可知，生产率和劳动强度较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
    其二，不同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创造相同数量的国际价值。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当前，发展中国家基本是以三个劳动日同发达国家的一个劳动日进行交换，其中的剥削不言而喻。
    其三，剥削与双赢并存。既然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为什么还要进入世界市场进行商品交换呢？对此，马克思指出，暂时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简言之，落后国家在出口方面吃亏，而在进口方面获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还指出，“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是一国总是吃亏”。既获利又受剥削，这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真实境况的写照。
    以上三个特点说明，只有依据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才能真正洞察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国际价值规律有调节、刺激、分配和分化作用。在它的调节作用下，任何商品都流向价格高的国家。美国利用高利息（资本的高价格）吸纳全球的巨额资本；利用劳动力的高价格吸引了全球的高端人才；利用资源和能源的高价格吸纳了全球的资源和能源。总之，国际价值规律是美国致富强国的法宝之一，也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根源之一。
    三、我国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的这场危机，虽然冠名金融危机，但对我国的冲击主要不在金融方面，而在国际贸易方面。对这种不对称的原因，有必要从国际贸易领域作一分析。
     1．外贸依存度偏高。我国外贸依存度2007年为66.3%，2008年60.6%，2009年65.8%。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在人口数达1亿以上的大国（或有广大国内市场的大国）中少见。比如，2007年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3.0%，日本30.5%,印度31.1%，巴西21.8%，南非25.1%，俄罗斯44.8%。在条件设定时，外贸依存度是一种表明国内外经济联系程度的指标，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外需与内需相互关系的指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说明同外界的联系比较密切，比较重视外需。一旦外界发生问题，对我国的外贸影响就比较严重。jordans 2011
     2. 外向直接投资少，且同出口不配套。百多年来，发达国家走向全球的历史证明，它们都是以外贸与外向投资（或者称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两条腿”走向世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早就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成了商品输出的手段”。当代美国的外贸出口额仅相当于它在海外投资公司销售额的1/3。1995年，美国在海外的分公司的销售额为1.8万亿美元，而同年美国国内的出口额不足6000亿美元。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有类似情况。这种情况说明，目前发达国家走向世界以投资为主，外贸为辅。这就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之所以显著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原因。因此，不能把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视同于对外开放度高。
    我国的外向投资不仅少，而且同商品的出口不配套，不能成为促进商品出口的手段。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2009年11月底已高达7896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又称绿地投资）总额的3倍。这个事实说明，我国重视国债、股票等金融市场上的外向投资，而不够重视外向绿地投资。这就出现了外贸单打一，或外贸长腿，外向绿地投资短腿。过分依靠外贸，会遇到各种贸易壁垒，加剧摩擦。
     3.人民币汇率偏高。对人民币汇率的高低问题现在颇有争议。有的说人民币汇率太低，应当升值，以解决中国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问题。也有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适宜，既不高也不低。笔者持第三种意见，认为人民币汇率目前内高外低，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状态。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高低悬殊。由于双方经济水平的不同，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各异，在中国看是高的，在美国看则是低的。汇率问题说到底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值的比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人民币的美元汇率正是这种情况。
    在国内看，目前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偏高，是因为它的国内基础本来过低。这种低，包括人力价格低、资源价格低和环境价格低。按照国内的“三低”价格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还应该比目前更低一些。比如说，目前不应该是6.83元人民币，而是真实地反映国内“三低”的7.1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这3角人民币之差是虚拟升值，其好处大部分送给了外人。
    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必须从解决国内的“三低”问题入手，将人民币汇率价格升至同目前的汇率相适应。只有解决了“三低”问题，才能使人民币的真实币值得到体现。从长期看，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人民币汇率将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我国目前的外贸顺差并不表明出口商品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只说明“三低”的存在。一旦“三低”解决了，顺差也许会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