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年初的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要使2010年成为教育改革年，这可谓201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调。这样的概括，从教育部全年所担负的两项重要工作看——这两项工作为，制订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以及召开好全国教育工作大会，而后者虽然被称为我国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但会议的重要内容仍是部署 《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然而，制订《纲要》的目的，是为了落实与推进改革，如果《纲要》制订之后，相关的条文在现实的教育发展中见不到任何影子，那么，《纲要》就成了墙上规划，其所起到的效果，比不制订这样的 《纲要》还要糟——其一，制订《纲要》本身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其二，闹得轰轰烈烈的《纲要》不执行，会让公众彻底丧失对教育改革的信心。在笔者看来，我国的教改，其实重点不是改革，而是依法治教和回归基本教育常识，其中就包括制订并依法推进《纲要》的常识。 

　　比改革更重要的是依法治教 

　　回顾我国教育过去10年的发展，其中最大问题，是从《教育法》、《教师法》到《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所有教育法律，几乎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很多时下热门的改革话题，包括教育投入占到GDP的4%、高校落实办学自主权、保障受教育者平等受教育权、保障教师待遇、给予各类教育平等发展空间，本质上都应当是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落实。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曾提到，“我们要切实改进管理缺位、越位、错位的状况，切实解决工作中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切实做到管理及时、有力、到位。 ” 

　　然而，依法治教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有这么一段——“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加强教育行政法规建设。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的改革，与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对照，有不少是超出法律法规的。这需要修订法律法规。可问题是，这些法律法规何时修订？如果迟迟不修订，教育部门、学校在发展教育时，是以《纲要》为准，还是依据法律法规办事？进一步说，教育部门、学校如果按照《纲要》指出的改革措施去做，很有可能有违法风险。这不是与依法治教的方略相违背吗？其实，在教改规划纲要制订期间，就有专家建言，将《教育规划纲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由此成为法律文本，与之相抵触的旧法规失效。这可有利教改推进。 

　　换句话说，只有切实依法治教，2010版《纲要》才不会再步1993年版《纲要》、1999版《高等教育法》和2006年版《义务教育法》的后尘。这样，中国的教育改革才值得期待，中国教育的未来才能让公众有信心。 

　　比创新发展更重要的是回归常识 

　　现实的教育发展，更凸显了教改的紧迫与艰难。 2010年的中国教育，依旧热闹。而分析所有引起关注的教育新闻事件，基本上都是常识问题。在教育领域，常识被反复提及，有时已经到了令人厌倦的程度。 

　　比如，在北京，没有正式注册的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山寨幼儿园”收托儿童95％为外来的农民工学龄前子女，这关乎教育投入与教育公平的常识。在江苏，有地方教育局发红头文件，要求广大教师“要注意形象，讲政治，讲大局，不该做的事不要做，不该说的话不乱说”，这关乎教师基本权益的常识。在河北，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从“李刚门”，一路演变到“封口门”，这关乎学生权利的常识，如果学生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还指望培养杰出人才吗？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人心，而朱清时校长所提到的“自主办学，自授学位”，也不过是一所大学的基本办学常识…… 

　　健康的教育环境中，教育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明晰——作为举办者的政府负责投入与依法监管；作为办学者的学校领导，负责执掌学校的办学权、行政权；作为教育者，自主教育、自主科研，对教育与学术进行自主管理；作为受教育者，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有权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和评价。然而，这在现实中，却变得剪不断、理还乱，概而言之，是受教育权、教育权、办学权被逐级架空，于是学校非学校、师不师、生不生。 

　　这就出现了本不应该有的怪像与纷争：政府发文，以“爱护教师”的名义，要求教师“不乱说话”，这是赤裸裸的侵权，而更令人沮丧的是，教师没有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反过来证实政府部门“确实”在“爱护教师”，河北大学的“封口门”也是如此，处于弱势的学生难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幼儿园没有注册而开办，从教育法角度是违法，但取消这些幼儿园，农民工子女就无幼儿园可上，于是，政府部门允许这些幼儿园存在，是开明，而不允许这些幼儿园存在，是严格执法，似乎都对，可是，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子弟只能上 “山寨”幼儿园，这是政府失责，对教育的投入不到位，其他的问题都是因此为基础产生的；至于大学办学，本就该拥有与生俱来的自主权，可如今获得，却是这般艰难，也因为这一原因，大学的自主招生联考才陷入纷争，南科大的自授学位才显得那么另类，根叔的一次实话实说，就演绎出一场“根叔热”，成为某网站年度教育盘点的最热词。

　　治理我国教育中的荒谬景象，根本在于理清教育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约束政府与学校行政领导权力，让学校成为学校、教师成为教师、学生成为学生。我国《教育规划纲要》中，所提到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用意即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临近岁末，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和试点单位，各地各校申报的国家级试点项目即将全面启动实施。这些改革试点，必定成为明年教育的热点。而要让其有成效，政府部门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放权，这样，政府、学校、社会、教育者、受教育者才能各归其位、各得其所，我国的教育发展才能回到常识框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