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人口控制根本在为功能超载减负

北京人口的“不可承受之重”，在“十二五”即将到来之际再次成为焦点。在北京刚刚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会议上，市委书记刘淇表示要切实把人口控制住。（12月3日）据了解，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曾确定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然而，截止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已达1972万人，2020年的指标提前十年突破。以近两年北京市每年增加逾60万人的速度来看，这个城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2000万人已在须臾之间。

几十年来，北京人口不断暴涨背后，是北京作为首都不断扩展增强的中心功能和权力。人口不可承受之重其实是首都功能的超载。要有效遏制北京人口屡屡突破式的增长，就要对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应该进行彻底反思和厘清，摒弃传统封建时代为了集权和加强国家机器而使首都垄断各种国家资源的中心化定位，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首都。

　目前，北京中长期发展目的功能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家创新示范区。但是，在这种定位之外，北京事实上还是国家的科教、经济、财政、金融、外交、军事、交通、商业、旅游、信息、汽车制造等几乎所有行业部门的中心。这种将一个国家社会运转的各个环节的中心功能和部门统一集中到首都一地的做法，是中国几千年来王朝首都的传统模式。在疆域广大交通不便的时代，这种中心功能集中于首都的模式加强了中央力量，有效提高了国家效率，并规避了权力分散造成的地方割据风险。

但是，即使是历史上这种中心功能集中于一地的模式也造成了历代都城人口的膨胀，以至粮食供应问题使得历代王朝付出了巨大成本。隋唐开始的大运河以及北宋时期的汴河都是为了解决首都巨大人口造成的粮食短缺，为了维持北京庞大政权中心集合体，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一直消耗着政府的大量收入和民众财富。

如潮的北京车流，承载的是太多的国家功能，源源不断的人流，追求的是有形和无形的国家资源和机会。当美国的华盛顿、好莱坞、硅谷、纽约、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的各项功能，在中国都由北京一力担负，这种功能集合也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国家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垄断，由此造成的首都巨大的吸引力，才是源源不断的人口通过各种途径留住北京的根本原因。每一种功能或者中心，都要有部门和相应的人口来实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中心功能的扩展和事务增加，人口规模注定要庞大。

北京一方面是“中央”，同时还是“地方”，在多重的首都功能之外，北京作为地方政府还要在GDP指标下承载发展的重压和动力。五十年代建设“工业基地”的定位虽然80年代后即不再提，但是，北京市和各区县还是要在沉淀的传统工业部门之外，不断做着汽车产业、高新科技园等新兴产业的加法。而要确保“更好地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服务和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北京的财政压力不可谓不小，这要求作为地方的北京通过发展各种产业经济，增加保障服务的财政能力。

然而，现代首都不再是集合国家各个环节于一体的“微缩国家”，作为效率政府和适宜政府，首都应该突出政治功能。从北京的历史和首都功能来看，北京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家创新示范区”，显然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要实现这样的定位，就要明确北京目前超载的中心功能，从而制订可操作的规划，在全国的范围内逐步进行科学的疏散和转移。只有过度集中于北京一地的国家资源和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科学的布局，北京的人口才能真正得到有效遏制，而由此带来的其他地区的发展更加值得期待。

北京的首都模式也是各地方的省城模式，将一个地方的所有中心功能和地区资源集合到一地一样是传统，由此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地区性超载城市的出现。如果首都能够有效探索功能减负，许多区域性超大城市也将有了借鉴经验，这将意味着中国城市内核真正走上现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