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在危机和崛起间的历史探索

　　——上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评述

　　

　　文/张宏良

　　

　　2010年11月20日，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来自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17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重庆市委专门派代表出席会议并介绍了有关情况，海内外30多家媒体的记者和部分高管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亚洲新闻周刊》、《凤凰网》和南方报业集团等著名的右翼媒体。

　　

　　研讨会的宗旨可以通过主席台幕布上的一行大字体现出来：“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显然，把薄熙来这句话作为大会宗旨，是在配合中央五中全会的精神，不久前召开的中央五中全会，第一次放弃了3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而是提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全面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正在由经济建设转移到民生政策上来，有可能会形成共和国正反合的第二个战略转变阶段。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重庆的民生政策正在全部展开，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重庆把全市最好的地段拿出来建设廉租房，开始着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老百姓背负的“新三座大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在下一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未来大棋。重庆趁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将外资企业大规模引进重庆，仅惠普一家就带给重庆8千万台电脑的生产能力，美元将会如潮水般涌入重庆；为了避免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避免用资源和商品换取美元废纸的财富流失，薄熙来指示每年至少要花掉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八十的外汇怎么花，花在哪里？重庆把目光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上，盯在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上，盯在了避免转基因主粮的危害上。由于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国务院的决定，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到国外去买地，到国外去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到国外去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然后再返销国内，因为外国不需要执行国务院政策。在此，薄熙来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岳飞、邓世昌等诸般爱国将领的悲壮，更加理解了重庆人民为什么那么爱戴他们的薄书记。

　　

　　在此，我们也想到了乌有之乡。从2009年底国务院农业部决定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开始，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为捍卫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乌有之乡就以十分微弱的单薄之力，与当今最强大的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沉船派共同组成的转基因主粮大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抗争。当时除了新华社《瞭望》周刊之外，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几乎全都站在了美国生物资本一边，那些著名的基因专家在利益推动下，更是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生物资本的立场上，双方在沉船派统一指挥下，把转基因主粮美化到了极端，同时也把转基因主粮的反对者妖魔化到了极端。在如此强大力量面前进行殊死抗争的乌有之乡，甚至比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还要更加悲壮，那些年轻人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网站被关，也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转基因主粮危害的真相！正是乌有之乡坚持不懈的殊死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了转基因主粮。可以说，目前薄熙来对转基因食品的战略布局，应该说是对乌有之乡杜鹃啼血般呼吁的最好回报。

　　

　　只是一个重庆太小了，根本阻挡不了转基因主粮覆盖全国的汹涌大潮，况且重庆也没有阻挡，只是希望通过在国外买地种植非转基因食品的方法，来减少转基因主粮危害的人群，是一种能救多少算多少的无奈之举。重庆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的被动突围，证明了单独一个省市地区难以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如同当初马克思认为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建成社会主义一样。重庆难以单独复兴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同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政治上的驾驭权在谁手里？在普世价值派手里，在沉船派手里；如何夺回这个政治驾驭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重庆的唱红打黑、改善民生就是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党群一体化的第一步，人民群众唱红，共产党打黑；群众唱红从心里唱，共产党打黑往死里打，于是重庆人民才会齐声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

　　

　　所以，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显然，我的这些判断和结论强烈刺激了那些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极右学者，再加上大会又把我和张勤德两人安排在主席台就座（我因故未上，大会主持人又换上了被称为是新左派的崔之元先生），安排我靠前发言，安排张勤德同志最后做总结性发言，并且这次会议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已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所有这些安排更加激起了那些极右学者的愤怒，一位著名右翼学者在登上主席台发言时，指着旁边崔之元（崔之元目前在重庆国资委挂职副主任）激烈怒吼，“你们新左派一定要和那些老左派划清界限，不要和那些极左分子混在一起，唱红决不能唱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决不能唱那个黑暗专制的极左年代！”只是这位右翼学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弄错了，唱红不是薄熙来组织的，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政治选择，是目前这个特殊时期人民大众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是目前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实行党群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人民大众是在用唱红歌这种方式告诉共产党——路怎么走以及路在何方。

　　

　　不仅中国老百姓在用唱红歌的方式呼唤共产党路在何方，美国国家恐怖主义也在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中国共产党路在何方。从出兵阿富汗完成对中国的铁桶式军事包围，到今年以来频繁在中国周边军演，再到最近唆使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挑起朝韩之间炮战，遏制乃至扼杀中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明显；从培养操纵台独势力，到培养操纵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再到培养和操纵中国内部分裂势力，解除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的战略图谋，已经不再加以任何掩饰；从建立金融和外贸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到形成“中美国”殖民经济共同体，再到全世界唯一种植转基因主粮，美国对中华民族设置的陷阱，已经不仅仅是掠夺财富的拉美化，而是进一步演变成为灭绝人口的印第安化；仅就眼下来说，美国滥发美元的结果完全变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正在把中国老百姓赶入绝望深渊……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退缩忍让到了历史极限，即使是想要继续“韬光养晦”地退缩忍让，也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美国对中国所要做的一切，都已经通过改革开放的途径基本完成，目前只剩下图穷匕见的最后一招——共产党下台，共和国解体。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同时走到了历史十字路口的最尽头：要么死亡毁灭，要么新生崛起！

　　

　　重庆模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要新生，并且也完全有能力新生！中华民族要崛起，并且也完全有能力崛起！

　　

　　23日返京途中，得知朝韩之间发生炮战，朝鲜用猛烈炮火有利回击了韩国的武力挑衅。这是自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朝韩之间第一次发生武装冲突。虽然这次炮战的规模不大，但是却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毛泽东为中国开创的和平发展年代即将结束，中国将被迫再次迎战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和干涉。当初终结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甲午战争，就是从日本侵略朝鲜开始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在世界上站起来，也是从抗美援朝打败美帝国主义开始的。目前，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命运的历史聚焦点，再次投射到了朝鲜半岛，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各种因素，也十分巧合地从正反两个方面聚集到了朝鲜半岛。一方面，近些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连续不断地在朝鲜半岛玩火，连续军演、制造天安舰事件，支持韩国首先向朝鲜开炮，美国航母公然驶入中国黄海经济专属区武装挑衅等，使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越来越在重蹈第一次改革开放的历史覆辙；另一方面，最近习近平、薄熙来纪念抗美援朝的讲话，30年来第一次不约而同地重提“以极端劣势装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十分明确地拒绝接受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悲剧命运，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新中国，才应该是中国的明天和未来。

　　

　　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重庆模式，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恰逢其时。回顾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日本两次侵华战争，都是选择在中国内部矛盾最尖锐的时刻发动的，眼下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战争准备，又是选择在中国内部矛盾最尖锐的时刻。晚清和民国两次内部矛盾的尖锐化，都与买办汉奸推动的盲目西化有关，目前中国买办汉奸势力最强大，政治文化上的西化最彻底，丛林法则最盛行，内部矛盾也就最尖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最大软肋。当今中国如同此前我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官权泛滥与汉奸盛行成为一对互相依存的孪生兄弟，官僚以汉奸盛行作为官权泛滥的合法性依据，汉奸以官权泛滥作为充当汉奸的堂皇理由。不仅极端右翼势力打着所谓反对一党专制的幌子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汉奸道路，一些混迹于左派内部的反革命双奸分子和江湖流氓，也打着所谓反对修正主义专制的幌子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汉奸道路，鼓吹什么先联合汉奸势力和美国国家恐怖主义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完成“第一次革命”，然后再去反对汉奸和外国统治完成“第二次革命”。当初抗战时期汉奸泛滥的现象正在中国再次出现，包括混迹于左派内部的中国各种反动势力，正在汉奸道路上汇聚在一起，共同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和爱国主义。不要以为左派内部就没有汉奸，抗战时期三大汉奸中就有两个来自于共产党——第一号汉奸汪精卫来自于国民党，其余两个陈公博和周佛海，则都是中共一大代表。汪精卫领导的汉奸势力之所以能够席卷全国，伪军数量超过日军，不是因为中国人怕死，而是因为汪精卫高举反对蒋介石专制的漂亮旗号。

　　

　　正是在这样一个危险背景下，重庆模式对党群重新结合的探索，才更加显示出恰逢其时的迫切作用。共产党必须找到一条回归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人民群众必须找到一条回归理想主义的道路，中国必须找到一条回归“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路，中华民族必须找到一条回归崇高民族精神的道路。毛主席曾经把这种精神概括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就是当今中华民族必须找回的民族精神！如果重庆模式不能够找回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将会在打着各色漂亮旗号的汉奸角逐中走向沉沦和灭绝，根本无力反抗美国的围堵和肢解；如果重庆模式能够找回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就将再次无敌于天下。重庆在寻找，却并非仅仅是重庆在寻找，全中国的人民大众都在寻找，遍布全国所有城镇的唱红歌就是人民大众寻找民族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重庆模式不过是全国红色大潮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只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留给中国人民寻找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今年夏季以来一直徘徊在中国黄海之外，因中国人民的愤怒抗议而始终不敢驶入中国黄海的美国航母乔治·华盛顿号，以朝韩炮战为借口（韩国是在为美国航母驶入中国黄海制造机会），公然驶入了属于中国经济专属区的黄海，中国除了外交部传统的口头反对之外，没有任何实际反抗，如同一个女人在被强暴时除了口头上说“别这样”而没有任何反抗一样。如果反过来，是其他国家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驶入美国的墨西哥湾，美国会怎么办？相信纽约大街上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打沉它！打沉以后再去追究它的国家”。在国家利益遭受侵犯时，中美之间强弱相反的两个极端表现，反映了中美双方都十分清楚，目前中国的内部矛盾已经达到极端，特别是驾驭中国内部矛盾和舆论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中，而是掌控在代表美国利益的沉船派手中，沉船派能够通过金融和媒体随心所欲地操纵中国的通货膨胀，能够调动各大门户网站在舆论上统一配合美国航母，就是有力明证。

　　

　　此前我们就一直强调，对于当今信息社会而言，网络媒体对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没有网络媒体，国家就没有战争动员能力。目前中国正是因为各大门户网站控制在外国势力和沉船派手中，所以根本无法通过媒体舆论激发起习近平、薄熙来所倡导的那种抗美援朝精神。11月28日美国航母驶入中国黄海经济专属区，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中国灾难性的一天，可是除了乌有之乡等少数爱国网站在奋力疾呼之外，各大门户网站十分成功地过滤掉了几乎所有爱国呼声，把整个社会完全浸透在声色犬马、男欢女爱的麻醉当中。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遵循丛林法则和奉行狼群文化的美国，才会雄赳赳气昂昂地把核武航母开进中国黄海经济专属区。虽然进入中国黄海经济专属区的“乔治·华盛顿号”还没有向中国开炮，但是就其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来讲，此次“华盛顿号”进入中国黄海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当初日本“吉野”舰进入中国黄海。

　　

　　“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庞大身影，完全遮蔽了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的回旋空间，中国必须在内外矛盾爆发之前迅速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政治发展方式、转变制度发展方式以及转变整个社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重庆模式就是当今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探索。只是时间太紧迫，重庆又太小，对于有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许多重大战略突破根本无法探索，比如制止通货膨胀问题，实行反腐锄奸问题，特别是当前最为至关重要的夺取网络媒体主导权问题，都是重庆一个直辖市根本无力突破的问题。在信息时代，国家不掌握网络媒体主导权，比之在工业社会国家不掌握军队还要危险。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那句“在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可以说是最为惊天动地的一句话，重庆是共产党影响最强大的地方，连重庆市委、市政府、公安局都没有政治驾驭权，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弱势到了什么地步！王立军这句如同上访人员的弱势慨叹，再次证明了近些年来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媒体控制权已经完全不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不仅不在共产党手中，甚至已经完全不在中国手中。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网络媒体完全被外国势力和“汉奸”势力控制的唯一国家。美国正是看到中国网络媒体失控的悲惨状况，才于今年建立了拥有8万官兵的网络部队，分别成立了担任进攻和防御任务的两大网军司令部。如果中国继续听凭各大门户网站控制在外国势力和汉奸势力手中，中国亡党亡国就只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时间问题。

　　

　　所以，目前中国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夺取网络主导权，重新掌握政治驾驭权。而当今世界控制网络主导权大体有三种途径：

　　

　　一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模式，由国家强力机关和幕后的共济会团体对媒体进行强制管理，任何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受灭顶之灾。所以，在美国有人敢反对国家政策，却没有人敢反对国家利益。虽然美国模式十分有效，但是目前中国却难以效法，因为重庆只是一个直辖市，管辖范围十分有限，不可能控制其它地区的网络媒体，而国家受沉船派制约，又不可能夺取网络主导权，不仅不可能夺取网络主导权，甚至还在打着市场化旗号，继续扩大外国势力和汉奸势力对网络的控制范围。所以，美国模式这条道路走不通。

　　

　　二是俄罗斯的“纳什”组织模式，由俄罗斯青年组成规模庞大的爱国组织——纳什，奉行用“拳头保卫俄罗斯”的宗旨，对于散布卖国主义论调、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媒体和个人，直接动用拳头解决，在用拳头解决的同时，还发动整个社会舆论进行讨伐。国家对这种民间自发的惩办“汉奸”运动，既不公开支持也不公开制止。这种模式的优点，就是既能够对“汉奸”形成强大压力，又能够避免因国家直接干预而引来国际社会有关侵犯人权的指责。俄罗斯上千个政党无一卖国主义主张，上万家媒体无一卖国主义言论，就是“纳什”运动冲击的结果。只是俄罗斯模式仍然不适合当今中国，俄罗斯模式的前提是网络管理的控制权在国家手中，否则，青年爱国运动与“汉奸”网络媒体之间的矛盾，肯定会演变成为青年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三是毛泽东生前创建的必将成为21世纪历史主流的大众民主模式，成立公民管理委员会，直接接管各大门户网站，建立真正的民主管理制度。网络本来就是公共资源，必须由公众直接管理，这是信息时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内容和要求。况且，由于当今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全都控制在外国势力和资本手中，公众接管这些网络媒体，不会形成对国家机关和社会基本秩序的冲击，国家仍然处于仲裁者的主动地位，即便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只是网民与网络资本之间的矛盾，国家完全能够控制和解决。并且，处于公众和国家双重控制之下的网络媒体，无论是选择讨好公众还是讨好国家，都不会散布哪怕是丝毫卖国主义言论，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网络媒体走向卖国主义道路。现在的情况则完全相反，网络媒体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敢于藐视国家，在国家恶性力量的支持下又敢于藐视公众，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同时踩在外国势力和汉奸势力脚下。这是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周边国家越来越不把中国当回事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开进中国黄海而完全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美国所有对话战略，全都是建立在汉奸基础上，只要打掉汉奸这个基础，美国所有对华战略将不攻自破。

　　

　　只是这第三种模式的探索仍然是单独一个重庆直辖市无法突破的。可见，历史到了需要人民大众出场的时候了。如果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选择历史的政治能力，是重庆模式最重要的意义，那么，要求人民大众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则是重庆模式最迫切的历史呼唤。

　　中国共产党必须夺回政治驾驭权，中国人民必须夺回网络主导权，否则，“乔治·华盛顿”号向中国开炮，就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

　　——在上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宏良

　　

　　一，薄熙来“千日维新”所形成的重庆模式，可以说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目前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能够不约而同地聚焦重庆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政治现实。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为了实现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的政治目的，总是散布一种论调并且利用所控制的媒体把这种论调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舆论共识，这就是只有推翻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重庆模式的出现，则是用事实粉碎了这个政治论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驾驭历史转向的能力。九十年代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虽然共产党会犯错误，但是共产党同样有能力改正错误”，现在是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义。

　　

　　二，重庆模式的第二个重大意义，就是在实践上形成了一个历史转向的突破口。其实，从党的十七大到不久前召开的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理论转向，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取代经济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就是要取代以资为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取代优胜劣汰的丛林社会；从十七大放弃“反左”口号到五中全会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在理论上的转向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始终找不到一个实践上的突破口，所以理论的转变并没有带动实践的转变，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一直停滞不前，诸如民生、民主、民权和民族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相应解决，甚至许多方面还在不断恶化，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穷人和富人这两个方面都越来越不满意；穷人不满意的是，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富人不满意的是，手中权力的大小和口袋里钱财的多少不相适应。穷人和富人都想造反，只是穷人想造反是要找回真正的共产党，富人想造反是要打倒执政的共产党。这就是重庆老百姓用“共产党又回来了”这句话赞扬薄熙来的原因。

　　

　　中国理论转变不能带动实践转变的障碍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连街头卖烤白薯的都知道，就是四大势力——黑恶势力、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这四大反动势力，是阻碍实践转变的主要障碍。所以，重庆唱红打黑是跨出了具有突破作用的实践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就会有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诸如改善民生、反腐锄奸等重大措施，自然就会接踵而来，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起点决定方向，起点决定终点，只要沿着唱红这条道路走下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目标就必然是复兴社会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带有本质性的一个政治特点。回顾历史，兴亡更替、潮起潮落，无数政治集团和政党如同走马灯一样不断轮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要求，解决其内部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矛盾，因而必然被历史淘汰，退出社会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它统治集团和政党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和中华民族最积极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已经把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融为一体，大家听一下音乐歌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朝气蓬勃的理想追求，全都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奋斗中筛选、洗练、凝成的所有积极精神，统统将会随之消失。中国将会重新回到晚清末年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当中，任凭各国列强任意宰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不同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当今社会就会发现，仅仅因为共产党偏离了社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政治航线，中国就出现了妖魔鬼怪舞翩跹的极端黑暗状态，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当今中国就非变成血流千里的屠宰场不可。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唱红歌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意义，为什么唱红歌？就是一心想让共产党回头，而不是一心要把共产党赶走。老百姓心里很清楚，如果今天没有了共产党，老百姓将会更加倒霉，中华民族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四，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这个结论对于当今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不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同时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当今时代仍然是政党时代，政党是保证国家统一强大的内在力量，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就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对于国际环境十分险恶的当今中国来讲，能否保持统一和完整，能否具有崛起的强大力量，完全取决于能否具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只要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能够通过吐故纳新回复健康，回复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避免中国重蹈20世纪初分裂和动荡的历史覆辙，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

　　

　　这个结论并非是毛派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主观结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唱红歌自发得出的客观结论。当今中国唱红歌已经覆盖了全国县级以上所有城市，人民群众唱红歌是在唱什么？是在表达人民群众对当今丛林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是在表达人民群众对真善美的渴望和追求，是在表达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生活的怀恋和向往，是在表达对共产党重归“为人民服务”道路的呼唤和要求。人民群众为什么通过唱红歌而不是唱白歌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为什么既不唱当年国民党的歌曲，也不唱现在改革开放的歌曲，而单单只唱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那个时代的歌曲？这至少说明当今人民群众仍然相信共产党，仍然寄希望于共产党。相信共产党什么？相信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政治能力；寄希望于共产党什么？寄希望于对真善美的追求仍然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有些人总是说什么老百姓唱的是以前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共产党，这纯粹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废话。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老百姓还相信共产党，还寄希望于共产党，才会通过唱红歌的办法呼唤以往的共产党；呼唤以往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唤醒现在的共产党回归以往；这种呼唤本身就是对共产党的肯定。如果是相反，老百姓对现在的共产党已经没有了任何指望，就绝不会再呼唤共产党——无论是以往的共产党还是现在的共产党，就会如同对待当年的国民党一样对待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人民群众的选择比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经过毛泽东思想熏陶的、见证过前后两个30年对比的中国人民，完全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不同选择。

　　

　　五，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自我更新能力，完全是毛泽东建党路线发挥作用的结果，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也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留下的宝贵遗产。建国初期，毛泽东就与刘少奇等在建党问题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对于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质以及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代表的党内官僚集团有着截然相反的不同回答。刘少奇完全接受了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建党路线，提出了“修养论”和“驯服工具论”，认为可以通过个人修养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质，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绝对驯服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建立的军警维稳制度以及武警制度和保安制度，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则完全相反，认为只有把共产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只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人民群众“造反有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为此，毛泽东专门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砸烂公检法”，由人民大众向党内官僚集团开战，在政治文化层面把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直接融合在了一起，从整体上宏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自我更新机制。有了这个吐故纳新的政治机制，无论共产党内部成员会腐败掉多少，都能够通过人民群众的政治刷新，重新恢复党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健康。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才能更加看出毛泽东在建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面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伟大意义。才能更加感受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极其深刻的现实含义。苏联东欧巨变的第一枪是中国打响的，结果却是苏联东欧所有共产党都垮台了，唯独中国共产党始终屹立不倒。有人说中国是因为依靠军队，这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无稽之谈，道理很简单，苏联军队最为强大，苏联的克格勃更是天下无双，如果军队能起决定作用，苏联共产党最不应该垮台。中国共产党能够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只是希望共产党改良，而不是希望共产党垮台；中国人民不希望共产党垮台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看不到共产党垮台的好处，但是却能看到在共产党带领下打败剥削集团的革命成果，以及打败党内官僚集团和精英集团的文革成果，尽管现在这两大成果已经全都丢了，但是毕竟真真切切地曾经有过。所以，即使在当前政治腐败和社会腐烂双双达到前所未有的最严重情况下，中国人民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特别是寄托在毛派共产党人身上，并且选择用唱红歌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希望告诉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够带领他们实现第三次解放。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这个选择，才使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推翻共产党、分裂和肢解中国的战略始终没有成功。

　　

　　可见，当今中国共产党能够屹立不倒，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和平发展，完全是有赖于毛泽东建党路线的探索，有赖于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有赖于毛泽东创建的大众政治和大众民主的探索。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重庆模式就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回归毛泽东思想。回归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当今中国解决各种矛盾、战胜各种危机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要求，还是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这一社会历史转变的客观要求。所有这些历史重任，全都落在了当代共产党人身上，落在了毛派共产党人身上。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人民要求、接受人民监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基础上，沿着毛主席所开创的大众政治、大众经济和大众文化的方向坚持探索，就一定能够完成上述历史重任。完成上述历史重任，意味着中国将会在当今世界率先建成大众民主制度，率先实现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同时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又遭受到重大挫折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全面复兴的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世纪的确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是中国带领世界复兴社会主义的世纪。

　　

　　只是目前让人感到有些紧迫不安的，就是历史留给共产党的时间不多了，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也不多了。

　　

　　（注：当时的发言没有分一二三，现在的序列号是为阅读方便后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