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曾经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中获得过美好形象。但，那是过去。此后，大学充当了技术官僚的作用：它言明什么是重要的技术，什么是不重要的技术，其中包括社会改造技术。

但是，中国的大学并未因此获得更好的形象——它是支离破碎的，附庸风雅的和追随西方技术主义路线的。有的时候它是俄国的附庸，有的时候它是英美的附庸，毋庸置疑，中国的大学在科学主义的思潮中没有占据先机，也没有后来居上。

从1978年开始，迄今，中国大学的科研经费可能已经翻番数倍，但是，显然经费和人数的增加并没有让中国大学走到世界科学的前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大学的其他可能？也许校园现在应该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科学家的大学，一部分是艺术家的大学。大学应该建立一种系统，更高等级的系统诉求，在科学创新之外，还有另一种艺术性创新，这种力量，也能加入后冷战时代的国力竞争，它奠造一种“高级多元文化主义”。

我们的观点是：在一个技术官僚主义和政治官僚主义争胜的时代，一种文学艺术作为强烈个人主义意识的先驱可以在大学被建构出来，大学可以释放这种创造力，就如同克拉克·克尔所说的，“一种新的创意写作的范式被提升到解药一般的地位用来对付死记硬背和循规蹈矩的学习方式。^{”美国是这样做的，也因此，美国成了战后世界大国——冷战时期的美国不仅强调了科学，更强调了艺术创造力，因此美国今天成了世界上最具文化艺术活力的国家，成了第一文化大国。}

在美国，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纳博科夫这样的人得到尊重，他的英雄气质被看作是指向了一种民主化的作家气质，在这种自我气质里即使是最低水平的男女也可以在想象中开上帝的玩笑。

它不仅让我们重新想象现实中大学研究在文学精神上的高度性，传达出出现与科学研究相媲美的文学实践的可能性。

克拉克·克尔把他所接触到的创意作家与其他艺术家、科学家联系在一起：“另一个将要繁盛的领域将是创意艺术，它像丑小鸭或者仙履奇缘似的爱幻想。美国相比其他任何国家在今天都需要这种创造力，尤其在绘画、音乐、文学以及戏剧的活力上……在艺术方面相比于创造，大学总是更殷勤于编史和批评；现在它发现在创意写作上也将有收获。是的，科学研究的创新已经为大学带来声望。也许艺术创造力也会同样的为大学带来这些……尽管现在作出价值评判还为时尚早（相对于科技来说）。”

克拉克的观点让我相信，大学创意写作并非无用项目，而是当代新形式冷战的研究室。

                 葛红兵  翻译《<创意写作在美国>翻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