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寒的小说中，谁要是想和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谈谈，其结局往往也会变得不可思议。但尽管如此，年轻人的冲动和好奇依然会使这种飞蛾扑火的壮美一再上演。而事实上，在一个“蝴蝶效应”日益全球化、小趋势逐渐改变世界命运的年代，“不可思议”不仅是中国人的感叹，也使得处在经济衰退期间的美国人自怨自艾。在何帆教授翻译的《不可思议的年代》中，投资专家雷默描绘了从硅谷CEO、伊斯兰恐怖组织、传奇的情报头子、世界上最好的游戏设计师等等各种匪夷所思而又实实在在获得成功的商业与政治模式，让我们了解要如何面对无法预测的当代。

　　所以，想和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谈谈，没有问题，但要是想从中找到什么真理或答案，恐怕就会令你失望。早先看《阿甘正传》的时候，丹上尉在越战遭遇残疾后，天天酗酒闹事，而最后最好的结局也就是“与神讲和”。和这一代人相比，我们的年代还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群死群伤。而如果你希望有更好的结局，也就只能如同投资专家雷默一样，抛弃一切固有的观念，完全从数据出发，寻找新的生存和商业模式，雷默由此提出了“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

　　然而，“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值得世界学习的呢？我想来想去，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主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恐怕是世界不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毕竟，一种模式一旦成功，就会有无数人争先恐后的前去效仿，而利益受损方也会有应对之道——在学者得出研究成果后，这种模式也就快过时了。郎咸平教授在《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样难》中，历数了百姓生活与企业发展的困难，相对应的，在解决这些困难时，现有的原则和制度就会发生转变，利益分配机制和方式也会陆续调整。无论从计划还是市场的角度，都很难对企业、行业的发展做出预测——在中国，有的时候要有超前思维，有的时候也需要了解国情，谁都知道创新重要，但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各地千差万别的发展模式和水平，使得最终的结果往往要经过多方博弈，而且，还会因为人的因素进一步改变。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本周上榜，我想，这也说明“不可思议的年代”里，“谈谈”的技巧非常重要。“我不在乎说话之术，而在意说话之道。我的说话之道，就是把你放在心上。” 这是蔡康永的名言，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现代版，而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说，就是对话比对抗更有效。对他人日常生活习惯的尊重，可能很小，但却可能是在你和“不可思议的年代”之间最有效的沟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