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跟好友数人吃饭，席上我问方子郊：“看了你最近一篇文章，你里面有句话是‘吾乡吉安’，这是咋回事？你可是南昌人啊。”

方子郊说：“我现在在北京，家乡的概念当然要扩大一点，整个江西都是我的故乡。”

哦，原来如此，原来还是宏大叙事的思维在主宰着他。

曾经我也曾被这种宏大思维野蛮地统治着，从小学到高中，一写作文，不是要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就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也许写多了，内心麻木，早已笔底心中都没有波澜。但这其实只是蛰伏，一到真情流露的时候，这些宏大叙事的思维总会不由自主粉墨登场，整个人内分泌系统开始挥汗劳作，把自己刺激得热泪盈眶。虽然把眼泪一抹，还是到处吐痰，随处小便，自私自利，毫无公德，欺负弱小，谄媚强人，活得像个丛林里的动物，却并不妨碍他们适当时候随时变化表情，化身为一个口头上的巨人。

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类的奇观，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天生浑身充斥着文艺细胞的戏子，在实际上的丛林动物和表面上的道德巨人之间来回变幻。

现在，我认为我的家乡只有两处，它甚至不是南昌。南昌很大，多数地方跟我没有关系。我的家乡只有童年和少年时住过的绳金塔，和之后居住到二十几岁的青云谱城南。

只有它们才是承载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只从它们两处汲取维持我生命的一切，水、粮食、空气、语言、民俗等人文环境，它们培养了我的习性，我现在身上的一切特征，不管是好的和坏的，都和它们息息相关。在这之外的所有土地，那是其他人各自的故乡，和我其实没有本质的联系。

中国人也一向讲究乡土情结，但在中国一惯的大一统的思维下，这种乡土情结其实很难维持。在古代，皇帝一纸诏令，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扫地出门。即使没有诏令，专制政权导致的人为大饥荒，也会让你被迫背井离乡，去异乡呼号乞讨。一向号称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其实是最不能安土，最没有资格重迁的。

十四岁那年，一群流氓打着拆迁的名义，推倒了我们在绳金塔边住了十几年的老屋，我就这样第一次被迫离开了我的第一个故乡。

一个人连自己的出生成长地都保不住，还奢谈同省、祖国，这岂不是荒诞的事。

多年前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最关心的不是美国，而是自己的小镇，因为小镇实实在在是他们的。他们选自己的镇长、治安官，他们住的房子，祖祖辈辈可以一直住下去，没人来拆迁，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我认为，不懂得宏大叙事的美国人，才有资格谈祖国，可是偏偏他们谈得很少。而没资格谈祖国的人，却天天把祖国挂在嘴边。

当然，这不怪他们，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的。